功與過如何相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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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雅各教導我們,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雅一19)是真智慧。面對教會/信徒領袖犯錯,我們可以很快地指出他/她錯在哪裡,但同時又會有人提出他/她可能另有隱衷,甚至所作的(錯誤)決定也有神的旨意在其中,有正面的影響。各持相反觀點,最後是教會分裂,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

我們都知道、也深信世人都犯了罪,所有領袖都是不完美的。這是事實,卻不能合理化領袖的錯。領袖與信徒犯錯的分別,在於影響力大小之別,及其帶來的後果及印象。華人社會有「隱惡揚善」的習慣,此舉容易變成包庇犯錯者,而懲治過程不公開,教會也不能從中學習避免重蹈覆轍的功課。教會處理領袖犯錯還會考慮到「見證」問題,怕影響教外人對教會的觀感,這其實是否面子問題多於見證問題?

一個人的功過有時難以評論,就算是對歷史偉人或名人的評價,蓋棺也不一定能定論。創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戴德生(J. Hudson Taylor)無疑是歷來對中國教會最具影響力的宣教士之一,但若沒有郭士立(或譯郭實獵,Karl F. A. Gutzlaff),或許也不會有1853年來華的戴德生。然而郭氏的功過,可以作為我們今日的借鏡,看看該如何評價教會領袖在時代處境限制下所作的決定。本文先了解郭士立在華宣教史上的「功」,下一篇再討論他的「過」。

郭士立(1803-1851)是普魯士傳教士,除母語德語外,也通曉英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和馬來語;來華後除了學懂官話(國語)外,又會廣東話及閩南話。他原為信義宗的傳教士,後來離開荷蘭教會,轉而參與倫敦會在馬來西亞的工作。他於1831年正式來華,後以澳門為基地,接續馬禮遜的工作,參與修訂中文聖經。在晚清內地仍未開放給外國傳教士之時,他的足跡已遍及華東及天津到福建一帶。郭士立在香港開埠初期便以此地為宣教基地,透過他所成立的福漢會(The Chinese Union)在廣東一帶建立福音站,四、五年間信徒增加至接近二千人。

除了直接參與福音事工,郭氏還是政府公務員。他曾在英治的寧波擔任「知府」,參與起草〈南京條約〉,而在港期間亦曾擔任首任港督砵甸乍的中文秘書。他在1851年離世,被安葬在香港墳場,而中環的吉士笠街 (Gutzlaff Street)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

他當官的收入主要用來資助傳教事工,他可算是最早期的文字宣教士,出版了福音書籍及期刊,向華人介紹基督信仰之餘,也介紹西方文化。至於他的英語著作,則在英國與歐洲傳遞來華的宣教異象,吸引了像戴德生那樣的年輕人來華。

福漢會是早期推行本色化的差傳機構之一。他廣招華人同工,差他們到廣東省不同地區傳福音,福音因而得以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在廣東省生根。與福漢會同期出現的,還有在英國成立的中國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sation Society),戴德生就是在未完成醫學學位時便加入了這差會,於1853年出發前往上海。也許是受郭士立穿唐裝影響,戴德生也選擇以這種形象進入華人世界。

由此可見,郭士立是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的先驅,他勇於嘗試,大膽地開創了不少新事工,讓福音在這土地上生根。

只是,功與過就如一個錢幣的兩面,是否能相抵?

