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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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教會長執終於有了決定,邀請我接任堂主任的崗位。感謝主給我機會在新崗位服侍,但我也不禁想,我願意擔負堂主任這個「重擔」嗎?

在現任堂主任帶領下,同工和會眾都很享受這屬靈的家,不但牧養到位,外展服侍和福音工作也不錯,所以堂會的情況甚好,為甚麼我還在猶豫呢?

我不是懷疑自己的能力,而是顧慮和同工的關係。離開神學院至今的十年裡,我都是在這堂會服侍,跟其他同工的關係都很好,還跟其中兩三位推心置腹,一同守望同行。若一旦成為他們的主管,這種關係便會改變,要執行督導、指正等領導工作。不嚴謹一點,會被人誤會為太鬆散;和他們太親近,又被視為搞內閣。我怕這種上司下屬關係會令我們關係緊張、扭曲原來的信任,若處理不當,更會影響事工的推展。

和現任堂主任的關係也是我要處理的問題。雖說是退休,但他明言會繼續留下聚會,會友自然會尊重他,喜歡由他來牧養,那麼,在會友中我的角色又是甚麼?雖然過去我和他的關係不錯,但不是事事看法一致,只是我較順服,不堅持己見。如今我將成為堂主任,希望能實踐自己的理念,例如現在經濟停滯、政治環境大轉,加上疫情,堂會實在須要改革才可建立信徒。我要徵詢現任堂主任的意見嗎?如果他不認同,我便很難行變革了!

        與長執,特別是跟執事會主席的關係又怎樣呢?他和堂主任合作多年,大家同聲同氣,而且我聽說在委任的過程中,他不是完全支持我,在他眼中我仍是個小伙子,只有服侍年青人的經驗,如何得到他的信任,及在堂會建立領導的角色?或許要先由我開始,主動和長執們定期見面分享、禱告,希望慢慢能建立互信的關係。

        總之,我最憂慮的是接任後如何處理各種人際關係。我想,若現任堂主任退休後不再出現,我的自由度會大些。又,我要組內閣嗎?有時候處理事情,要先跟一些成熟、可信任的人商討才有果效。耶穌不是也有三位圈內人(彼得、雅各和約翰)嗎?只要我沒有特別優待他們便是了!

      有時候我會想,若摩西早點交棒給約書亞,約書亞能否領導這群多疑的以色列民?另外聖經也不多記述他和迦勒的關係,是迦勒自己隱退,在最後分地時才出現,還是他一直和約書亞並肩作戰?舊約中這最重要的傳承例子並沒有給我答案。

        而在新約中,保羅與提摩太的關係很好,在保羅的書信中經常看到他指導、鼓勵提摩太。早期教會的特色好像是領袖會放手讓其他人帶領教會,最多是在重要關頭才會提醒,保羅如是,彼得也如是。我也希望現實能這樣,我可以用我的方法來帶領堂會,有需要時會有適時的提醒和鼓勵,而不是經常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

        我可以安心接受邀請嗎?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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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當保羅説「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時,他肯定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然而當教會的牧者退休後,仍繼續在教會內跑,美其名為「退而不休」,這是一種甚麼心態呢?

         從事奉崗位退下來,沒有了辦公室,沒有了秘書,好像連人家對自己也少了份尊敬,心情自然不暢快,很想找方法來補償,有甚麼比繼續擁有權力更好呢?這就是傳承的一個危機。

         也許不是退位者有心阻礙接棒者,而是大家都有種想法,例如若交接期長些、設立顧問在過渡期作觀察,便可以順利過渡,而接棒人不用過早有重擔,這原意是好的,卻沒有從接棒者的角度去看。遇疑難、麻煩,可以有人傾談是好的,但若退任者太多聲音,事事都要其首肯,成為太上皇指指點點的局面就不好了。電視劇中女兒跟父親提及自己的男友時說:「我希望得到的是祝福,不是你的批准!」同樣,退任者應只給予鼓勵和支持,而不是指導接棒者做每個決定。

         這種「安全過渡」的心態,不單單是退任者,可能其他在位的領袖也有同樣的思維,目的是希望教會的傳統、文化甚至制度保持不變。其實接棒者要的是自由發揮的空間,在新環境下嘗試一些新的牧養和事工模式,若事事依循舊方法,教會哪會有長進呢?傳承就是一個轉變的契機,讓教會有空間思考和計劃未來,不要被「安全」考慮妨礙神的工作。

