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終人未散:大會後延續的世代議題

第十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曲終人未散,時代論壇以〈50年華福大會變革成功?〉為題,綜合報導了各主題討論及值得關注的人和事。作為參與者,讀到標題中的「變革」,很自然地理解為世代交替而產生的改變機會。

世代議題主要涵蓋不同世代(generations)之間的相處與協作問題。在華人教會中,這是年齡與價值觀之爭,還是權力轉移的問題?在堂會運作上,相關議題還包括敬拜形式與詩歌內容、堂會管治組織架構、人事接班、管理與領導文化及青少年流失等。機構組織也類似,接班問題以外還有管理模式,甚至是否需要停運等問題。

老化與斷層

教會老化、事奉人員出現斷層是表面現象。若處理世代問題只是停留在這現象,以為是針對教會問題,恐怕是斷錯症。老化是因為與時代脫節,因為過去缺乏跨代溝通的能力,及視「趕客」的堂會文化為不能動搖的傳統。新一代漸漸遠去,斷層是必然發生的結果。就好像在華福會香港區地區交流會開場時,大會傳紙仔要出席者填寫聯絡方法一樣,以十年前的方式來鼓勵彼此結連,不要說Z世代(約1997-2012出生的一代),連快要步入青老的X世代(約1965-1980出生的一代)也接受不了。若以這心態與思維帶領教會,老化與斷層問題是沒法逆轉的。

要知道,這不是年紀而是思維習慣的問題。華福會議期間發生離場事件(詳情可看梁國全弟兄的分享),離場的不只是年輕人,還包括所有年齡層、不同世代的同道。老化不在於年齡,而是心態。若自覺成熟,擁有社會地位,經常把自己的資歷與經驗掛在口邊說教,經常以「舊時……」強調過去怎樣做如何成功,其實代表了心態上不再年輕,拒絕成長與接受新事物,難以與年輕人溝通是必然結果。

兩代鴻溝

聆聽別人,特別是與我們不同的「他者」,從來都不容易。雖說聆聽與溝通,但對不少新一代來說,上一代只是扮聆聽,目的是要說服新一代跟隨他們的宗教生活形態,包括返教會的習慣、事奉的模式,以那一代的屬靈標準成為永恆真理。容我再次強調,不是年齡而是心態決定了我們屬哪一代。

台灣牧二代柳子駿牧師的著作《你吃的鹽跟我吃的飯不一樣》提到,教會需要更多「x-man」,即願意成為兩代溝通的橋樑,甚至促成雙方和好的人。我認識不止一位香港牧者,身為堂主任能為年輕一代打破世代隔閡,成為兩代溝通的橋樑,並為新一代、新事工開拓空間,結果教會40歲以下的人口佔了多數。然而,不少教會仍缺乏年輕人,原因在於沒有人願意成為兩代之間的橋樑?長輩們不願放手/放權?不懂、不了解新一代,還是沒有認真聆聽?

只看問題的老態

看人和事的角度也反映我們的心態是否已經衰老。隨年漸長,朋友間的話題多變成懷舊故事,也談到血壓與血糖等健康問題。然而,年輕人的話題不管是吃喝玩樂還是未來夢想,多是關於將來的可能性。教會也一樣,若只談問題不看發展,便是只有過去而沒有未來,因此也不可能找到問題的出路。我不是說關注問題不重要,但問對問題才有機會解決問題。可惜,多年來教會都圍繞類似的問題,卻又沒有改善,這究竟有否問對問題? 

傳承問題便是一例。困擾香港教會甚至機構多年的缺乏接班人問題,當然有許多成因。不少領導崗位找不到接班人,即或有人願意嘗試,但「櫈未坐暖」便已離席。這樣找人繼任已證明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除了「缺乏合適的接班人」這原因外,還有大家不願面對作為社會組織,堂會也有萎縮的一天,創立初期滿有異象使命與事工果效的機構,也有跟時代脫節的一天,因此才沒有新一代願意加入。若能勇敢地校正焦點,正視堂會、機構的存在對今日社會以至神的國度有甚麼意義,甚至放手讓下一代開拓,而不是單單尋求組織延續下去,也許會有新的開始。

領導文化 

我們不能無視現實存在的困難,但要處理的是問題的根源。今日華人教會眾多問題的一個根源是文化。我在華福會議回來後寫的第一篇文章〈新世代領導〉,末段提到華福總幹事接班人問題,及後不止一人跟我澄清這崗位只能續任一次,十年一定要交棒。自問因為欣賞董家驊牧師,故希望他可以留任,十年時間應該未能徹底改變全球華福的文化,若他能續任實在是華人教會之福。原來我也有這種希望好領袖永遠留任的傾向,這就是把領袖「偶像」化的心態。

不少堂會的執事與長老、一些機構的董事與顧問及華福的各區委會,任期都是無期限的,即是有上任、無落任的機制。沒有任期卻有決策大權或左右決策的影響力,是極為不健康的。教會內的長輩可能只想延續舊有思維與文化,容不下變革的空間。後輩又可能覺得需要長輩坐鎮,教會才會穩定,所以就算想他們退下來,基於華人文化的無形約制也不好意思開口,一切還需靠長輩們自覺。當然,長輩們是否安心放手又是另一個問題。

我留意到台灣及馬來西亞一些教會,在文化上雖然較為父權,長輩退出行政決策崗位後仍在同工隊伍中,但他們卻願意放手給新一代領袖進行變革。同時,我也看到年輕人留在堂會體制內,不但沒有把原有制度推倒重來,反而帶來一些新氣象。由此可見,安心放手不是不可能的。

由較年輕的領袖來帶領這全球性的福音運動是必要的,翻查資料,「華福」的第一及第二任總幹事分別為王永信與陳喜謙兩位牧師,上任之時年齡都是剛過五十。到下一位年輕的總幹事(第七任)出現,已是現任的董牧師,上任時還未到五十歲。信任較年輕的領袖不是掛在口頭的理論,而是安全感問題。

改變的行動

過去不少人提出的彼此聆聽、接納多元聲音、賦權與賦能給新一代等建議,若不再停留在議論層面,而是由自己開始認真試行,未來或許有機會帶來改變。改變文化非一朝一夕能達到,需由「小動作」開始,由規模小、影響小的環節開始,有了果效再進一步擴大推動改變,便有機會成功。

然而,這一屆華福會議,及之後在菲律賓舉行的亞洲青年宣教大會(Arise Asia)出現的問題似乎都跟世代有關,世代議題已是無可避免的領導課題。這段時間再討論與青年人建立參與及溝通平台等問題,其實已不是重點。經此一役,不少人已對這類「平台」抱有懷疑態度。回首前輩們過去可以建立各類型的事工平台,今日我們也有理由相信由新一代建設的事工空間,同樣會被神使用,在新時代帶動基督教群體繼續前行。

前輩們擁有不少寶貴的屬靈經歷,有意留給下一代是好的,若選對方法與他們同行,實在是教會之福。願意接受只有足跡而沒有自己聲音的新環境,是前輩們另一種捨己的典範。

新世代領導:第十屆華福有感

上一次以參加者身分出席華福會是二十年前,在澳門。曾幾何時,我是這類國際事工/宣教會議的常客(但較少參與華人會議),那是擴闊視野、交流學習的機會,見證神在世界各地的工作。自2010年出席南非開普敦的洛桑會議後,我已少有出席各類大型會議,而洛桑會議至今仍是我印象最深的宣教會議。

兩年前我沒有參與在首爾舉行的洛桑會議,為的是響應大會的呼召:把配額留給較年輕的同工。記得年輕時有人給我成長的機會,所以我也很想把機會留給有心志的年輕弟兄姊妹。

跟很多人一樣,今年再參加華福會是因為董家驊牧師。以下是對今次會議的粗淺觀察,或可視之為新世代的領導特色?