 

延伸閱讀: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北:商務,1998。

開荒‧傳承‧拓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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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七件事

 

傳承七件事 .001.jpeg◎呂慶雄

劉忠明博士和我曾在2012年針對香港教會的傳承問題進行了一個小規模研究,了解到教會傳承出現問題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沒有意識、沒有準備。過去六年,我們在不同場合談及這問題,總結這幾年參與教會領袖培訓的經驗,明白到解決傳承問題需要的是一整套方案,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即時良方」。
一整套方案代表著每個年齡層都有領袖培育意識,讓各事工部門都有接班人,最後不論執事或傳道同工都有接棒人。要整全面對傳承問題,至少要針對七方面的需要:
(1)計劃退休牧者:堂主任退休並不能以「到時至算」的心態來面對,這樣教會事工只會延續不了,個人生活也未能好好安排。對應方法是認識如何及早安排個人退休後的生活,及部署教會如何接納、支持新的堂主任。離任時要走得輕鬆,又能延續教會弟兄姊妹的情誼,並非不可能。
(2)教會事奉團隊:不論是從外來還是內部提升接班人,都須要重建同工團隊,而建立團隊最有效的方法,是認識個人獨特之處,欣賞及發揮彼此的不同。
(3)大專或初職的未來領袖:年輕的大專或初職信徒既是最易流失,也是教會未來的棟樑,培育之前先要留下他們。重點是提供他們參與事奉的機會,長輩要接納他們與自己的不同,不要太快以他們的言行作價值判斷。
(4)夾心大忙人:面對家庭、工作與教會活動拉扯的職青及中年信徒,不少在教會身兼多職,事奉與生活同樣吃力。透過全面認識個人呼召,尋找自己在不同場景的價值,重建個人生活的優先次序,從而活得更起勁、事奉更對焦。
(5)快將退休或已退休的「閒人」:他們絕對是教會的寶庫,因此近年有「金齡事工」的興起。透過協他們尋找與重整個人的豐富閱歷,引導他們成為教牧的得力助手,必能拓展教會的影響力。
(6)孤單的夢想家:不想只停留在談論教會的內聚、這城市的悲哀,便需要這些夢想家起來行動。他們期待教會為這城市發光,因此先要幫助他們認識神在這城市已開展的不同事工。原來有許多現有資源有助教會進入社區帶來改變。
(7)期待變革者:想到問題多多但不知從何入手?學習聚焦,重整事工的優次、重訂策略計劃,並學習如何落實執行變革大計。
我們不是說做到這七件事,教會必定能夠健康發展。事實上,不同教會處於不同光景,也擁有不同優勢,針對不同需要對症下藥,才能真正讓教會健康地發展下去。

本文同時刊登在《證主心》第240期(2018.8)

何來聖潔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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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以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浄,使教會成為聖潔,這是保羅對以弗所教會的提醒。同時他宣告在創世以前,神已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沒有瑕疵,滿有愛心。但現實是今天的教會並不完全聖潔,人也不是沒有瑕疵,教會歷史上在在顯明了這一切。雖然教會在世並不完全,但有甚麼方法可以減低問題出現?有何方法可使我們更聖潔?

過去我們都著重教導,相信多說一些便可讓人知罪,引為鑑誡,不會犯錯、犯罪。教導是有一定的作用,卻不能保證不會有事發生,更何況教導人的也有機會犯錯,所以我們在教導外還要有其他機制來提高警覺,預防事情發生。

適切的制度是必要的,制度可因宗派及文化傳統而不同。基於管治概念而設計組織架構中的權力分配,應是各種制度的共通點,限制權力是較易識別到錯誤的可行方法。管治就是向持分者問責,在企業中主要是股東、投資者、僱員、顧客、社會、政府等;在教會中便是向神、會眾、同工並社會大眾問責。其實沒有甚麼制度是完善的,制度並不能確保人不會犯錯。有些教會可能接納較多的民主監察,有些則信賴長老的屬靈經驗;不論採取哪種理念,在作出各種決定時,應有適當的機制來收集和考慮有關的資訊,例如法例要求、利益披露、他人經驗等,並且有檢視和審核的機制都是重要的。

不管是甚麼宗派,太集權於中央都有不良後果,少數人做重大決定是高風險的,過去教會歷史告訴我們高度集權的制度和太著重強人領導的體制都有一定的問題,賦權給前線可以減低風險,但要有足夠的支援和調控來平衡。