         當看到接棒人好似做不出甚麼成績,跟我們的期望有差別時,我們總覺得是對方的問題。這種心態其實也要不得,須知道方法沒有對錯之分,效果好壞也不一定是方法問題,更何況世上根本不會有十全十美的接棒者,所以不在其位時,我們要學習放手,不給自己機會為他人製造麻煩,可能的話讓自己放一個悠長假期,遠離堂會的運作,享受人生另一階段。

         以上所說的好像一旦離開了,便要割斷所有關係似的,當然不是這樣!作為有經驗的前輩,退位者多年的見識是重要的、是無形的資產,所以我們不是只做旁觀者,不理接棒人的死活,而是要不阻礙他的發揮,跟他保持同行的關係就夠了。切忌恃老賣老,找機會顯示自的重要。

         說到底,退位者首要調節自己的心態,既要肯定自我,又要肯定接班人。既然這段路已跑完了,便不要再在教會裡跑;假若仍有精力服侍,可求問神新的召命、新的服侍場地,深信上帝會另有美好的安排!

轉變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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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人總是不想改變,不管你口裡怎樣說,當真的要作出改變,很多人都難以踏出這步。原因頗複雜,管理學者認為人有惰性(inertness),不是懶惰或墮落的意思,而是不想活動的惰性。為甚麼呢?

         其中一個比較普遍的原因是對不確定的事情有所恐懼,例如不想轉換其他品牌的手機,怕不懂使用,其實不是不懂,而是不肯定換手機後會遇上甚麼問題,所以索性不作改變。在教會的場景,很多教牧長執都不敢做大一點的改變,不論是敬拜方式、聚會時間、事工開展,甚或人事政策,他們都抱著以一動不如一靜的心態,即或在現今的情況,也不敢討論教會應如何面對社會、政治環境及信徒流失的問題。

         這些都是因為懼怕改變會帶來的不確定性所致。當在教會的日子長些,領袖便明白凡事要考慮週詳,以免得失某些弟兄姊妹,所以不作改變是最安全的。在平穩的日子這種做事方法可能還行得通,然而,在急促轉變的環境就未免過分保守,甚或會因趕不上轉變而被淘汰。例如今天的年青人跟上一代已很不同,他們嚮往自由、即興和敢言,若教會不能給予他們這些空間,便會失去了他們,長此下去,教會便沒有傳承!

         傳承不等於要延續上一代的遺產(legacy),上一代的「英雄」事蹟大多數不能複製,例如大堂會創會牧師的牧養和治理方法在當時是有效,但二三十年後,便往往不適合新的會眾和環境,可惜不少人仍認為新的接班人要跟創會牧師有相同特質,其實這只是緬懷過去,未能適應新環境!好的傳承不是去找一個複製品,而是要有一位肯創新、破格,為教會引進新思維的接班人,將教會推前一步,懂得在這世代使人做門徒。

         這樣做當然有風險。接班人理應相對年輕,未有很多全方位牧會的經驗,而且可能不會跟隨傳統,在神學和社會議題上或會有不同取向,雖會被年輕會友接納,但較資深的長執難免有點懷疑,只是因沒有其他更好的人選才勉強接受。這種憂慮就是出於不清楚這接班人有何表現,恐怕他會帶領會眾走有别於現在的路。人就是會對未能控制的事有種莫名的恐懼,這種恐懼無疑對領袖傳承有極大的阻礙。要解決這問題,一定要消除這種憂慮,接受不確定性。對很多人來說,這不易做到,然而這是對信仰核心的考驗。

         耶穌吩咐我們不要為明天憂慮,保羅提醒我們要將一切憂慮卸給神,而雅各更指出我們不能為明天作太多計劃,這些都是很普遍的教導,那麼,為何要讓自己陷入這種恐懼和憂慮中?若在選拔過程中盡了責,在各種思量下選擇了接班人,便是放手讓神去掌管的時候。

         我們確是不能預測所有轉變的後果,但甚麼也不做並不能解決問題。轉變確實會帶來不安,然而是否對傳承有惶恐就拒絕傳承?人不能死抓著現在的崗位不放,卻可以相信神在不同時代會用不同的人來完成祂的工作。