促進彼此溝通的設計

會議的目的不在於教誨,而在於引發更多思考與深入探討,促成互動溝通,彼此學習。是次大會安排圓桌分組,組員來自不同背景、年紀,沒有組長,用意明顯,就是學習聆聽不同人的聲音。不論你的資歷、身分,所有人都一視同仁。坐在會場最後面的,有機會成為最前排,這是董牧上場後的一貫安排,若是以前那種排排坐聽「偉人」講理論的安排,我一定不來。

不但每個環節都設有個人反思,就連上午的主題也安排了小組討論。個人認為若能減少一些講員,讓台下多些互動更好。大會留給與會者不少空間彼此結連,I人肯定會心力耗盡,因此要自我調節個人與群眾時間。這裡有太多值得彼此認識的人,結果我較預期更少「逃離現場」。

資訊在於啟發

董牧早已定調,聚會不在於資訊與知識,今時今日確實不需要花時間與資源去「攞料」,抄錄講員的四、五、六點做筆記。有所啟發便停在哪裡思考。我也做筆記,但不是記錄講員講了些甚麼,而是對自己有何啟發。在不同場合的分享,我也發現到同路人或衝擊我的另類思維。相信是聖靈在與會者中的工作,很多很好的講員都努力這樣做。第一個晚上我也禁不住感動落淚。同組認識我十多年的朋友應該未見過如此感性的我。我是被感動、啟發、激勵。

原則與彈性

過千人參與的大型國際會議,要維持秩序,有些原則不能妥協;但一些聚會安排、相關的配套,如各類主題,交通、用膳、郊遊等等,則有可調整的空間。特別欣賞大會容許預先報了名參加的小組,在現場可以改動。原則是在已報名人士入組後,若仍有坐位就可讓現場想轉組的人加入。期間也有年輕人徵詢董牧後自組青年領袖交流小組,大會特別安排場地給他們及在大會報告,結果成就了二百位35歲以下的參加者的「小組」。這些是合理的彈性,但坦白說,對現場管理者會形成一定的壓力。大會期間,也有個別單位在未經批准下派發自己的刊物,這不單是違規,若是自恃為屬靈前輩,在後輩眼中更像無賴的行為。

態度反映高度

領袖會影響跟隨者,透過前線服侍的同工或義工,大概可看到帶領者的素質。這次大會的義工態度一流,讓人感覺自己是上賓,被尊重。像這類型的大會,流程不暢順是很常見的,但這次看到主辦單位關心到每一個細節。第一天在大會註冊前我約了早到的同工在市區午餐,我無法註冊當地的網約車程式Maxim,義工主動提出用自已帳號幫忙,最後我能順利到達目的地。這種不需求助的幫忙實在暖心。最後一天,董牧師除了謝謝義工外,還說:「為你開門的,可是本地教會的牧師啊!」我們講了那麼多僕人領導,這裡的同工給我們示範了服侍的高度!

有活力的教會

這兩年多了機會接觸台灣及馬來西亞的教會,主要是來自董牧師的網絡,看到年青信徒領袖與教牧投入其中,且有不少創新事工。我觀察到不少教會仍是很「家長」的,只是那些「家長」放心,願意放手、放權給年輕人去承擔這一代人的使命。因此,這些年輕領袖在堂會也很活躍。反觀香港的青年人,在堂會活躍的不多,在堂會以外的事工卻很精彩,是否香港的長輩們做多還是做少了甚麼?

有人說這次華福會「台灣味」很重,這是理所當然的;我也聽到說還是香港熟悉的講員,也許是吧,看你從哪個角度出發。最重要是看到神在這些地區的工作,帶給我們甚麼啟發,別看錯重點。

燃點希望

以前這類大會,會以講員及信息掛帥,今時今日人與人的網絡才是重點。現在大家見面、互相問候之後,通常會說:不如一齊拍照/打張咭先……這是時代的社交特色!

就是這種個人接觸,讓大家認識到其他地區教會的不同發展,也看到很多可能性。我和上年紀的朋友談話,多分享過去的故事,關於今日的話題不少是身體這樣那樣的毛病,但年輕人討論的卻是未來各種可能性!這星期接觸不少擁有年輕心態的領袖,話題多在未來的可能性。這些接觸,讓我看到希望。

對我個人來說,這次最有意義的接觸,是重遇當年我在「證主」的第一個主管。她是來自新加坡的同工,1997年離職進修神學,後來回老家牧會,在長老會大會辦公室服侍至退休。她令我明白跨文化事工的原則與方法,不是教學,而是邊做邊講解背後的原則,即是師徒模式(mentoring)。離職前,她推薦我這個還未到30歲的年青人接棒,這一推薦,改變了我的一生。因為這經歷,今日我很樂意推薦人承擔合適的事奉崗位。傳承是今日堂會、機構的大問題,推薦合宜的人選能為事奉者、事工燃點希望。

一點思考

大會結束前,宣布了董牧師的第二任期及下屆會議日期與地點,我當然很高興、很想再來。同時,也在思考傳承問題。我們會期望好的領袖一直延續帶領,過去的「偉人世紀」就是如此建造的,好領袖退休後會成為董事或顧問。我們想不想董牧師成為下一個「偉人」?五年又五年?若是明白自己的身分與使命的領袖,一上任便會考慮與計劃如何預備接任人。能否改變追求偉人的「造星」文化,還看今天。

如此,新世代若是指董牧師和他的團隊,部份領導特色便是更強及多元的溝通方式,強調信息帶來的啟發,重視原則之餘也不失彈性。從義工(跟隨者)的表現也看到除了事工目標外,也看到更多的人情味。

也許,華福在這由代表老派保守轉而變得擁有活力回應時代需要的過程中,部份決策需要兼顧各方需要,甚至妥協是無可厚非的。這次會議算是相當成功,地上沒有完美的聚會,華福會有瑕疵很正常,況且大會已檢討和跟進,不談了。

教會流失下一代是一個甚麼問題?

◎呂慶雄

究竟香港教會的青少年流失是甚麼原因?這裡借題發揮,分享教會領䄂如何理解下一代的問題。

從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五年一次的「教會普查」報告得知,在牧者眼中,青少年流失的第一個原因是「學業壓力」(54.6%)。第二個原因是堂會「未能回應青少年需要」(47.6%),與學業壓力差不多。跟2019年的調查結果相比,排第一的都是「學業壓力」,其餘三個原因在位置與百分比上有些差異。

我猜回應者不一定是負責青少年事工的牧者,若全由他們填寫,結果可能不同。若全由仍留在教會的青少年代表回答,也許會得出更「另類」的原因。而問那些已經停止聚會的青少年為何不返教會,可能的回應是:「唔想」、「無原因」、「好悶」、「無朋友」……或者他們根本不想跟你討論。這裡只是很一般的假設,並不針對「教會普查」的方法與結果。青少年是堂會多年來不易處理的群體,我們該如何理解他們的需要?