組織架構設計上可以防止個別人士控制決策,這是客觀的要求,但過程中,始終有人為的因素。有人倚老賣老,在會議上有較大聲音,以致其他人不敢反對,這也是問題,因此不能忽略領導方式和各人關係的影響。

制度如何完善始終也要回到個人層面,若人濫用制度和職權,又或故意鑚空隙,教會也難以覺察或防止。今天的好牧者不等於明天也是好牧者,因此領袖間互相守望是重要的,這也是信仰的核心。若大家的交往只在會議桌上,又如何可以守望呢?故此門徒培育不是只給予初信者的,教牧長執更須要互相支援、互相鼓勵同作門徒。若未能在天國路上同行,而只是在事工合作,那是甚麼肢體的關係?試想想,甚麼時候你教會的牧師長執可在會議和聚會之外有交通、分享?作為領導的你,又有與其他人同行嗎?

有些時候好人也可以做壞事。有些問題的出現不是人故意的,只是用錯方法,這當然可以補救,只要大家都放下自我,願意聆聽便可減免錯誤。然而有時是因為個人私慾而出亂子,可能是控制不了自己,真的有瑕疵,這更需要有同行者,以至事情未到嚴重程度,同行者有機會以愛心規勸和一同面對,這便較容易處理。

領袖也會犯錯,但這信仰群體有責任,也有能力去減少錯誤,把錯誤的影響儘量減少。猶大吩咐信徒在至聖的信仰上建立自己,在聖靈裡禱告,要保守自己在神的愛中,期待我們主耶穌的憐憫,進入永生!(猶20-21,新漢語)這也是我們對教會領袖的祈願!

領導出了問題,怎辦?

 

question-mark-2901648_1920.png◎劉忠明

教會會出亂子,領袖也不是聖人,所以教會中人有問題並不叫人意外。關鍵是如何處理,甚至回到最基本,該怎樣預防。

教會發生的問題,當然有程度和性質上的差異。個人犯的錯誤,可以關乎錢財、道德、決策錯誤等;有些牽涉法律,有些只是處事不太明智。這些錯誤也可能是集體犯的,如串謀欺騙、隠瞞事實等。

在此也要弄清楚幾件事情,錯誤不一定是犯罪,也不一定是犯法。例如執事會討論採購時,某人忘記了申報利益,這是錯誤,卻未必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除非是故意隱瞞欺騙,令教會有損失,那麼便是犯法,在信仰上亦犯了欺哄的罪。又例如在招聘或解僱員工的過程中,有違反平等機會及勞工法例之嫌,這是錯誤和犯了法,卻不一定是不公不義甚或犯罪。無論如何,教會領導層要承擔錯誤決策的責任!

家醜不可外揚的心態在上一代人中根深蒂固,所以若發生了甚麼事情,都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手法來處理。這種處事方法有可取之處,卻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這樣處理。舉例說,若一位弟兄在團契活動中斂財,用了數十元公款來買一些物品,留下了部分自用,不論是故意還是無心之失,大概都可用愛心挽回這原則,警告及勸誡這人。但若是牧師、傳道或長執犯了此等錯誤,因著他們是領袖,也許要用不同方法處理。若銀碼不大,教會可依既定政策來執行紀律,但同樣要以挽回的心態來處理。假若銀碼巨大,又或有弟兄姊妹受到傷害,則由執法機關來處理可能更為妥當。無論如何,若是觸犯了法律,教會不能不考慮將事情交由執法機關處理,至於教會內部如何處理,則是另一回事。

那麼,界線在哪裡劃分呢?相信這不容易訂下來,不能說過了多少數額便報警等等。保羅雖然提醒哥林多教會不要在不義的人面前訴訟,但他是指隨意欺壓別人的控訴,不一定是關乎公義和道德的事情,他也沒有否定法律程序,否則也不會上訴到羅馬。所以教會或弟兄姊妹永遠有依循法律途徑去爭取公平判決的權利,問題是甚麼是恰當的時候和必要的手段。有權利不一定要行使,有時候以愛心來挽回有悔意的弟兄也許比控告弟兄更為公義。

