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轉壞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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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本文同時於刊於《城市心》第28期(2023年1月)

坊間有大量的暢銷領導學著作,教人如何成為好領袖;而學術研究領域也不斷尋找成為好領袖的良方,只是好領袖仍不多見。人們眼見有不少壞領袖,不知是刻意忽略還是不敢提「壞領導」的研究。領導學者早已提出,若忽視壞領袖的形成,便好像訓練醫生忽視對病毒的了解那樣,很大程度上是在浪費時間與資源。1 本文嘗試抛磚引玉,引用過去二十年關於「壞領導」的研究,探討今日華人信徒群體應如何正視領導學的研究。

「壞領導」的研究重點,在於了解壞領袖的成因與特徵,他們在領導過程中何時及如何變壞等,目的是避免「製造」更多壞領袖。傳統領導學聚焦於如何成為一位好領袖,而「壞領導」的研究則更重視了解出培養出壞領袖的土壤,從根源入手防止更多壞領袖的出現。 

討論壞領袖的前提

領導者的行為對組織、下屬及跟隨者的影響決定了領袖的好壞。學術界對壞領袖的描述用詞廣泛,較多被採用的包括:破壞性領導(destructive leadership)、暴虐領導(tyrannical leadership)和毒性領導(toxic leadership)等。 2

繼續討論壞領袖前,我們必須先注意四個前提:

一、壞領袖的定義。領導者未能帶領組織達成使命,如業績不達標,這明顯是壞領袖。而領袖不務正業,花大量資源在不屬本身使命的工作上,導致使命荒廢,例如社福機構只求保住營利而不向服務對象提供所需幫助;又或教會只顧提供社會服務,而當中卻沒有福音內容,這同樣是壞領袖。至於領袖品格出了問題,為跟隨者帶來傷害,雖然業績達標,但也屬壞領袖。學者芭芭拉.凱勒曼(Barbara Kellerman)就以失效(ineffective)及失德(unethical)來定義壞領袖。3 簡單來說,壞領袖就是無德無能。

二、壞領袖必須是擁有崗位的。筆者曾指出不論一個人是否佔有領導崗位,只要他/她擁有對別人產生正面影響力的動機與行為便可被視為領袖。但壞領袖則不同,若他/她沒有崗位與權力,便不能導致組織失效,即使個人失德亦不會對組織或跟隨者造成太負面的影響,因此,壞領袖必須是在組織內擔當著領導角色,是擁有實權的人。

三、壞領導與組織文化。壞領導就是在領導過程中出現失效與失德的行為,而組織文化在其中佔有重要角色。很多時候,正是因為組織文化孕育、催生了壞領袖,讓他持續帶來破壞。

四、跟隨者的觀感。如果說以組織業績判斷領袖的好壞是客觀的話,那麼以跟隨者的觀感來判斷領袖是否失德就屬主觀了。西方早已有不少探討領袖行為如何影響跟隨者的研究,研究發現絕大部分稍具規模的組織,跟隨者會直接帶來業績或事工果效,研究跟隨者已是近年領導較熱門的課題,因為跟隨者如何理解領袖的言行影響他們對領袖的觀感(perception),4 隨之影響他們對組織的投入度及生產力。 

壞領袖的特徵和成因

在以上的前提下,壞領袖及其領導過程有以下的特徵及成因:

一.領導與跟隨者的自我形象

領袖及跟隨者的自我形象會直接影響他們的行為表現。不少研究指出,魅力型領袖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戀傾向。自戀(narcissism)也許跟自信有關,而自信是站到台前作帶領的基本特質。有自信的領袖若能成功吸引跟隨者便算是有魅力,但過度自信就是自戀者。

研究發現,適應性自戀(adaptive narcissism)的領導特質大體上是正面的,在擁有異象與魅力之餘,同時也有操控傾向。而非適應性自戀(maladaptive narcissism)則是病態行為,他們傾向過度競爭,甚至成為壓迫者,不過對某些跟隨者來說,他們是魅力領袖,美國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便屬這類。5