最近一口氣看完了Netflix的《混沌少年時》(Adolescence),同時又在閱讀海特(Jonathan Haidt)的新作《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本來還在沉澱關於社交媒體對青少年影響的描述與分析,看到「教會普查」的報告即時反應是:若我們只從成年人及堂會的角度看青少年,可能難以對症下藥。

《混沌少年時》講述一名13歲少年Jamie因涉嫌殺害女同學Katie被捕,四集的內容提出許多引發思考的論題,如何理解成長於社交媒體下的一代成為我的焦點。其中,第二集講述負責此案的探長進入學校,嘗試透過其他學生了解Jamie與Katie的相處點滴及尋找凶器。鏡頭展示了學校的混亂、老師的不專業、學生的暴躁。探長的兒子Adam也是這間學校的學生,最後不忍父親像「盲頭烏蠅」那樣處處踫壁,於是向父親解釋如何從Jamie與Katie在IG的對話看到他們的互動。最叫人驚訝的是,青少年使用的情緒符號原來有多重意義,成人連想也沒有想過,彷彿是另一種語言。對作為警察的父親來說,需要重新理解這案的假設和發現。

第三集是Jamie與輔導員的對話,甚至可說是角力。我們看到這位少年人的不簡單。在對話中互有攻守,反映Jamie不想被成年人操控,甚至不想被了解。《混沌少年時》及海特的研究,都提醒我們不能單以大人的眼光看青少年。放回堂會流失年青人的場景,還有很多我們可能沒有想過的範疇,但因篇幅關係,這裡抛磚引玉,帶出三個值得我們深思的話題:

在社交媒體下成長的青少年人擁有自己的語言甚至價值觀系統,沒有接觸過的成年人可以完全不明白,錯誤理解、錯誤解讀而不自知。面對成年人的不理解但又自以為明白,青少年可能的反應是:反感、抗拒、憤怒!這可會是他們不告訴你不返教會的原因?

一個行為背後可能涉及多重文化與價值觀差異。我聽過不少堂會多年來不斷努力推動青少年人的事工,卻事倍功半。同一方法,過去若不成功,未來又怎可能成功?這類堂會的領袖也許需要謙卑下來,承認自己對青少年認識不足,不適宜勉強推動青少年事工。反而可考慮與一些較有經驗的同工、事工機構多合作、交流,在堂會內外發展讓青少年覺得「自在」的文化空間。

從事工機會的角度看,影片也觸及性別議題及欺凌等校園問題,每個問題背後都不是單一原因可以解釋的。例如一般人多著眼校園欺凌的嚴重程度,卻沒有針對深層原因(執筆之際,網上正流傳香港某傳統名校的欺凌片段,發布者表示是針對校方沒有正視長期的欺凌問題!)。沒有處理深層原因,只禁止或譴責欺凌行為,於事無補。若了解到青少年面對的問題,校方或許資源不足,但教會其實尚有很多未被發掘的人才,在聆聽、同行、輔導等角色上,是否可以填補缺口,特別是那些有校園事工的教會?如此,是否更能針對性地連繫青少年的真正需要與教會事工。

前文提過海特的《失控的焦慮世代》,書中大量研究討論在社交媒體餵養大的Z世代(又被稱為zoomers、數位原生代)為何相對地更多焦慮。社交媒體鼓勵對人作出尖酸批評、排斥異類聲音以建立同溫層、把自我形象建立在流量上等等。但研究發現,帶著正面信息、鼓勵自我反思及對大自然的敬畏等的宗教活動,正正是針對焦慮世代的良藥。作者沒有說教會可做甚麼,但教會可善用已有的文化特質,針對這一代的需要來填補缺口。

回到「教會普查」報告重複揭示的問題,我最大的感觸不是數字的升降,而是當中指出的問題都不是新的,有些甚至已提出多年仍沒有改變。問題是在於難題之大無法改變?還是多年來仍找不到良方?如何理解下一代流失的問題是一個例子,告訴我們單憑自己視覺去看世界,看錯的機會是大的。成年人對青少年世界的認識,受到社交媒體的影響,距離真相愈來愈遠。探視問題的方向錯了,距離解決問題的目標便會愈走愈遠。

領導思維系列(四)

逆轉壞領導

Image by Arek Socha from Pixabay

◎呂慶雄

本文同時於刊於《城市心》第28期(2023年1月)

坊間有大量的暢銷領導學著作,教人如何成為好領袖;而學術研究領域也不斷尋找成為好領袖的良方,只是好領袖仍不多見。人們眼見有不少壞領袖,不知是刻意忽略還是不敢提「壞領導」的研究。領導學者早已提出,若忽視壞領袖的形成,便好像訓練醫生忽視對病毒的了解那樣,很大程度上是在浪費時間與資源。1 本文嘗試抛磚引玉,引用過去二十年關於「壞領導」的研究,探討今日華人信徒群體應如何正視領導學的研究。

「壞領導」的研究重點,在於了解壞領袖的成因與特徵,他們在領導過程中何時及如何變壞等,目的是避免「製造」更多壞領袖。傳統領導學聚焦於如何成為一位好領袖,而「壞領導」的研究則更重視了解出培養出壞領袖的土壤,從根源入手防止更多壞領袖的出現。 

討論壞領袖的前提

領導者的行為對組織、下屬及跟隨者的影響決定了領袖的好壞。學術界對壞領袖的描述用詞廣泛,較多被採用的包括:破壞性領導(destructive leadership)、暴虐領導(tyrannical leadership)和毒性領導(toxic leadership)等。 2

繼續討論壞領袖前,我們必須先注意四個前提:

一、壞領袖的定義。領導者未能帶領組織達成使命,如業績不達標,這明顯是壞領袖。而領袖不務正業,花大量資源在不屬本身使命的工作上,導致使命荒廢,例如社福機構只求保住營利而不向服務對象提供所需幫助;又或教會只顧提供社會服務,而當中卻沒有福音內容,這同樣是壞領袖。至於領袖品格出了問題,為跟隨者帶來傷害,雖然業績達標,但也屬壞領袖。學者芭芭拉.凱勒曼(Barbara Kellerman)就以失效(ineffective)及失德(unethical)來定義壞領袖。3 簡單來說,壞領袖就是無德無能。

二、壞領袖必須是擁有崗位的。筆者曾指出不論一個人是否佔有領導崗位,只要他/她擁有對別人產生正面影響力的動機與行為便可被視為領袖。但壞領袖則不同,若他/她沒有崗位與權力,便不能導致組織失效,即使個人失德亦不會對組織或跟隨者造成太負面的影響,因此,壞領袖必須是在組織內擔當著領導角色,是擁有實權的人。