今天教會出現甚麼問題?其中一樣是不願面對事實,找藉口來替領袖或犯錯的人開脫責任,結果令受害者更痛苦、公義不能伸張,這可能比原先的錯誤更不公義。而在過程中,被指控的和受害的一定各有人支持,有些是明白事理的,有些則只是感情上的支援,若領袖未能有智慧地處理這種分歧,只是吩咐大家不要討論,以愛心包容等等,對解決問題毫無幫助。

所以當教會真的發生問題,特別是領袖犯了錯誤,教會便要無懼地面對,於合乎法理情下積極處理,不能避而不談,也不能單單報警了事。教會有責任維持正義,亦有使命去使人離開罪惡,回到神的愛中,總不能礙於面子而不去深究,草草了事!

誰說微不足道?

 

關元昌夫婦.001.jpeg◎呂慶雄

在教會的領袖訓練課程中,不時聽到參加者表示自己既沒有甚麼學歷,又沒有能力,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信徒。教會有事奉或領袖訓練,自然想多請幾位忠心事奉的弟兄姊妹參與,只是,當他們聽到是裝備教會領袖的課堂,便立時強調自己不是領袖或領袖的材料。

在〈時代的拓荒者〉一文中曾提到,上帝經常選用人眼中的小人物來改變歷史。文章所指的是1894年香港發生鼠疫前後,香港的西醫發展與差會的關係。那時期的香港歷史,我們會留心來華的宣教士,也會著意孫中山如何信主,但哪個華人信徒在歷史中曾發揮巨大影響力卻鮮為人知。

在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的副堂中,你會看到一對夫婦的畫像,他們是關元昌長老(1832-1912)及其夫人黎亞妹(1840-1902)。關元昌是信二代,父親關日,據說可能是首位華人牧者梁發早期施浸的其中一位信徒。按劉粵聲主編的《香港基督教會史》(1941年出版)所載,關氏早年在醫院工作,後因教會(倫敦傳道會)開設印刷廠,他便重新學習做印刷工人。及後由於收入不多,於是跟隨傳教士作牙醫學徒,成為第一位華人牙醫。

至於夫人黎氏,被李志剛牧師(筆名浩然)稱為華人的南丁格爾(見〈香港首位南丁格爾—關元昌師奶黎氏〉)。她是高露雲(又稱高樂爾、高三桂,Caldwell)律師的養女。這位律師和他的夫人有從事地產買賣,是熱心信徒。道濟會堂與雅麗氏利濟醫院的所在地便是這對夫婦以半價賣給教會所興建的。

我想強調的,是這對律師夫婦。教會歷史本來就沒有留下他們的名字,他們只是平信徒,像我們許多弟兄姊妹一樣,認為自己沒甚麼才能,並不是領袖,在教會做些簡單的事奉已是「竭盡所能」了。高氏夫婦做了兩件事:平價把地皮賣給教會,以及收養孤女黎亞妹,給她供書教學,她能操流利的中英文,於英華女校畢業後更成為該校的老師。後來她與關元昌結婚,二人在教會熱心事奉,黎氏看到雅麗氏醫院的病人沒有人照顧,也不理會當時沒有女士照顧男病人的不成文規矩,挺身成為第一位女護士。及後這醫院也成為第一間訓練護士的醫院。

據說,黎氏也是孫中山的老師,夫婦二人視孫中山為親子一樣,對他非常照顧。孫先生稱他們為誼父誼母,即今日的「契爺契媽」。這對關氏夫婦是華人的第一批信二代,第一位牙醫、第一位護士,也是第一間華人自理的教會長老。他們的父母輩,做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工作,就是影響他們下一代,忠於所信。

事實上,每個人其實都很微小,但在神的眼中,沒有一個人是微不足道的。在生活中忠於所信,其影響力可能會遠超你的想像。
開荒・傳承・拓展(二)