突破框框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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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環境改變,組織和個人也要改變才能適應新形勢。過去有說:以不變應萬變,若這只是各種策略之一還好,倘若成了故步自封的藉口,就是自欺欺人了。經歷了疫情和社會運動後,很多信徒的思想和行為都起了變化,很難想像堂會可以不改變!領導團隊不單要有新思維,肯去改變,還要懂得怎樣改變,才能有效地帶領堂會與時並進。

坊間會以腦震盪的方式來想出具創意的點子,即是參與者在沒有甚麼規限下,隨便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後綜合所有資料作分析比較,這方法的好處是突破思維的框框,但牧養會眾不能單靠天馬行空的創意,最重要的還要有專業的知識及神學基礎。以改革青少年事工為例,不能夠一開始便思考用甚麼方法來接觸他們,而是要處理牧養方法和教導內容。首先要找出他們對堂會有何期望,又或是他們對堂會缺乏興趣的原因。年青人對某件事不感興趣,可能是看不到事情對自己有何好處,又或是已經失望頂透。換言之,堂會的年青人流失,可能是他們認為堂會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那麼要如何挽回他們對堂會的信心呢?這便要「對症下藥」了。在過去的日子,年青人本來期望堂會能作時代的先知,面對不公不義的事情至少要作出譴責,誰知堂會只強調傳福音,對社會、政治的事情不聞不問,更不去回應,以至年青人對堂會失望。若這是實情,要挽回這一代的年青人,堂會的領袖就要先改變自己的思維,接受自己的某些價值觀與年青人不同,對福音的詮釋有分別,甚至對政權的理解也存在差異。承認有差異,肯面對問題,才能思考如何去牧養年青人。

世情變得複雜多變,即使閱歷深厚也不一定能對當前形勢有完滿的答案。今時今日,教導也不能老是單向地灌輸,而是要互動學習,所謂教師也不一定是年長的教導年幼的,也可以是有共同興趣的弟兄姊妹一同學習。堂會領袖若能放下身段、肯與年青人一同學習,正是互相建立的好機會。

至於內容方面,除了傳統的聖經教導,如新舊約導論外,也可以應對當下的處境,探討一些與大家相關或感興趣的話題:如,應否順服掌權者,政教應否分離,聖經中的愛國,移民、召命等課題。甚或可以不預設題目,保留探討不同主題的彈性。

而因著科技的進步,學習的模式也發生劇變,由過往單向式教授變為線上線下混合模式的學習。今日堂會需要的不是老師,而是促進者、有創意的學習策劃者,他不單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懂得好好運用堂會內外的資源,有需要時能跟別人合作。今天,領導團隊若不改變思維,便難以牧養會眾,在社會中作好見證。

肯去改變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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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簡單的事情要做決定,一個人當然比較方便和有效率,但若事情是複雜、情況不明朗時,團隊作決策應是較為有效的。然而人多不一定好辦事,團隊中要有合適的成員才能有好效率,那麼成功的團隊具備甚麼元素呢?

這要從團隊的功能性和動力來看。決策是否有效取決於團隊的見識。在堂會的場景,團隊是指牧者同工加上長執,牧者們通常只有神學訓練,較少有其他專業知識,所以若從功能性來說,若長執能有工程、法律、財務等專業知識,便可提供不同的視角。可惜今天堂會面對的問題變得更為複雜,好像移民問題,這已不是神學或專業知識能給予答案了,重點也不是去留的決定、移民的準備,而是信徒的思考過程及內心的掙扎,這涉及對聖經、門徒和使命的理解,情緒和家庭關係,社會政治分析和財務安排等,甚至牽涉領袖們個人的政治取向和基本價值觀。

若真的要二分,主走派可能對香港的政治社會環境沒有信心,因此對聖經的理解是人不一定要留在某地,處處都可以做見證。而主留派則認定神安排這代人留在香港是有其時代意義的,若不堅持在此刻做見證,則失去做門徒的意思。當然,有更多的人是中間派,不知何去何從,也不敢表態,亦可能根本沒有選擇的能力。不管弟兄姊妹有何想法,各人總有一些難處和掙扎,堂會要怎樣牧養這群弟兄姊妹呢?