三、壞領導與組織文化。壞領導就是在領導過程中出現失效與失德的行為,而組織文化在其中佔有重要角色。很多時候,正是因為組織文化孕育、催生了壞領袖,讓他持續帶來破壞。

四、跟隨者的觀感。如果說以組織業績判斷領袖的好壞是客觀的話,那麼以跟隨者的觀感來判斷領袖是否失德就屬主觀了。西方早已有不少探討領袖行為如何影響跟隨者的研究,研究發現絕大部分稍具規模的組織,跟隨者會直接帶來業績或事工果效,研究跟隨者已是近年領導較熱門的課題,因為跟隨者如何理解領袖的言行影響他們對領袖的觀感(perception),4 隨之影響他們對組織的投入度及生產力。 

壞領袖的特徵和成因

在以上的前提下,壞領袖及其領導過程有以下的特徵及成因:

一.領導與跟隨者的自我形象

領袖及跟隨者的自我形象會直接影響他們的行為表現。不少研究指出,魅力型領袖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戀傾向。自戀(narcissism)也許跟自信有關,而自信是站到台前作帶領的基本特質。有自信的領袖若能成功吸引跟隨者便算是有魅力,但過度自信就是自戀者。

研究發現,適應性自戀(adaptive narcissism)的領導特質大體上是正面的,在擁有異象與魅力之餘,同時也有操控傾向。而非適應性自戀(maladaptive narcissism)則是病態行為,他們傾向過度競爭,甚至成為壓迫者,不過對某些跟隨者來說,他們是魅力領袖,美國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便屬這類。5

至於缺乏安全感與自信的領袖傾向過度依賴權力。從跟隨者角度看,他們濫權、過度操控、死板沒有彈性,甚至會因過度追求個人榮譽而失德。

為何壞領袖也有跟隨者?凱勒曼認為壞領袖也能滿足人的基本需要,跟隨者甚至因共同理念而獲得身份認同。6 一個善於操控下屬的領袖若能帶來穩定發展的環境,能提升了對未來的可預測知性,下屬雖然覺得壞領袖難相處,甚至因他而患上情緒病,但因為壞領袖有利經濟發展,是安全感的重要來源,故此在兩害取其輕的考量下,他們都會接受失德但高效的領袖,這情況在現實中並不罕見。

二.功能與關係性失衡

領袖與跟隨者不協調也是另一個壞領導出現的成因。領導風格可簡單分為事務導向(task oriented)及關係導向(relationship oriented)。前者重視領導效能(leadership effectiveness),以領袖能否達成組織目標為主要衡量標準,後者則重視個人德行,以人際關係為主要考慮因素。好領袖不能高效但失德,但也不能只做好人而導致關門大吉。

事務導向與關係導向要取得平衡,不是說要各佔一半,而是要按身處的環境、目標性質及跟隨者的特質作出調整。前文提及領袖的好壞在乎跟隨者的觀感,這觀感多多少少也來自他們對領袖的期望。如跟隨者期望領袖能帶領組織有盈利、基層人士生活得改善或教會的福音事工果效顯著等,事務導向型領袖便能滿足他們。相反,跟隨者若輕看成效,而追求工作氣氛和諧、同事間相處融洽,關係導向型的領導就最得他們的心。

領袖與跟隨者之間很易失衡,因人的期望各有不同,亦會隨時間改變,若領袖只看跟隨者的期望,最終會一事無成。領袖經常左右做人難,但更難的是組織身處的文化環境,讓逆轉壞領導近乎不可能。

三.文化與造神傾向

上述的情況不上在西方社會出現,在華人教會也很常見。領袖的好壞不獨在於他/她個人,還關乎孕育領袖成長的土壤及跟隨者的期望,這構成了組織文化。

猶太裔學者珍.李普曼.布魯門(Jean Lipman-Blumen)提出了「毒性領導」(toxic leadership)的說法,指出不同類型的跟隨者如何助長了毒性文化,從而「培育」了毒性領導。7

華人文化傾向隱惡揚善,對壞領導的包容度也較高,導致積習難返,未能從失敗的例子汲取教訓。加上我們重視關係而忽略績效,成為現今教會及基督教機構面對的問題。尤有甚者,過去教會對明星講員的迷思,令他們把講員「神化」,近年這情況雖略有改善,但仍是華人的主流文化。

類似的文化在西方也屢見不鮮,就以美國柳溪教會前主任牧師海波斯(Bill Hybles)一事為例,看看教會文化的「毒性」。2018年之前,海波斯算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牧者之一,除了他親手創辦的超級教會持續多年增長外,每年主辦的「全球領袖高峰會」透過網絡平台在全球百多個國家進行。在2018年3開始陸續出現對海波斯的指控,除了當事人一一否認外,教會的長執會表示調查後相信海波斯是清白的。長執會雖維護海波斯,但先後有兩位繼任人因對教會處理此事不當而辭職,及後整個長執會也解散了,然後在2019年重選。經過了六個月的獨立調查,柳溪教會在2019年3月指出對海波斯的指控屬實。8在過程中,當事人沒有有力的證據釋去他人的疑慮,長執會雖欲維護當事人卻缺乏公信力。從另一則報導中看到,教會長期迷信明星級牧者為近乎完美的典範,不欲神話破滅而帶來更多的傷害。9

逆轉壞領導的可能

除了主耶穌,世上沒有完美的人物。聖經中的壞領袖俯拾皆是,大希律以暴行震懾反對聲音,是暴虐領導的明顯例子;羅波安重視威權而忽視關係,是失衡的例子。至於大衛王擁有權力後為情慾所控,但他具備反思能力,深明上主不喜悅,願意聆聽先知拿單的警告,這是逆轉的關鍵。

1.        提升領袖的反思能力。壞領袖的出現近乎無可避免,但盡早醒覺卻是最重要的一步,讓可能造成的傷害降到最低。同時在組織未達目標前盡早調整策略,應對危機。

2.        培育跟隨者。跟隨者的期望是否合理?不論教會或其他機構組織都有核心使命及相關的價值觀,不能假設成員都會自動明白及接受這些價值。使命宣言當然重要,但惟有足夠具體的教育才能讓跟隨者擁抱,從把對領袖及組織的期望調整至合理程度,繼而建立較為健康的組織文化。

3.        更新對神對人的態度。基督徒領袖在教會圈子內與外均須做到愛神愛人。不同的學者均認同領袖個人召命直接影響他/她的個人品格,視別人為自己成功的踏腳石,還是尊重對方也是神所愛的人,會影響他/她對人對事的態度。學者也承認,只有透過宗教信仰,透過更高的監察者,領袖才會限制自己無限的野心及提升同理心。

4.        建立真誠的團隊。領袖的自我形象是否健康,影響到他/她會否接受異議甚至批評。特別是魅力型領袖隨時會成為組織的偶像,犯錯也無人敢於指出。因此,每位領袖也需要一位諫友,像大衛身旁的先知拿單,真誠地提出異議。真誠的團隊可以是組織內部的主管、董事、顧問,甚至外部的義工,最重要的是彼此信任及擁有不一樣的視野。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未有著眼於具體上如何逆轉壞領導。由於每個組織的核心使命與價值各有不同,而不同年資的同工、持份者或其他跟隨者也會有不同期望,需要有較為針對性的深入了解與討論才能得出較具體方案。但是,如若要由一個具體行動開始,便先由建立一個核心領導團隊,審視組織文化,從而作出具體調整方案。