至於缺乏安全感與自信的領袖傾向過度依賴權力。從跟隨者角度看,他們濫權、過度操控、死板沒有彈性,甚至會因過度追求個人榮譽而失德。

為何壞領袖也有跟隨者?凱勒曼認為壞領袖也能滿足人的基本需要,跟隨者甚至因共同理念而獲得身份認同。6 一個善於操控下屬的領袖若能帶來穩定發展的環境,能提升了對未來的可預測知性,下屬雖然覺得壞領袖難相處,甚至因他而患上情緒病,但因為壞領袖有利經濟發展,是安全感的重要來源,故此在兩害取其輕的考量下,他們都會接受失德但高效的領袖,這情況在現實中並不罕見。

二.功能與關係性失衡

領袖與跟隨者不協調也是另一個壞領導出現的成因。領導風格可簡單分為事務導向(task oriented)及關係導向(relationship oriented)。前者重視領導效能(leadership effectiveness),以領袖能否達成組織目標為主要衡量標準,後者則重視個人德行,以人際關係為主要考慮因素。好領袖不能高效但失德,但也不能只做好人而導致關門大吉。

事務導向與關係導向要取得平衡,不是說要各佔一半,而是要按身處的環境、目標性質及跟隨者的特質作出調整。前文提及領袖的好壞在乎跟隨者的觀感,這觀感多多少少也來自他們對領袖的期望。如跟隨者期望領袖能帶領組織有盈利、基層人士生活得改善或教會的福音事工果效顯著等,事務導向型領袖便能滿足他們。相反,跟隨者若輕看成效,而追求工作氣氛和諧、同事間相處融洽,關係導向型的領導就最得他們的心。

領袖與跟隨者之間很易失衡,因人的期望各有不同,亦會隨時間改變,若領袖只看跟隨者的期望,最終會一事無成。領袖經常左右做人難,但更難的是組織身處的文化環境,讓逆轉壞領導近乎不可能。

三.文化與造神傾向

上述的情況不上在西方社會出現,在華人教會也很常見。領袖的好壞不獨在於他/她個人,還關乎孕育領袖成長的土壤及跟隨者的期望,這構成了組織文化。

猶太裔學者珍.李普曼.布魯門(Jean Lipman-Blumen)提出了「毒性領導」(toxic leadership)的說法,指出不同類型的跟隨者如何助長了毒性文化,從而「培育」了毒性領導。7

華人文化傾向隱惡揚善,對壞領導的包容度也較高,導致積習難返,未能從失敗的例子汲取教訓。加上我們重視關係而忽略績效,成為現今教會及基督教機構面對的問題。尤有甚者,過去教會對明星講員的迷思,令他們把講員「神化」,近年這情況雖略有改善,但仍是華人的主流文化。

類似的文化在西方也屢見不鮮,就以美國柳溪教會前主任牧師海波斯(Bill Hybles)一事為例,看看教會文化的「毒性」。2018年之前,海波斯算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牧者之一,除了他親手創辦的超級教會持續多年增長外,每年主辦的「全球領袖高峰會」透過網絡平台在全球百多個國家進行。在2018年3開始陸續出現對海波斯的指控,除了當事人一一否認外,教會的長執會表示調查後相信海波斯是清白的。長執會雖維護海波斯,但先後有兩位繼任人因對教會處理此事不當而辭職,及後整個長執會也解散了,然後在2019年重選。經過了六個月的獨立調查,柳溪教會在2019年3月指出對海波斯的指控屬實。8在過程中,當事人沒有有力的證據釋去他人的疑慮,長執會雖欲維護當事人卻缺乏公信力。從另一則報導中看到,教會長期迷信明星級牧者為近乎完美的典範,不欲神話破滅而帶來更多的傷害。9

逆轉壞領導的可能

除了主耶穌,世上沒有完美的人物。聖經中的壞領袖俯拾皆是,大希律以暴行震懾反對聲音,是暴虐領導的明顯例子;羅波安重視威權而忽視關係,是失衡的例子。至於大衛王擁有權力後為情慾所控,但他具備反思能力,深明上主不喜悅,願意聆聽先知拿單的警告,這是逆轉的關鍵。

1.        提升領袖的反思能力。壞領袖的出現近乎無可避免,但盡早醒覺卻是最重要的一步,讓可能造成的傷害降到最低。同時在組織未達目標前盡早調整策略,應對危機。

2.        培育跟隨者。跟隨者的期望是否合理?不論教會或其他機構組織都有核心使命及相關的價值觀,不能假設成員都會自動明白及接受這些價值。使命宣言當然重要,但惟有足夠具體的教育才能讓跟隨者擁抱,從把對領袖及組織的期望調整至合理程度,繼而建立較為健康的組織文化。