若相信大家是肢體,各人的專業(包括神學訓練)應該仍可以互補,而就著未遇過的情況,就應該立即一同開始學習,去理解環境改變了,事工可如何推展,又不堅持自己過去的認知,若領導團隊中有此學習氣氛和文化,則一定能夠發揮服侍的能力!

而團隊的動力亦是由以上的開放文化而來,假若大家只會避開敏感的議題,客客氣氣地各做各、因循地教導萬無一失的「真理」,當然可以減少衝突,卻不能提供適切的牧養。團隊要有動力、合一地來牧養弟兄姊妹,必須培養肯改變、肯合作、肯學習的文化。今天領袖團隊若仍堅持己見,在有限的認知去牧養,這就難怪群羊不認識領袖的聲音了!

團隊內各人的角色不同、功能不同,正如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時,同時推許以巴弗提和提摩太,雖然他倆的工作和地位很不同,但在保羅眼中都是對福音有益的弟兄,這才是像樣的團隊。保羅的禱告:「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腓1:9)團隊不單要互相信任、有同一的目標,也要在認識神和各種見識上一同學習,愛心才可增多。面對已經改變了的現實,團隊不能不改變!

含混不清時更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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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現在做教會領袖很難,既要帶領會眾作門徒,又要為各種行政安排煩惱。例如疫情緩和了,政府容許堂會恢復聚會,堂會當如何安排呢?哪些人可優先回來崇拜?是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還是長者優先?在網上預約還是可電話留座?凡此種種,不能單靠一兩位傳道人或幾位執事來處理。若是整個堂會的事,不應該由所有人去思考嗎?但現實是領袖始終要負起責任。

在牧養方面,一年多的疫情對會眾有何影響,相信不是很多領袖能立時說出來。年多以來不能實體見面,究竟還有多少會眾留下呢?會眾的靈性固然重要,但他們面對甚麼難處、內心有何掙扎也不能忽視,傳道同工、長執又掌握了多少呢?加上近年社會政治環境變化很大,我們難以完全理解,在此複雜和含混不清的環境下,要牧養信徒也不是件易事。

將來如何我們較難預測,但當務之急是去理解會眾的需要。當然在疫情期間,有部分的弟兄姊妹互有溝通,故仍可得到牧養,但大部分的人只在網上聚會,他們的實際情況無人得知,這群沉默的會眾才是極須牧養的羊,堂會要思想如何接觸他們、和他們重建關係為先。

目前雖能恢復聚會,但人數仍有限制,初期只能容納堂會的三成人出席,堂會會否考慮多開幾堂崇拜,以便多些會眾能參加實體聚會?現在會眾回來了,如何能更有效地接觸他們?牧者長執不能假設過往某些方式成功了,現在仍可沿用,須知道現在人和環境都改變了,因循地採用舊有模式,成效可能減低,是時候要思考崇拜模式是否須要革新了。例如可以在崇拜前後加些互動安排,讓會眾可以互相問候,甚至跟同工傾談!

另外,無論是否恢復實體崇拜,詩歌和講道是另一個要考慮的重點。實體崇拜能夠讓領會者及講道者因應現場氣氛作出調整,但更重要的是講道者應傳講甚麼信息。領袖勉勵大家作門徒,但此時此刻要怎樣作門徒呢?有牧者強調關心社會,特別是區內有需要的街坊;有牧者認為今天是傳福音的好時機;也有牧者覺得要面對移民問題;當然有更多牧者不理環境如何,堅持依循過去的習慣,逐卷聖經宣講。無論是哪類牧者都要思考,在新常態下甚麼信息是會眾最需要的。

又有說香港的堂會將面臨失去年青的一代,因為我們的牧養方式跟不上社會政治生態的轉變,單靠宣講信靠耶穌已行不通了!如何能贏回下一代?我們沒有必勝的把握,只知若不改變思維模式就絕對不能扭轉形勢!

香港的堂會一直都處於安穩的環境,即使是九七時,參與社會事件的堂會和牧者都是少數,但近年的疫情和社會運動卻是對大部分信徒有影響,這是不容忽視的。在前景含混不清、事情複雜難料的情況下,堂會實在要有好的領導團隊才能應對,才能按信眾的實際需要去牧養!