  1. Barbara Kellerman, Bad Leadership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Press, 2004), 11.
  2.  Birgit Schyns and Jan Schilling, “How Bad Are the Effects of Bad Leaders? A Meta-Analysis of Destructive Leadership and Its Outcome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4, no. 1 (2013): pp. 138-158, https://doi.org/10.1016/j.leaqua.2012.09.001.
  3. Kellerman, pp. 34-42.
  4. Schyns and Schilling.
  5. 若想進一步了解自戀主義與領導形態,以特朗普為例的研究也有不少,可參閱其中一篇:Ethlyn A Williams et al., “Adaptive and Maladaptive Narcissism, Charisma, and Leadership Performance: A Study of Perceptions about the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of Donald Trump,” Leadership 16, no. 6 (2020): pp. 661-682, https://doi.org/10.1177/1742715020902906.
  6. Kellerman, pp.22-24.
  7.  Lipman-Blumen, The Allure of Toxic Leaders (Academic Internet Publish, 2007), 19-24.
  8. 本文不是針對海波斯事件,只是作為例子說明教會文化傾向保護明星級領袖,而導致更壞結果,有關海波斯被指控性騷擾事件詳情,可參閱美國《今日基督教》的報告:Kate Shellnutt, “Willow Creek Investigation: Allegations against Bill Hybels Are Credible,” News & Reporting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8, 2019),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news/2019/february/willow-creek-bill-hybels-investigation-iag-report.html. 
  9. 另一來自第一身見證人的報導:Laurie Goodstein, “He’s a Superstar Pastor. She Worked for Him and Says He Groped Her Repeatedly.,” The New York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8/05/us/bill-hybels-willow-creek-pat-baranowski.html.

小教會的成長動力

Image by Gerd Altmann from Pixabay

◎呂慶雄

在自由開放的社會,基督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影響力會否持續下降?相反,小型信徒群體的影響力,是否會在不同領域大幅提升?甚至在一些小區域帶動文化更新?筆者目睹基督教在西方的影響力日漸衰退,而香港似乎有「未老先衰」的趨向,對公共領域的影響力也逐漸下降,因而提出以上疑問。

教會正萎縮的現象

過去半世紀,基督教不斷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衝擊。其中,否定絕對真理和普遍價值,直接衝擊著基督教的核心教義理念。沒有人或組織擁有真理的詮釋權,因此世上沒有真理,更沒有作為真理代言的大台,世上只有相對及主觀的真相。曾自豪地表示,以基督信仰精神立國的地區,基督教也需要從公共領域中退去。去基督教化除了在政府部門、教育體系,甚至教會興辦的服務,也不能自由祈禱和傳福音。隨著絕對真理被否定,基督教堅持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等價值所確立的社會制度,也不斷被衝擊。

教會的發展情況也差不多。歐美的信徒人數減少,教會關門、出售或改建成博物館等。教會在公共領域受重視的程度大不如前。多項研究均顯示,在西方,基督徒人數持續減少1,就算曾經是亞洲第一大宣教士輸出國的南韓,也因教會醜聞與疫情,不管是否信徒,對教會的信任度都正在減少。2

香港的情況更不用多說。從教會更新運動發表2019年教會普查的報告,可知道聚會人數持續遞減,與西方情況類似3。教會是否正在萎縮?若只看數字,答案是明確的,不過,數字只是其中一種指標,信徒群體的影響力,也是另一種重要的衡量標準。

廿一世紀教會發展的可能趨勢

作為社會組織,受到的約制正在增加,如果不調整發展策略和方向,將無力應對環境變化;最後的目標,可能只是維持現狀,而不是發展。不過,我們看到過去二十年,探討教會作為使命群體,却有不少發展。簡單來說可以用「小、散、多」三個字來形容。

規模小、組織散、種類多

上世紀已提出「無牆教會」的概念,期望能回應傳統教會太內聚而忽略使命實踐、太著重活動而忽略屬靈關係,以及決策由上而下,而沒有聆聽年輕人及異議聲音等問題。到了今天,更多的討論是關於教會朝向小教會,甚至微教會方向發展。即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規模會縮小,沒有中央組織、自由發展,信徒群體卻可以變得更靈活、更多元。因此可以用規模小、組織散、事工種類多來形容。

近年,有關教會轉向非建制化的討論漸趨成熟。例如在《有機教會》(Organic Church)就早已提出教會太著重活動及維持組織規模,應轉向以人為本,聚焦使命,以轉化世界為異象4。另外,《簡約教會》(Simple Church)5,以及最新出版的Simply Church6,內容傾向類似家庭教會模式的運作,倡議教會需要回到最簡單的組織,釋放信徒群體的創意與活力,來實踐大使命。

近年,對香港教會影響力較大的,應是 Ekklesia一書。作者開宗明義,針對教會停留在建築物內,定義了教會是「由個人組成、一星期七天廿四小時在全市『挨家挨戶』地運作、能帶來轉化的有機體,而非靜止的組織。」7從這角度看,教會是全天候履行使命,而且是不斷革新變化的群體。除了更全面從不同角度討論教會觀外,還提出了革新是一個需要不斷重啟的過程,免得新生有機的小教會重回成為靜止的建制組織。8

關係與使命主導的群體

上述的著作都具有實踐經驗,綜合而論,有兩個非常突出的共同點:關係主導與使命主導。

首先是關係主導。信徒群體並不是功能組合,而是彼此相愛的有機見證群體。這群體如果只有工作關係,或只是因為要維持組織功能而存在,紛爭內耗是必然的結果。教會本質上是重視關係的群體,人與神、人與人的關係復和,本來就是我們的信仰核心。

理論上,重視關係會表現在重視發展會友恩賜。這恩賜特質並不局限在傳統的事奉崗位,而是按個人召命領受,事奉方向是服侍主內的群體,也可以在職場甚至社區中的見證。發展個人恩賜特質,一方面在事奉神,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喜歡做的事,結果是更主動學習,同時更投入在這群體中。這是一些傳統堂會所忽略的,感覺受重視自然會更投入,過程中自己不單是一顆「小螺絲」,而是神的「祭司」,事奉就是在實踐「信徒皆祭司」的理想。

其次是使命主導。教會要建設的,不是宗派組織或建築物,而是社區。「無牆教會」針對的教會,只是為了維持教會建築,包括座堂、政治及社會影響力,資源時間在於維持事工架構組織、部份會友的想法,甚至教會在營運的商業活動等的現像。而所倡議的,就是進入社區實踐大使命。

小教會較能實踐使命主導,優點是以小組形式進行決策,透過同心禱告,各人領受從神而來的感動,以大使命作為決定行動的標準,決策過程簡單,但目標方向清晰。大使命是建立門徒為目標,而第一步就是傳福音。傳福音的形式不限,可以直接在職場或鄰里中分享福音,也可透過社區服侍來表達愛鄰舍的福音實踐。