3.        更新對神對人的態度。基督徒領袖在教會圈子內與外均須做到愛神愛人。不同的學者均認同領袖個人召命直接影響他/她的個人品格,視別人為自己成功的踏腳石,還是尊重對方也是神所愛的人,會影響他/她對人對事的態度。學者也承認,只有透過宗教信仰,透過更高的監察者,領袖才會限制自己無限的野心及提升同理心。

4.        建立真誠的團隊。領袖的自我形象是否健康,影響到他/她會否接受異議甚至批評。特別是魅力型領袖隨時會成為組織的偶像,犯錯也無人敢於指出。因此,每位領袖也需要一位諫友,像大衛身旁的先知拿單,真誠地提出異議。真誠的團隊可以是組織內部的主管、董事、顧問,甚至外部的義工,最重要的是彼此信任及擁有不一樣的視野。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未有著眼於具體上如何逆轉壞領導。由於每個組織的核心使命與價值各有不同,而不同年資的同工、持份者或其他跟隨者也會有不同期望,需要有較為針對性的深入了解與討論才能得出較具體方案。但是,如若要由一個具體行動開始,便先由建立一個核心領導團隊,審視組織文化,從而作出具體調整方案。

  1. Barbara Kellerman, Bad Leadership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Press, 2004), 11.
  2.  Birgit Schyns and Jan Schilling, “How Bad Are the Effects of Bad Leaders? A Meta-Analysis of Destructive Leadership and Its Outcome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4, no. 1 (2013): pp. 138-158, https://doi.org/10.1016/j.leaqua.2012.09.001.
  3. Kellerman, pp. 34-42.
  4. Schyns and Schilling.
  5. 若想進一步了解自戀主義與領導形態,以特朗普為例的研究也有不少,可參閱其中一篇:Ethlyn A Williams et al., “Adaptive and Maladaptive Narcissism, Charisma, and Leadership Performance: A Study of Perceptions about the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of Donald Trump,” Leadership 16, no. 6 (2020): pp. 661-682, https://doi.org/10.1177/1742715020902906.
  6. Kellerman, pp.22-24.
  7.  Lipman-Blumen, The Allure of Toxic Leaders (Academic Internet Publish, 2007), 19-24.
  8. 本文不是針對海波斯事件,只是作為例子說明教會文化傾向保護明星級領袖,而導致更壞結果,有關海波斯被指控性騷擾事件詳情,可參閱美國《今日基督教》的報告:Kate Shellnutt, “Willow Creek Investigation: Allegations against Bill Hybels Are Credible,” News & Reporting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8, 2019),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news/2019/february/willow-creek-bill-hybels-investigation-iag-report.html. 
  9. 另一來自第一身見證人的報導:Laurie Goodstein, “He’s a Superstar Pastor. She Worked for Him and Says He Groped Her Repeatedly.,” The New York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8/05/us/bill-hybels-willow-creek-pat-baranowski.html.

我接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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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教會長執終於有了決定,邀請我接任堂主任的崗位。感謝主給我機會在新崗位服侍,但我也不禁想,我願意擔負堂主任這個「重擔」嗎?

在現任堂主任帶領下,同工和會眾都很享受這屬靈的家,不但牧養到位,外展服侍和福音工作也不錯,所以堂會的情況甚好,為甚麼我還在猶豫呢?

我不是懷疑自己的能力,而是顧慮和同工的關係。離開神學院至今的十年裡,我都是在這堂會服侍,跟其他同工的關係都很好,還跟其中兩三位推心置腹,一同守望同行。若一旦成為他們的主管,這種關係便會改變,要執行督導、指正等領導工作。不嚴謹一點,會被人誤會為太鬆散;和他們太親近,又被視為搞內閣。我怕這種上司下屬關係會令我們關係緊張、扭曲原來的信任,若處理不當,更會影響事工的推展。

和現任堂主任的關係也是我要處理的問題。雖說是退休,但他明言會繼續留下聚會,會友自然會尊重他,喜歡由他來牧養,那麼,在會友中我的角色又是甚麼?雖然過去我和他的關係不錯,但不是事事看法一致,只是我較順服,不堅持己見。如今我將成為堂主任,希望能實踐自己的理念,例如現在經濟停滯、政治環境大轉,加上疫情,堂會實在須要改革才可建立信徒。我要徵詢現任堂主任的意見嗎?如果他不認同,我便很難行變革了!