決策不是一個人去做的

團隊做決策有很多好處,除了從多角度去思考問題,加強辨識問題的能力外,又可增加歸屬感,推行決策時就可多些助力。每個人的性格、成長、經驗各有不同,所以對不同事情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大家能互相尊重彼此的意見,而這種尊重是建基於信任、建基於關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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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身為領袖便要為群體做決策,要辨清問題、考慮全局、估量風險,並要有信心。然而,這往往不是一個人能做到的,因為即使是決策者都有限制和盲點。今天的領袖不應再是單打獨鬥,而是要組成隊團來帶領,成員相互合作和支援是成功的關鍵。

團隊做決策有很多好處,除了從多角度去思考問題,加強辨識問題的能力外,又可增加歸屬感,推行決策時就可多些助力。但團隊決策也有不少困難要克服。首先是人的認知偏差。人總以為自己比人掌握多些資訊、多點智慧,對問題有正確的理解,又或認為自己是理性思考,較客觀和有根據,而別人則是主觀臆測居多。所以單靠個人作分析,有機會變成瞎子摸象,在團隊中作領導的,要小心防備這種認知偏差。

此外,雖屬同一團隊,但各人的目標也未必一致,看待成效的標準、何時要達成目標也有不同。例如談到門徒培育,大家對門徒的定義、培訓的理念可能有所不同,但在討論時,大家卻以為在說同一樣東西,結果便會出現不必要的矛盾。所以團隊的領導人在討論時先要弄清楚大家對事情是否有同樣的理解。

每個人的性格、成長、經驗各有不同,所以對不同事情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大家能互相尊重彼此的意見,而這種尊重是建基於信任、建基於關係上。例如討論教會該如何運用金錢時,有從事金融業的會友認為,應購買基金、股票,因為回報可高於通脹,但亦有會友認為這些都屬高風險投資,還是存放在銀行做定期存款最安全。若彼此沒有信任,就會懷疑別人的動機,引起不和。若以為所有跟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都是反對派,那就錯了;正如尊重別人的看法,不一定代表贊同對方,只是不會猜度別人的動機而已。

所以團隊有相任和了解,才能發揮效用。教會的領袖團隊雖然較少出現爾虞我詐的情形,但大家見面、生活時間始終不多,加上成員每年也會變動,大家多屬工作(事奉)關係,所以未能完全交心是常有的。惟有把事奉文化變成互相扶持的同行文化,一同去實踐召命,大家才懂得尊重和包容,才能作出對堂會有益的決策。其實,領導團隊不應只是為決策而存在,也該是門徒培育、團契相交的地方。

團隊要互信、互相尊重,也要小心不要過度齊一,以免失去創意。作決策有時要突破固有的思維、框框以外的思考(Think out of the box),尊重他人的同時,也要有新的角度、新的觀點,夠膽提出異議。例如因著疫情,很多聚會都被迫改在網上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情況,當疫情過後,堂會該單單回復實體崇拜,還是該線上線下進行雙線牧養?要以新思維去思考,才能找到最好的牧養方式。

作領袖的,若抱著自以為是、看自己比人強的心態來帶領,很容易失敗,所以除了開放自己、尊重和接納團隊外,個人的屬靈操練和異象亦是領袖的必要素質,要好好操練和培育。

做管家便要做好決策

領袖要提升斷症能力,減少主觀判斷、不作無理猜測及錯誤的歸因,不混淆表面情況和內裡原因。假如有充足的資訊,我們便容易作決定,但現實中沒這回事,所以做取捨時要有膽量和信心。堂會領袖和信徒不要把責任推卸給上帝,以為神會事事保守、會「包底」,我們也要盡力思考,這也是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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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我們每天都要做很多的決定,不論大小、不論是經常或突發的。而在新一年的開始,個人或堂會也習慣做一些年度計劃。例如若疫情受控,堂會除了決定恢復聚會,應否維持網上崇拜?在疫情期間,堂會對會眾、社區提供的服務,疫後還要繼續嗎?再從闊一點的層面來看,在新的社會、政治氣候下,如何牧養不同政治取向的弟兄姊妹?怎樣跟弟兄姊妹分享教會經濟上的需要?這樣的決定實在數之不盡!

在做計劃和決策時,我們都希望有最好的決定,但事實上並非所有決定都能令所有人滿意。那麼,有甚麼地方要留意?