雙重網絡發展的趨勢

身處在網絡世紀,每天全方位地被互聯網絡資訊包圍。由資訊接收到人際網絡與協作,都在即時通訊軟件中發生。近年已有一些研究指出,社交媒體的普及已影響到教會內的溝通及權力運用模式。以神學教義的教導及教會信息傳播為例,過往只有教牧發放的就是唯一的答案或解釋,他們表達的就是權威,不多被會友質疑。但這種「由上而下」的資訊已失去其權威,被無數網上的文章或影片取代。而更大的問題是,牧者沒有留意到這種變化,還在抱怨會友不受教!9

受到這兩年疫情的影響,教會開始更廣泛地利用社交媒體及網絡教學平台進行牧養工作。除了網上崇拜及各類課程外,最持之以恆的便是網上小組。更重要的是,這些小組在疫情稍為緩和的今天仍在繼續,而且還吸納了一些已離開教會的信徒,維繫了已經移居海外的弟兄姊妹。本來已是小教會的群體更不用說,線上線下可以同步發展。

另一個明顯的趨勢是更多的協作網絡。教會、機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協作由來已久。以往有組成新機構或一些聯盟夥伴方式共同推動事工,而小教會並沒有註冊成為組織,透過人脈關係以及社交媒體,結識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同學習,分享資源。這些網絡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或組織,只因共同使命走在一起。例如要在深水埗區參與基層事工及傳福音工作,便與當區堂會、社福機構,甚至政商界有心人仕組成合作網絡。

疫情下因應社區需要,更加速了這些協作網絡的發展。包括了同一社區的不同教會、專業團體,以及政商界的朋友,當中有信徒與非信徒。由於沒有層級關係,合作上彼此的空間及彈性較大,當然組織也會顯得鬆散,若是短期合作,問題不大。不過,正因為小教會的特色及發展的需要,這類協作網絡是非常普遍的。

傳統教會重拾動力的契機

以上所論,是過去二十年,特別是在北美發展的教會形態,部份已在香港發生,並且快速成長。不論小組數量、合作網絡平台以及事工種類,均以小型群體的形式出現。無疑,這種新形態,滿足了今日部份信徒群體的需要,釋放他們實踐召命的動力與創意。這正正就是傳統教會多年來未能突破的關口。我們不能說這是教會模式的更替,以新模式取代原有的教會模式。反而,兩者可以互補不足,針對不同對象而發展。

傳統教會能與這些小教會並駕齊驅嗎?宣教學者艾德.史蒂澤(Ed Stetzer)今年一月在美國《令日基督教》雜誌也曾提出這問題,他表示疫情使之可能10!的確,以往可能較多留在討論層面,過去兩年我們實際多用了網絡,不管是互聯網絡或是地區合作網絡,都像火一樣不斷燃燒。傳統教會若遇上信徒流失,也許需要在關係與使命上,重新檢視自己為何失去活力。

回到文首的問題,綜合以上所論,基督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影響力應會持續下降,但仍有她的重要性。環境改變只是催化劑,重拾使命與動力才是焦點。小型信徒群體滲入不同社區的角落,他們的影響力可能帶來更大的文化更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Christian Population,” Pew Research Center’s Religion & Public Life Project, May 4, 2021, https://www.pewforum.org/2011/12/19/global-christianity-exec/.
  2. Published by Y.T. Yoon and May 12, “South Korea: Problems of Organized Religion 2020,” Statista, May 12,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147995/south-korea-problems-of-organized-religion/.
  3. 胡志偉、劉梓濠編,《2019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0),第7頁。
  4. 高紐爾,《有機教會》(香港:高接觸出版,2012)。原版於2005年面世,自是類似作品在本世紀較早期的出版。作者後來再推出《教會3.0:為教會前途升級》(香港:高接觸, 2016)。是作者整合多年建立有機教會的神學反省。
  5. 湯姆.雷那、艾力.蓋格,《簡約教會》(香港:天道,2009)。
  6. Sim Dendy, Simply Church: Because It’s Not Meant to Be This Complicated (Waverley Abbey Resources, 2021).
  7. 艾德.史福索,《Ekklesia:尋回神轉化世界的器皿》(台北:天恩,2017),第8頁。
  8. Ibid., 306-307頁。
  9. 有兩份分別研究香港及挪威教會與社交媒體應用的論文可參考,分別是: Kendrew Yu, “Adoption of Social Media for Ministry by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DTL diss., Bethel Bible Seminary, 2019). Patrick Muriuki Wangari Kimaru, “Social Media and Church Communication — The role of modern technology in transformation of church interactions: A case study of Christ Embassy Church Norway,”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slo, 2019)
  10. Ed Stetzer, “Can You Be Both a Micro Church and a Large Church at the Same Time?,” Christianity Today, accessed July 16, 2021,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edstetzer/2021/january/can-you-be-both-micro-church-and-large-church-at-same-time.html.

原文刊於《城市心》第24期:https://issuu.com/rbchk/docs/rbc_newsletter_issue24_final

後繼無人下的選項

後繼無人也可以是改革時機。傳統做法是等,過去也教堂會合併,但其實還有其他選項,就回是復「信徒皆祭司」,今日網絡資源豐富,教導與屬靈裝備只是意願問題,基本的關懷牧養在信徒閶也可實踐。
Image by Gerd Altmann from Pixabay

◎呂慶雄

香港教會牧者荒的問題早已預見,部分堂會在過去回應乏力,如今後繼無人,下一步還有何選擇?無奈地看著堂會老化程度日趨嚴重、等待神蹟?還是積極革新或善後?

歷史告訴我們,堂會與機構作為地上的組織,會經歷老化、衰退,甚至在歷史中消失。服侍了一代人,是須要改變了,若跟不上改變而被淘汰也很平常。作為基督身體的教會,本來就不受形式所限,在不同文化處境教會都可用不同形式運作。教會可以現時堂會的形式運作,也可用別的形態存在。

堂會缺乏帶領者,第一個選擇便是結束或合併。我們不應把組織形式過分屬靈化,堂會組織形態的存在不是必然,更不是絕對的。初期教會先出現於會堂後在家庭,在加帕多家甚至是在地底下聚會,更不要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內地信徒在家中聚會,十年文革中都沒有受訓的傳道人帶領,教會仍不斷發展。

結束堂會,會友或要各自尋找聚會地方,或被安排到同宗派或地區不同的堂會聚會,但適應需時,宜及早安排。因為缺乏教牧而合併的堂會,過去數年也有發生。當然,合併的決定要有足夠的諮詢時間,會眾的情緒是重要的考慮。

後繼無人也可以是改革時機。堂會沒有牧人,一般情況下會由資深會友或長執暫代堂主任之職,以期待有朝一日聘得合適的同工,又或是自己的會友正進修神學,期待他/她學成歸來。但更重要的考慮是如何處理即時的牧養需要。大宗派有來自其他堂會的牧者可以幫忙輪流講道或施行聖禮,若沒有這些支援,會友在基督教圈子的人脈關係又或一些福音機構可以提供短暫支援。

不少海外華人教會長期缺乏牧者,以前便是透過不同福音機構製作的影音產品,如講道錄影及專題講座錄音帶等以應燃眉之急。不過,今日環境不同了,網上資源豐富,若要短暫滿足「資訊」上的需要應不會太難。疫情下,在網上聽道、聽聖經教導、專題講座已變得平常。我認識一些信徒領袖,就是在公餘時間透過閱讀書籍、參加短期課程及尋找網上資訊而成長的。