        與長執,特別是跟執事會主席的關係又怎樣呢?他和堂主任合作多年,大家同聲同氣,而且我聽說在委任的過程中,他不是完全支持我,在他眼中我仍是個小伙子,只有服侍年青人的經驗,如何得到他的信任,及在堂會建立領導的角色?或許要先由我開始,主動和長執們定期見面分享、禱告,希望慢慢能建立互信的關係。

        總之,我最憂慮的是接任後如何處理各種人際關係。我想,若現任堂主任退休後不再出現,我的自由度會大些。又,我要組內閣嗎?有時候處理事情,要先跟一些成熟、可信任的人商討才有果效。耶穌不是也有三位圈內人(彼得、雅各和約翰)嗎?只要我沒有特別優待他們便是了!

      有時候我會想,若摩西早點交棒給約書亞,約書亞能否領導這群多疑的以色列民?另外聖經也不多記述他和迦勒的關係,是迦勒自己隱退,在最後分地時才出現,還是他一直和約書亞並肩作戰?舊約中這最重要的傳承例子並沒有給我答案。

        而在新約中,保羅與提摩太的關係很好,在保羅的書信中經常看到他指導、鼓勵提摩太。早期教會的特色好像是領袖會放手讓其他人帶領教會,最多是在重要關頭才會提醒,保羅如是,彼得也如是。我也希望現實能這樣,我可以用我的方法來帶領堂會,有需要時會有適時的提醒和鼓勵,而不是經常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

        我可以安心接受邀請嗎?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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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當保羅説「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時,他肯定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然而當教會的牧者退休後,仍繼續在教會內跑,美其名為「退而不休」,這是一種甚麼心態呢?

         從事奉崗位退下來,沒有了辦公室,沒有了秘書,好像連人家對自己也少了份尊敬,心情自然不暢快,很想找方法來補償,有甚麼比繼續擁有權力更好呢?這就是傳承的一個危機。

         也許不是退位者有心阻礙接棒者,而是大家都有種想法,例如若交接期長些、設立顧問在過渡期作觀察,便可以順利過渡,而接棒人不用過早有重擔,這原意是好的,卻沒有從接棒者的角度去看。遇疑難、麻煩,可以有人傾談是好的,但若退任者太多聲音,事事都要其首肯,成為太上皇指指點點的局面就不好了。電視劇中女兒跟父親提及自己的男友時說:「我希望得到的是祝福,不是你的批准!」同樣,退任者應只給予鼓勵和支持,而不是指導接棒者做每個決定。

         這種「安全過渡」的心態,不單單是退任者,可能其他在位的領袖也有同樣的思維,目的是希望教會的傳統、文化甚至制度保持不變。其實接棒者要的是自由發揮的空間,在新環境下嘗試一些新的牧養和事工模式,若事事依循舊方法,教會哪會有長進呢?傳承就是一個轉變的契機,讓教會有空間思考和計劃未來,不要被「安全」考慮妨礙神的工作。

         當看到接棒人好似做不出甚麼成績,跟我們的期望有差別時,我們總覺得是對方的問題。這種心態其實也要不得,須知道方法沒有對錯之分,效果好壞也不一定是方法問題,更何況世上根本不會有十全十美的接棒者,所以不在其位時,我們要學習放手,不給自己機會為他人製造麻煩,可能的話讓自己放一個悠長假期,遠離堂會的運作,享受人生另一階段。

         以上所說的好像一旦離開了,便要割斷所有關係似的,當然不是這樣!作為有經驗的前輩,退位者多年的見識是重要的、是無形的資產,所以我們不是只做旁觀者,不理接棒人的死活,而是要不阻礙他的發揮,跟他保持同行的關係就夠了。切忌恃老賣老,找機會顯示自的重要。

         說到底,退位者首要調節自己的心態,既要肯定自我,又要肯定接班人。既然這段路已跑完了,便不要再在教會裡跑;假若仍有精力服侍,可求問神新的召命、新的服侍場地,深信上帝會另有美好的安排!