首先,要弄清問題,不要「判錯症、開錯藥」,甚至不要在錯誤時間推行適當的事。所以領袖要提升斷症能力,減少主觀判斷、不作無理猜測及錯誤的歸因,不混淆表面情況和內裡原因。例如疫情期間,教會的查經班在網上進行,但有弟兄姊妹不常參加,我們第一個想法是覺得他/她忙碌、懶惰或不想被關顧,但事實可能是他們無數據,又或不信任通訊軟件,因而不來參加。所以我們要深入了解各種情況,才能作適當的牧養。

有明確方向也是作良好決策的基本。對堂會來說,最重要的目標、方向是使人作門徒,所以做決定時若沒有牧養心態,只著眼於效率、傳統的做法、別人的眼光,而不願多走一步,便不是好決定。所以領袖不應因要避免行政困難或怕令某些人不高興而妥協,忘記了目標的優次。這對釐清問題有重要依據。

任何人都不會知道明天會如何,所以各項計劃、決定與現實必然有差距,這屬風險管理的範疇。不同的選擇都要衡量風險,例如今天熱話的疫苗,專家只考慮集體的利多於弊,但最終大眾接種與否,是個人決定;我們買不買某件東西也是個人決定,但堂會作的決策卻會對他人有影響,所以要從聖經真理、社會見證等方面去考慮,在權衡輕重後,才能作出適當的決定。在不能滿足所有要求的情況下,能找到為大多數人接受的方案,便是對領袖素質的考驗。

這便跟判斷哪些是重要因素有關。一個起點是儘量考慮全局,思考問題時要更廣更闊。除了看病徵、背後原因,還要考慮可能出現的後果。再以恢復實體崇拜後應否繼續網上崇拜為例,作領袖要考慮不單是人手的安排,更重要的是考慮會眾現時的習慣、對多人聚集的恐懼,這些都不是理性邏輯可解決的,所以要多方考慮,才能有妥善決策。

假如有充足的資訊,我們便容易作決定,但現實中沒這回事,所以做取捨時要有膽量和信心。堂會領袖和信徒不要把責任推卸給上帝,以為神會事事保守、會「包底」,我們也要盡力思考,這也是人的責任。儘管我們作好準備,但仍會有意外發生,積極點是作決策時已做出不同的預計,當意外發生時便知道怎樣回應。若時間許可,也要讓自己可以多些時間作決定,免得自己在匆忙中會有遺漏。 作出好的決定是管家的責任,最重要是毋忘堂會的目標,若沒有了牧養的心態、忘了要令人做門徒,而只顧眼前的措施和政策,就會好像保羅說的對著空氣打拳,徒然浪費氣力。

疫下信徒生命的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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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新常態是近來常聽到的名詞,意思是本來正常的生活,現已以不同形態出現,成為新的正常,不論我們願不願意,都已經在新生活之中。除了社會組織層面有新常態,個人的生活也變得不一樣。對信徒來說,屬靈生命是最根本的,而這生命中關係層面的改變是最明顯的。

疫情好像沒完沒了,個案數字反反覆覆,大家都誠惶誠恐地生活,加上面對前景的不明朗,令人感到無奈、無助。疫情更令人與人的關係產生了變化,因著限聚令的緣故,社交活動受限制,堂會不能有實體聚會,人的關係慢慢變得疏離。又有些信徒因為有了網上聚會,取易捨難的本性便顯露無遺,須知道人不見面,就容易忘記對方,當習慣了不出席實體聚會,沒有跟弟兄姊妹見面,久而久之,就會失去群體的支持,連信仰的支撑也會被削弱。關懷是看重他人,是由互相尊重和信任開始的,而建立和維持關係實在需要刻意花時間和心力來進行。

或許我們第一時間就會想,關心弟兄姊妹該是牧者的責任,即使現在未能親身做家訪,他們也可以用電話、短訊去問候、關心信徒。但事實是,牧者即使多努力,也不一定能照顧每一位信徒,相反,若弟兄姊妹肯多走一步,每人都去關心自己可接觸到的人,則大家都可感到被關心,而牧者也不用疲於奔命。

至於用何種方法去關心弟兄姊妹,就要靠大家的創意和新思維了。在疫情下,網絡平台廣泛被使用,大家可運用電子科技的便利,以視象、社交媒體來溝通、彼此關心。對於年紀稍長,不熟悉電子科技的,可以回歸傳統,用書信、電話來聯繫。其實方法倒是次要,重要是讓肢體感受到關心者的心思、誠意。這種敏銳他人需要的思維若能進入堂會,或能成為堂會的新常態。