也有一些較為成熟的、甚至已達退休年齡的信徒,可與擁有不同恩賜的信徒分擔關懷牧養的工作,如傳福音、探訪、團契分享、代禱,甚至進入社區服侍,其實這些也不一定要有傳道人帶領。

較難處理的是聖禮方面。宗教改革把天主教的七聖禮只留下洗禮及聖餐禮,今日這兩項聖禮可以如何調整,要留待神學家們討論。至於其他禮儀,是否可以簡化?特別是一些獨立教會,禮儀程序本來就是相當簡單的。

可見的未來,信徒群體的牧養工作,可能更多由信徒領袖來承擔。若是可行,還在位的牧者可以更多賦權,鼓勵信徒自主學習。牧者除了自己肩負教導的工作,也可提供其他網上資源、推薦合乎本身傳統及神學觀的講道與釋經,讓信徒透過網絡得到真理的餵養。至於其他方面的牧養工作,牧者現在就可以與會友一起同工,並鼓勵對方以創意方法進行,或許日後可以帶領相關的事奉。

心態的轉變,是面對後繼無人現實狀況的第一步。

放手.復興

Image by HeungSoon from Pixabay

◎呂慶雄

近來教會圈子熱烈討論的議題之一,是如何面對青少年信徒的流失。其實這問題困擾教會多年,近年加上社會運動與移民潮,教會老化的情況更為嚴重。若沒有新一代接棒,教會的未來會怎樣?

這角度的思考是圍繞自身組織的延續,但從基督教整體發展的角度看,會否有所不同?

陳喜謙牧師(下稱「謙叔」)的《在這些年間:神復興的作為與學生福音運動》(香港:教新,2015年),提到香港五、六十年代的復興浪潮,由浸信會的學生工作開始,有幾方面的啟發:

(1)復興是神在人身上的作為。復興不是數字上的增加,而是人才的誕生。謙叔的遺作記錄了大量人名,不少是日後對教會、基督教機構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人物,他們的信仰根基在十多歲時已開始打下,二十多歲便起來承擔,甚至開創新的事工。復興與創新,很多時是同步發生的。

(2)復興不只是呼召信徒成為傳道人或宣教士,不少被謙叔「點名」的,後來在職場上都非常成功。在專業上有好的見證之餘,也熱心投入教會事奉。其中「聖保羅七子」事件中的主角(188-197頁),當日因為熱心傳福音而被迫退學,日後有成為醫生與律師的,甚至有以商人身份推動宣教的。因此,復興不止是教會增長,而是人的生命被燃點,在不同領域中活出召命,發光發熱。

(3)教會建制可以是助力,也可以是阻力。教會建制的意思是當時已擁有教會話語權的領袖,有些願意聆聽及支持年輕人,但也有視他們為「異類」的,直接導致一些年輕信徒離開教會。離開的信徒有加入、甚至創立新教會,同時也有人開展新的福音事工。又以學生事工為例,最大阻力的不是政府學校,也不是私校,而是教會學校(203頁)。不過,建制的阻力最終也無法攔阻神親自興起的事工。

從這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教會作為組織有所興衰,但神興起的領袖可以透過有別於現有的事工或組織,把福音使命的棒子延續下去。若組織未能適應新時代的轉變而脫節,年輕一代的離開也許是作新事的機會。

不能忽略的是,謙叔提到五、六十年代復興的歷史場景,是中國經歷接連的政治運動,不少難民湧來香港,社會並不安穩。包括謙叔本人也是從內地來港,離開了原有的社群,孤身一人在港讀書及領受神給他的召命,參與及見證了神如何興起新一代領袖的過程。而類似的故事在歷史中其實不斷發生。

當然,教會仍是要努力革新,不只是為了保留年青一代在教會,更重要的是給予空間讓他們發揮。不少能成功留住年青人的教會,並不是留住一群忠心的跟隨者,而是給予「發揮空間」,讓新一代領袖成長。

正在掙扎無人接棒的教會不妨從神國度的發展出發,重新接觸及祝福已離開的青年人,從實踐個人召命的角度鼓勵他們,也許他們的離開能為神國建立更多人和事。

停擺留下的空間

Image by Ivana Divišová from Pixabay

◎呂慶雄

又到年終,習慣上是回顧過去、計劃未來的時間,可是今年為了抗疫,全城停擺、減少社交活動已是新常態,那麼還有甚麼好回顧?個人或組織又如何計劃未來? 

我們都有種誤解,以為人愈忙就愈重要、愈成功,現在全球突然停擺,叫我們有種手足無措,不知如何面對的感覺。柯林頓(J. Robert Clinton)在對領袖成長的研究中發現,停頓原來是神用來向領袖啟示自己的方法之一,真正能持續得力的領袖除了有清晰的目標,懂得時刻反思,還要懂得調整自己的節奏,不要被外在環境的人和事牽著鼻子走。而作為屬靈領袖,要留意有否走錯路外,更要敏感神在環境轉變中的提醒與啟廸。各種困難、衝突,甚至生活的轉變,都可以是神引導領袖成長的階梯,這與調適領導的看法不謀而合。 

調適領導強調領袖不時要離開惱人的人和事,給自己平靜的空間,才可以清醒的頭腦鳥瞰全局。用基督教的說法就是退修去,在與神同行的過程中聆聽神的旨意。既然時局多變,舊有的經驗已不管用,不如暫時停下來,重新整理自己,以便留有空間部署改革。這空間可以很多元化: 

留下變革的空間,讓新事發生。 

留下責任的空間,讓新一代領袖成長。 

留下思想的空間,讓新主意湧現。 

留下心靈的空間,讓情緒得以舒緩。 

留下生活的空間,給家人朋友陪伴。 

留下計劃的空格,讓神親自填上。 

留下給神的空間,知道祂坐著為王。 

將臨期是教會的新年,在預備聖誕的同時,也提醒我們要預備基督的再來。過去的聖誕節多被許許多多的節目充塞了,嚴重時甚至是為有活動而搞活動;今年的聖誕看來是特別的一年,因為很可能甚麼節目也沒有了。那就讓我們抓住這機會,刻意為自己留有空間,預備迎見君王的降臨。 

對領袖,柯林頓有這樣的勸言:若不主動停下來,出於愛,神會「迫」你停下來。若仍不願停步,耗盡是唯一可預計的結果。 

負責任地離去

Image by David Mark from Pixabay

◎呂慶雄

在這裡討論過不少關於領袖傳承的課題,預計的退休潮再加上近日出現的移民潮,令傳承問題變得更尖銳、更迫在眉捷,需要再從多角度探討。

交棒者無論是退休還是移民,都必須負責任地離去。這最基本是指不要留下「爛攤子」給接棒者,即留下尚未解決的問題,例如債務、人事糾紛、不切實際的承諾等等。

財務

教會的債務問題主要來自購堂、擴堂或建堂後要償還的貸款,一般來說,問題不算很大。近來的移民潮帶走了一些穩定的奉獻,對欠債的教會則會有較大的影響,快將離任的堂主任更需要與接棒人詳細討論日後的財務安排。至於宗教機構,欠債並非罕見,而在人事轉變過程中,原有的支持者有可能會離去,如何幫助接棒者建立新的支持網絡,是離任者的要務。若有幸能留下大量盈餘,又或能設立一些基金或投資原則,都可使奉獻者安心。