時代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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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不少人明明坐在領導崗位或已有實際領導經驗,卻不承認自己是領袖。除了真謙卑外,也許是對領袖有極高的期望,害怕自己未能滿足這期望而不願被稱為領袖。

我寫過幾篇關於歷史人物的短文(〈小人物與大歷史〉),講的是宗教改革時期的人物如何承先啟後改變歷史。小人物是成就神心意的重要元素,領袖訓練不是製造英雄,我們不要只製造英雄而忽略無名的貢獻者。許多關於領導的著作以「偉人理論」(Great Man Theory)為基調,期望讀者能向那些大人物學習,成為改變時代的領袖。

不過,我更相信啟動時代變革齒輪的,是沒有甚麼知名度的小人物。改變時代的拓荒者,很多時是由一些忠心小民開始的。

回看香港歷史,不少帶來重要改變的關鍵時刻,並不是來自人所共知的大人物作的大決定,而是一些在自己崗位上忠於所託的小人物,他們的名字該被記念。其中一例是1894年發生的鼠疫。

2003年「沙士」一樣,當年鼠疫的源頭是中國大陸,由於香港當時已是重要的港口,因此直到二十世紀初仍經常有鼠疫發生,並影響世界各地有聯繫的城市。官方數字顯示,1894年發生的鼠疫有二千多人死亡,但民間估計實際數字應該更多,而當時香港人口只有二十多萬,有多達三分一人口離港避疫。當時的重災區是華人聚居地太平山街地區,當時政府要逐家逐戶訪尋病者及死者,最後甚至要清拆太平山街所有房屋。日後用「洗太平地」來形容警察掃蕩黃賭毒,便是來自這歷史事件。

今日港島的卜公花園就是當年的太平山街地區,園內豎立了記念這次鼠疫的紀念碑。同時也因這次鼠疫,香港成立了細菌學院,即現時位處卜公花園旁的香港醫學博物館。

回看這段歷史,有甚麼小人物?他們作出了甚麼貢獻?

在今日卜公花園步行五分鐘的距離,就是當年的那打素醫院、道濟會堂(教會)、香港西醫書院的所在地。看看鼠疫前後在該處跟醫療相關的事件:

1881 那打素診所在倫敦傳道會太平山區的禮拜堂開始運作

1887 何福堂牧師之子何啟,以夫人名字命名的雅麗氏醫院啟用,同年開辦了香港西醫書院(日後併入港大醫學院)

1891 那打素診所擴建成那打素醫院,並開設護士訓練課程

1894年鼠疫爆發

當年鼠疫爆發到完結約五個月時間,期間改變了甚麼?華人由抗拒到接受西醫,東華醫院也從此引入西醫治療。華人婦女從不看西醫,但自此不但西醫開始普及,還有華人女護士,甚至日後的助產士訓練相繼出現。

香港的醫療系統與傳教工作關係非常密切。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半世紀後,華人與西人仍保持相當的距離,彼此不相往還。惟有傳教士敢於突破,進入華人圈子提供服務,而福音與服務是雙線並行。如那打素診所在教會開始,而雅麗氏醫院就在道濟會堂旁邊。當年孫中山在西醫書院就讀時,就在道濟會堂聚會。同時,第一位華人女護士關黎式女士是傳教士養女。在港開始訓練護士的史提芬夫人(Mrs. H. Stevens)是來自倫敦傳道會傳教士。

這些人物如何改變香港歷史?英國人於1841年登陸香港,1842年便有傳教士來港,他們勇於面對新環境。英國人不與本地人接觸,惟有傳教士深入社區與本地人接觸。而醫療與醫護的發展,傳教士更是功不可沒。

在每個時代,神都興起祂的拓荒者,今日的拓荒者可能是你。

開荒‧傳承‧拓展(一)

主要參考資料:姜鍾赫,〈鼠疫與香港殖民醫學下的華人女性病患(1841-1900)〉,《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6期(201512月)。