門訓的重點就是生命培育,現在或許是堂會認真反思如何深化門訓、堂會要做些甚麼和由誰人去做的時候。例如,近年社會的轉變很大,堂會跟得上這些轉變嗎?這些轉變跟信仰的關係,我們又了解多少?聖經是怎樣說的呢?作為門徒,我們當然要回到聖經中看這些問題。除了傳統的聖經教導外,還有些貼身的課題要處理,例如移民、政治、社經、倫理、關顧社區、領導等。作牧者的該如何帶領信徒去面對?

此時,牧者的心態亦須要作出調整,須知道熟悉聖經和社會議題的信徒大不乏人,特別在疫情期間,信徒可在網上接觸到不少有分量的教導,所以牧者不能再以老師自居,以為自己知道的一定比信徒多,而該是要以引導者的角色與信徒同行,這樣牧者可教學相長,信徒的生命也會變得更活潑,說不定這會是堂會新的生態!

若牧者接受並實踐信徒皆祭司的觀念,信徒願意與牧者攜手牧養,堂會便不愁沒有人才!大家成為福音伙伴,一同學習,這才是基督的身體。疫情改變了一切,就讓我們抓緊這機會釋放信徒資源、善用他們的恩賜,令堂會成為有真正生命的群體。

新常態下的教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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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疫情下,大家都説個人和教會已進入新常態:個人方面,要遵守不少防疫措施、保持社交距離、留家工作、線上學習等;而教會亦不能有實體聚會,全改在網上進行。還有甚麼是沒有改變的?可能沒有了!

而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急速變化,不但對個人,就連堂會的牧養也受著不同的影響。近年的社會事件不但牽動人的情緒,信徒的價值觀亦大受衝擊,特別是年青人和有年幼子女的家庭群體。疫情下,大家足不出戶也能在網上聚會、學習,習慣了這種方便,日後或會減低參加實體聚會的意欲。經濟下滑,企業倒閉、裁員的消息不絕於耳,人人自危,即或仍有工作的,對前景亦不容樂觀。這些都是我們每日要面對的問題。

更甚的,堂會還要面對新一輪的移民潮。移民的想法在年輕夫婦、中產和專業人士中較為普遍,這正正是組成教會的主要成員。移民潮固然會直接影響堂會的經濟,但更重要的是人才的流失。堂會無法阻止這趨勢,只能作好準備,思考如何牧養群羊,特別是留下來的那群人。今次的移民潮跟九七時不同,留下來的除了要面對未可知的社會、政治環境,同時還要面對著經濟環境轉差,如何在前景一片迷惘下,仍能保持正向的生活態度、實踐信仰,對信徒來說是一種考驗。

不信的人同樣要面對這些現象,此時此地,堂會應要問:「我是誰的鄰舍呢?」堂會不單要牧養圈內的羊群,還要把圈外的羊的帶進來。多了人要留家工作,家人間的磨擦必然加增;父母、子女在工作上、學業上各自有壓力,加上社交被限制,少了宣泄的渠道,堂會如何可在情緒上、經濟上作出支援?

當然不是每間堂會都資源豐富,加上大家預計未來會是缺乏的多、需求龐大,奉獻少、空間少,所以都只能量力而為。通常在資源有限時,堂會就不能做「百貨公司」,只可做「專門店」。意思就是要集中資源,看準要服侍的地方去服侍,若是獨力難以做到,可考慮找合作伙伴,這才是有效的牧養。總之,每間堂會所在的社區、會眾都不一樣,很難有既定的模式,要策略性去思考才是出路。

此外,經此一疫,大家都要學會靈活變通、善用科技。有些牧者、傳道人或許仍未掌握到如何使用網絡科技,但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們也要做些事,更何況現今年青一代接收資訊都是以影像為主,文字為副,牧者、領袖若不能走入他們中間,又如何能培育他們成為門徒呢?堂會實在需要投資在科技上以適應新常態!

祈求上主記念這地方的信徒,牧者、領袖能接受新的常態,當然我們亦要有心理準備,另一新常態會出現,如何共同進化(co-evolve)地踐行使命才是不變的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