人事

通常未解決的人事糾紛才是更大的問題。人事問題可來自一些「老臣子」,他們可以是接棒者的良師(mentor),以他們的經驗與人脈關係輔助新人,但也可能是阻礙新人發揮的人。也有因為交棒者不想面對人事問題,如個人紀律的懲處、要開除表現未達標的員工,而抱著不作為的心態把問題留給接棒者處理。須知道華人向來講面子、重視和諧關係,若「新官」剛上場就立時向老臣子「開刀」,恐怕只會對新團隊的士氣帶來負面影響。

誠信

此外,兌現承諾是建立信任的重要一環,若交棒者尚有大量承諾未兌現,當中甚至有不少是不切實際的話,可能會令接棒者備受質疑。他若否定相關承諾,會被視為推卸責任,若用空泛言詞搪塞過去,結果是連自己的誠信都破壞了。在特別強調「異象」、「應許」的宗教群體中,離任者必須釐清甚麼是個人想望、甚麼是可實現的計劃,甚至是神給予的異象方向;更重要的是要令接棒者及新團隊都真心認同這些異象、方向。

接棒者首要任務也不是定下甚麼鴻圖大計,而是小心審視交棒者留下的人、事、傳統等,哪些要保留、哪些要放棄、哪些要改變。然而即使是再精心安排的交接過程,也難免會有些由好變壞的「攤子」需要處理,要處理得好還要有意識地、清晰地、多方位地與各方人士溝通,釐清大家的期望。

而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交棒者,不能只想著自己離去後做甚麼、可以不做甚麼,而是要多為接棒者設想,要怎樣才可以幫助他/她持續或更好地發揮領導恩賜,延續神交付這教會或機構的使命。

調適前行──不能忽略的網上聚會

網絡平台只是形式、載體,重要的是所講的內容和與會眾的關係。若沒有好的內容,即使投資多少時間金錢在器材、載體上也沒用;若跟會眾沒有好的關係,即使再精彩的內容、表達方式,都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所以傳道同工的使命,是專注在要傳遞的信息,對任何平台持開放的態度,讓媒體成為有效的載體。
Image by Gerd Altmann from Pixabay

◎呂慶雄

2019-20年香港社會環境逆轉,對教會的影響更是空前的。其中一個重大影響是大幅應用網上視像會議功能於崇拜、小組聚會、祈禱會、會議及教學中,教會領袖當如何理解這段時期的轉變?不同的理解又會產生甚麼不同的結果?

辨識網上聚會目的

若堂會視網上聚會為短暫或過渡性的安排,便是把疫情帶來的不便視為技術問題(technical problem),而現實中的確不少教會會在疫情過後取消網上聚會。但若我們認同環境是神用來教導我們學習新技能,從而面對新的挑戰,那麼我們便要問甚麼是值得堅持的,甚麼是可以放手的。

先問最基本的問題:教會聚會的目的是甚麼?若是透過敬拜、相交和學習來榮耀神,又在主裡成長的話,網上聚會是否就不能達到此目的?接著,實體或網上聚會的目的會否有所不同?再者,主日學、查經等教導性的聚會,以實體或在網上進行有何分別?是技術上的問題?效果上的差異還是本質上的分別?有人體驗到網上聚會同樣可實踐聖經的教導,但也有人未能適應這模式,到底採用哪種方式,教會該如何決定?以上一連串問題有助我們在新處境中重新定位,加入了新的經驗,再決定要保留甚麼、改變甚麼。

進一步發現的問題

網上聚會與實體又未必是互相排斥的。不少教會視網上聚會或學習為一種補充,甚至可擴大傳統聚會功能,讓過往不能參與崇拜的會友,現在也可一同敬拜,所以即使疫情過去,都會保留網上崇拜。有人更應為網上聚會是一個不能逆轉的轉變。有堂會則擔心若不保留網上聚會,會加快會友轉到其他有網上聚會的堂會。

會友去留當然有不同的原因,只是經此一「疫」,把問題浮面吧!問題包括:

‧會友一直對教會不滿,趁疫情期間選擇參與其他堂會的聚會,領袖們才發現原來肢體關係是如此脆弱。

‧沒有了實體聚會,連帶事奉及追求的心也冷卻了,原來熱心事奉只是表面的行為。

‧平時很投入的人,現在卻投入在另一間教會的網上崇拜及課程,自以為教導得不錯,原來只是一廂情願。

以上只是一小部分的問題,教會牧養的質量長期被忽視,環境轉變成為催化劑,流失會友是必然的結果。若預料有類似的問題會出現,及早預備,情況可能不一樣。

不斷改善的載體

即使確定未來會有網上聚會,都不代表會友一定會留下。媒體只是工具,網上平台只是有效的載體,若不提升表達素質及形式,最終也未不能維持會友的參與度。網上聚會並不只是把聚會場所搬到網上,若講員仍只用大量文字的簡報,滔滔不絕地講道多於30分鐘,除非他 / 她的講道內容及技巧極吸引,否則要弟兄姊妹長時間維持專注是非常困難的。在網絡媒體演講或教學,較現場教授的要求更高、預備功夫要更多。除了要顧及燈光、音質,講員面對鏡頭時的神情、語調,簡報的字體與圖像運用,如何增加跟參與者的互動都必須多加留意。

其實使用網絡平台跟會眾互動,對不少牧者來說都是一大挑戰。若聚會的人數不多,互相溝通對話尚不成問題,但若是講道、授課,而且是錄播的,講員就可能覺得自己是對著空氣說話而感到不自在。筆者有機會到不同教會直接或錄播講道,不只一位牧者跟我分享不習慣錄播講道,為了說得自然,會把會友的樣子打印出來,貼在前面的椅子來講道。現在少了在現場跟會眾互動,平日的接觸、溝通變得更形重要,講者若知道觀眾的需要、心靈狀況,他 / 她的信息就更有針對性、更易引起共鳴。

說到底,網絡平台只是形式、載體,重要的是所講的內容和與會眾的關係。若沒有好的內容,即使投資多少時間金錢在器材、載體上也沒用;若跟會眾沒有好的關係,即使再精彩的內容、表達方式,都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所以傳道同工的使命,是專注在要傳遞的信息,對任何平台持開放的態度,讓媒體成為有效的載體。

P. S. 上周由證主、柏祺城巿轉化中心及領導力培訓學院主辦的「教牧領導力發展日」,整個綵排及播出的過程,都應用了多項調適領導的元素:維持專注、不斷實驗、緊密溝通。因想加入更多元、更互動的元素,所以今次採用了新的「載體」,事前要經過多次的試用、綵排。但第一天就因颱風而要轉回用「傳統」的網上平台,之後的兩天幸好可用新的「載體」,每次試用「新載體」都會請同工觀察,又從用家的角度提供意見,更要不斷聽取前線參與者的回應。我們花大量時間在新平台,是因為知道網上教學是不能逆轉的趨勢,惟有透過不斷的測試才能提升水平、提升教學效果。

調適領導系列(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