轉變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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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人總是不想改變,不管你口裡怎樣說,當真的要作出改變,很多人都難以踏出這步。原因頗複雜,管理學者認為人有惰性(inertness),不是懶惰或墮落的意思,而是不想活動的惰性。為甚麼呢?

         其中一個比較普遍的原因是對不確定的事情有所恐懼,例如不想轉換其他品牌的手機,怕不懂使用,其實不是不懂,而是不肯定換手機後會遇上甚麼問題,所以索性不作改變。在教會的場景,很多教牧長執都不敢做大一點的改變,不論是敬拜方式、聚會時間、事工開展,甚或人事政策,他們都抱著以一動不如一靜的心態,即或在現今的情況,也不敢討論教會應如何面對社會、政治環境及信徒流失的問題。

         這些都是因為懼怕改變會帶來的不確定性所致。當在教會的日子長些,領袖便明白凡事要考慮週詳,以免得失某些弟兄姊妹,所以不作改變是最安全的。在平穩的日子這種做事方法可能還行得通,然而,在急促轉變的環境就未免過分保守,甚或會因趕不上轉變而被淘汰。例如今天的年青人跟上一代已很不同,他們嚮往自由、即興和敢言,若教會不能給予他們這些空間,便會失去了他們,長此下去,教會便沒有傳承!

         傳承不等於要延續上一代的遺產(legacy),上一代的「英雄」事蹟大多數不能複製,例如大堂會創會牧師的牧養和治理方法在當時是有效,但二三十年後,便往往不適合新的會眾和環境,可惜不少人仍認為新的接班人要跟創會牧師有相同特質,其實這只是緬懷過去,未能適應新環境!好的傳承不是去找一個複製品,而是要有一位肯創新、破格,為教會引進新思維的接班人,將教會推前一步,懂得在這世代使人做門徒。

         這樣做當然有風險。接班人理應相對年輕,未有很多全方位牧會的經驗,而且可能不會跟隨傳統,在神學和社會議題上或會有不同取向,雖會被年輕會友接納,但較資深的長執難免有點懷疑,只是因沒有其他更好的人選才勉強接受。這種憂慮就是出於不清楚這接班人有何表現,恐怕他會帶領會眾走有别於現在的路。人就是會對未能控制的事有種莫名的恐懼,這種恐懼無疑對領袖傳承有極大的阻礙。要解決這問題,一定要消除這種憂慮,接受不確定性。對很多人來說,這不易做到,然而這是對信仰核心的考驗。

         耶穌吩咐我們不要為明天憂慮,保羅提醒我們要將一切憂慮卸給神,而雅各更指出我們不能為明天作太多計劃,這些都是很普遍的教導,那麼,為何要讓自己陷入這種恐懼和憂慮中?若在選拔過程中盡了責,在各種思量下選擇了接班人,便是放手讓神去掌管的時候。

         我們確是不能預測所有轉變的後果,但甚麼也不做並不能解決問題。轉變確實會帶來不安,然而是否對傳承有惶恐就拒絕傳承?人不能死抓著現在的崗位不放,卻可以相信神在不同時代會用不同的人來完成祂的工作。

小教會的成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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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在自由開放的社會,基督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影響力會否持續下降?相反,小型信徒群體的影響力,是否會在不同領域大幅提升?甚至在一些小區域帶動文化更新?筆者目睹基督教在西方的影響力日漸衰退,而香港似乎有「未老先衰」的趨向,對公共領域的影響力也逐漸下降,因而提出以上疑問。

教會正萎縮的現象

過去半世紀,基督教不斷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衝擊。其中,否定絕對真理和普遍價值,直接衝擊著基督教的核心教義理念。沒有人或組織擁有真理的詮釋權,因此世上沒有真理,更沒有作為真理代言的大台,世上只有相對及主觀的真相。曾自豪地表示,以基督信仰精神立國的地區,基督教也需要從公共領域中退去。去基督教化除了在政府部門、教育體系,甚至教會興辦的服務,也不能自由祈禱和傳福音。隨著絕對真理被否定,基督教堅持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等價值所確立的社會制度,也不斷被衝擊。

教會的發展情況也差不多。歐美的信徒人數減少,教會關門、出售或改建成博物館等。教會在公共領域受重視的程度大不如前。多項研究均顯示,在西方,基督徒人數持續減少1,就算曾經是亞洲第一大宣教士輸出國的南韓,也因教會醜聞與疫情,不管是否信徒,對教會的信任度都正在減少。2