領袖的同行者

trekking-299000_1920.jpg◎劉忠明

做領袖的,要尊重每一位同工和會友的聲音,然而做會眾的,怎樣才可敬重做領袖的?我們很容易地問,這個人值得我敬重嗎?似乎今天我們都相信「敬重是賺回來的」這句話,值得敬重和跟隨的才去順服,若然有一位大家都可以心悅誠服的領袖,這便不是問題。現實上,大概不會有很多有這種資格的領袖,既然大多數的人都不是,為什麼我們仍然對我們的領袖有此期望?所以問題是如何在對領袖帶領的期盼和接納他們的軟弱中尋找平衡!也許我們已經忘記了怎樣做跟隨者,或更貼切的說,怎樣去做同行者!

對帶領者有所期望是必然的,對別人死了心才沒有期望。所期望的,一般而言較重要的都是這個人的理念、待人處事的原則,與及這人的品格操守等,至於其他方面,則較少留意。在教會內,領袖的事奉心志和異象是會眾期待的,會眾希望領袖們能帶領他們在信仰上可走前一步,在屬靈經歷上可更深一點。除此之外,這些領袖如何管理教會的財務、人事,以及產業都是有一定的盼望,在公平、公義之餘亦要是忠心的管家。但我們很難找到能夠符合每項優秀特質的領䄂啊!而且好的領袖特質亦有可能不是單靠個人可以發揮出來,往往需要在團隊中才可表現出來,亦需要其他人的接納才能成為優秀的領袖!

很多時候每一位領袖在其崗位總有不足的地方:有感召力的可能在管理領導上較弱;有管理恩賜的可能在勸慰支援上未能令人滿意;有理想有異象的也許在人際關係上強差人意。因此,我們不能期望有全能的領袖,而需要接納每一個人都有一些短處。慶幸的是,一般在團隊中各人都可以互相補足,因此堂會才可以建立。這種情況不單是發生在領䄂中,在我們周圍的弟兄姊妹也是如此,世上沒有完人,只是我們只知道,但卻未能全然接受。大家需要的是願意和軟弱者同行的人!

做領袖的,亦要開放自己,接納自己不足,也需要別人來扶持。假若堂會的發展理念不是單單一個領袖自己想出來的,而是和眾人共同建立起來的夢想,那境況就不是完全不一樣嗎?既然是一同協作出來的,大家難度不會支持,不希望齊心努力達到這期望嗎?所以不是只有非常有權威和德高望重的人才可令人敬重,一位願意謙卑和眾人分享權力的亦是值得敬重的領袖,甚至在推動異象時更能得到眾人的支持。

這便是能和別人同行的領袖!當明白團隊才是成功的關鍵時,心態上自然會看別人是自己的盟友,是同路人。那麼在人際關係、與人溝通和信任上都能放下一點自傲,謙卑下來,便能經歷少即是多,退即是前的道理!在大家都是同行者時,領袖們便明白不是一個人在帶領,而是成為肢體的合作夥伴。而當會眾也是這樣想時,堂會𥚃便有很多同行者、很多夥伴,不再有管理層和下屬跟隨者的籓籬。

道理上這不是艱澀難懂,只是行不出來!要能互相信任,互相支援,基礎是能互相順服!保羅忠告各信徒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弗5:21),才能開始講丈夫妻子、父母兒女、主人僕人等關係。因此堂會內各領䄂要互相成為同行者時,仍然是要回到敬畏基督這基礎,敬重和接納別人的動力是來自於對基督的敬畏,不是因為別人的可愛!

沒有了犧牲,便沒有貢獻!但這個犧牲,只是放下自己過大和不應有的自信,這原本就不應該存在的。只是身為領袖,總要有點表現自我的權慾,未能時常看通對別人的影響不是來自這崗位上的權力,而是你的內心本質!當大家都願意放下,願意成為別人的同行者,也願意別人和自己同行,這才是可敬重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