香港的情況更不用多說。從教會更新運動發表2019年教會普查的報告,可知道聚會人數持續遞減,與西方情況類似3。教會是否正在萎縮?若只看數字,答案是明確的,不過,數字只是其中一種指標,信徒群體的影響力,也是另一種重要的衡量標準。

廿一世紀教會發展的可能趨勢

作為社會組織,受到的約制正在增加,如果不調整發展策略和方向,將無力應對環境變化;最後的目標,可能只是維持現狀,而不是發展。不過,我們看到過去二十年,探討教會作為使命群體,却有不少發展。簡單來說可以用「小、散、多」三個字來形容。

規模小、組織散、種類多

上世紀已提出「無牆教會」的概念,期望能回應傳統教會太內聚而忽略使命實踐、太著重活動而忽略屬靈關係,以及決策由上而下,而沒有聆聽年輕人及異議聲音等問題。到了今天,更多的討論是關於教會朝向小教會,甚至微教會方向發展。即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規模會縮小,沒有中央組織、自由發展,信徒群體卻可以變得更靈活、更多元。因此可以用規模小、組織散、事工種類多來形容。

近年,有關教會轉向非建制化的討論漸趨成熟。例如在《有機教會》(Organic Church)就早已提出教會太著重活動及維持組織規模,應轉向以人為本,聚焦使命,以轉化世界為異象4。另外,《簡約教會》(Simple Church)5,以及最新出版的Simply Church6,內容傾向類似家庭教會模式的運作,倡議教會需要回到最簡單的組織,釋放信徒群體的創意與活力,來實踐大使命。

近年,對香港教會影響力較大的,應是 Ekklesia一書。作者開宗明義,針對教會停留在建築物內,定義了教會是「由個人組成、一星期七天廿四小時在全市『挨家挨戶』地運作、能帶來轉化的有機體,而非靜止的組織。」7從這角度看,教會是全天候履行使命,而且是不斷革新變化的群體。除了更全面從不同角度討論教會觀外,還提出了革新是一個需要不斷重啟的過程,免得新生有機的小教會重回成為靜止的建制組織。8

關係與使命主導的群體

上述的著作都具有實踐經驗,綜合而論,有兩個非常突出的共同點:關係主導與使命主導。

首先是關係主導。信徒群體並不是功能組合,而是彼此相愛的有機見證群體。這群體如果只有工作關係,或只是因為要維持組織功能而存在,紛爭內耗是必然的結果。教會本質上是重視關係的群體,人與神、人與人的關係復和,本來就是我們的信仰核心。

理論上,重視關係會表現在重視發展會友恩賜。這恩賜特質並不局限在傳統的事奉崗位,而是按個人召命領受,事奉方向是服侍主內的群體,也可以在職場甚至社區中的見證。發展個人恩賜特質,一方面在事奉神,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喜歡做的事,結果是更主動學習,同時更投入在這群體中。這是一些傳統堂會所忽略的,感覺受重視自然會更投入,過程中自己不單是一顆「小螺絲」,而是神的「祭司」,事奉就是在實踐「信徒皆祭司」的理想。

其次是使命主導。教會要建設的,不是宗派組織或建築物,而是社區。「無牆教會」針對的教會,只是為了維持教會建築,包括座堂、政治及社會影響力,資源時間在於維持事工架構組織、部份會友的想法,甚至教會在營運的商業活動等的現像。而所倡議的,就是進入社區實踐大使命。

小教會較能實踐使命主導,優點是以小組形式進行決策,透過同心禱告,各人領受從神而來的感動,以大使命作為決定行動的標準,決策過程簡單,但目標方向清晰。大使命是建立門徒為目標,而第一步就是傳福音。傳福音的形式不限,可以直接在職場或鄰里中分享福音,也可透過社區服侍來表達愛鄰舍的福音實踐。

雙重網絡發展的趨勢

身處在網絡世紀,每天全方位地被互聯網絡資訊包圍。由資訊接收到人際網絡與協作,都在即時通訊軟件中發生。近年已有一些研究指出,社交媒體的普及已影響到教會內的溝通及權力運用模式。以神學教義的教導及教會信息傳播為例,過往只有教牧發放的就是唯一的答案或解釋,他們表達的就是權威,不多被會友質疑。但這種「由上而下」的資訊已失去其權威,被無數網上的文章或影片取代。而更大的問題是,牧者沒有留意到這種變化,還在抱怨會友不受教!9

受到這兩年疫情的影響,教會開始更廣泛地利用社交媒體及網絡教學平台進行牧養工作。除了網上崇拜及各類課程外,最持之以恆的便是網上小組。更重要的是,這些小組在疫情稍為緩和的今天仍在繼續,而且還吸納了一些已離開教會的信徒,維繫了已經移居海外的弟兄姊妹。本來已是小教會的群體更不用說,線上線下可以同步發展。

另一個明顯的趨勢是更多的協作網絡。教會、機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協作由來已久。以往有組成新機構或一些聯盟夥伴方式共同推動事工,而小教會並沒有註冊成為組織,透過人脈關係以及社交媒體,結識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同學習,分享資源。這些網絡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或組織,只因共同使命走在一起。例如要在深水埗區參與基層事工及傳福音工作,便與當區堂會、社福機構,甚至政商界有心人仕組成合作網絡。

疫情下因應社區需要,更加速了這些協作網絡的發展。包括了同一社區的不同教會、專業團體,以及政商界的朋友,當中有信徒與非信徒。由於沒有層級關係,合作上彼此的空間及彈性較大,當然組織也會顯得鬆散,若是短期合作,問題不大。不過,正因為小教會的特色及發展的需要,這類協作網絡是非常普遍的。

傳統教會重拾動力的契機

以上所論,是過去二十年,特別是在北美發展的教會形態,部份已在香港發生,並且快速成長。不論小組數量、合作網絡平台以及事工種類,均以小型群體的形式出現。無疑,這種新形態,滿足了今日部份信徒群體的需要,釋放他們實踐召命的動力與創意。這正正就是傳統教會多年來未能突破的關口。我們不能說這是教會模式的更替,以新模式取代原有的教會模式。反而,兩者可以互補不足,針對不同對象而發展。

傳統教會能與這些小教會並駕齊驅嗎?宣教學者艾德.史蒂澤(Ed Stetzer)今年一月在美國《令日基督教》雜誌也曾提出這問題,他表示疫情使之可能10!的確,以往可能較多留在討論層面,過去兩年我們實際多用了網絡,不管是互聯網絡或是地區合作網絡,都像火一樣不斷燃燒。傳統教會若遇上信徒流失,也許需要在關係與使命上,重新檢視自己為何失去活力。

回到文首的問題,綜合以上所論,基督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影響力應會持續下降,但仍有她的重要性。環境改變只是催化劑,重拾使命與動力才是焦點。小型信徒群體滲入不同社區的角落,他們的影響力可能帶來更大的文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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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Christian Population,” Pew Research Center’s Religion & Public Life Project, May 4, 2021, https://www.pewforum.org/2011/12/19/global-christianity-exec/.
  2. Published by Y.T. Yoon and May 12, “South Korea: Problems of Organized Religion 2020,” Statista, May 12,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147995/south-korea-problems-of-organized-religion/.
  3. 胡志偉、劉梓濠編,《2019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0),第7頁。
  4. 高紐爾,《有機教會》(香港:高接觸出版,2012)。原版於2005年面世,自是類似作品在本世紀較早期的出版。作者後來再推出《教會3.0:為教會前途升級》(香港:高接觸, 2016)。是作者整合多年建立有機教會的神學反省。
  5. 湯姆.雷那、艾力.蓋格,《簡約教會》(香港:天道,2009)。
  6. Sim Dendy, Simply Church: Because It’s Not Meant to Be This Complicated (Waverley Abbey Resources, 2021).
  7. 艾德.史福索,《Ekklesia:尋回神轉化世界的器皿》(台北:天恩,2017),第8頁。
  8. Ibid., 306-307頁。
  9. 有兩份分別研究香港及挪威教會與社交媒體應用的論文可參考,分別是: Kendrew Yu, “Adoption of Social Media for Ministry by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DTL diss., Bethel Bible Seminary, 2019). Patrick Muriuki Wangari Kimaru, “Social Media and Church Communication — The role of modern technology in transformation of church interactions: A case study of Christ Embassy Church Norway,”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slo, 2019)
  10. Ed Stetzer, “Can You Be Both a Micro Church and a Large Church at the Same Time?,” Christianity Today, accessed July 16, 2021,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edstetzer/2021/january/can-you-be-both-micro-church-and-large-church-at-same-time.html.

原文刊於《城市心》第24期:https://issuu.com/rbchk/docs/rbc_newsletter_issue24_final

後繼無人下的選項

後繼無人也可以是改革時機。傳統做法是等,過去也教堂會合併,但其實還有其他選項,就回是復「信徒皆祭司」,今日網絡資源豐富,教導與屬靈裝備只是意願問題,基本的關懷牧養在信徒閶也可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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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香港教會牧者荒的問題早已預見,部分堂會在過去回應乏力,如今後繼無人,下一步還有何選擇?無奈地看著堂會老化程度日趨嚴重、等待神蹟?還是積極革新或善後?

歷史告訴我們,堂會與機構作為地上的組織,會經歷老化、衰退,甚至在歷史中消失。服侍了一代人,是須要改變了,若跟不上改變而被淘汰也很平常。作為基督身體的教會,本來就不受形式所限,在不同文化處境教會都可用不同形式運作。教會可以現時堂會的形式運作,也可用別的形態存在。

堂會缺乏帶領者,第一個選擇便是結束或合併。我們不應把組織形式過分屬靈化,堂會組織形態的存在不是必然,更不是絕對的。初期教會先出現於會堂後在家庭,在加帕多家甚至是在地底下聚會,更不要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內地信徒在家中聚會,十年文革中都沒有受訓的傳道人帶領,教會仍不斷發展。

結束堂會,會友或要各自尋找聚會地方,或被安排到同宗派或地區不同的堂會聚會,但適應需時,宜及早安排。因為缺乏教牧而合併的堂會,過去數年也有發生。當然,合併的決定要有足夠的諮詢時間,會眾的情緒是重要的考慮。

後繼無人也可以是改革時機。堂會沒有牧人,一般情況下會由資深會友或長執暫代堂主任之職,以期待有朝一日聘得合適的同工,又或是自己的會友正進修神學,期待他/她學成歸來。但更重要的考慮是如何處理即時的牧養需要。大宗派有來自其他堂會的牧者可以幫忙輪流講道或施行聖禮,若沒有這些支援,會友在基督教圈子的人脈關係又或一些福音機構可以提供短暫支援。

不少海外華人教會長期缺乏牧者,以前便是透過不同福音機構製作的影音產品,如講道錄影及專題講座錄音帶等以應燃眉之急。不過,今日環境不同了,網上資源豐富,若要短暫滿足「資訊」上的需要應不會太難。疫情下,在網上聽道、聽聖經教導、專題講座已變得平常。我認識一些信徒領袖,就是在公餘時間透過閱讀書籍、參加短期課程及尋找網上資訊而成長的。

也有一些較為成熟的、甚至已達退休年齡的信徒,可與擁有不同恩賜的信徒分擔關懷牧養的工作,如傳福音、探訪、團契分享、代禱,甚至進入社區服侍,其實這些也不一定要有傳道人帶領。

較難處理的是聖禮方面。宗教改革把天主教的七聖禮只留下洗禮及聖餐禮,今日這兩項聖禮可以如何調整,要留待神學家們討論。至於其他禮儀,是否可以簡化?特別是一些獨立教會,禮儀程序本來就是相當簡單的。

可見的未來,信徒群體的牧養工作,可能更多由信徒領袖來承擔。若是可行,還在位的牧者可以更多賦權,鼓勵信徒自主學習。牧者除了自己肩負教導的工作,也可提供其他網上資源、推薦合乎本身傳統及神學觀的講道與釋經,讓信徒透過網絡得到真理的餵養。至於其他方面的牧養工作,牧者現在就可以與會友一起同工,並鼓勵對方以創意方法進行,或許日後可以帶領相關的事奉。

心態的轉變,是面對後繼無人現實狀況的第一步。

Kairos化時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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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淑芬

盧雲神父是著名的學者與作家,曾在耶魯和哈佛大學任教,卻逐漸迷失於忙碌和名聲中,靈性也陷入低潮。一位越南佛教僧人來到荷蘭,於某天探訪他。盧雲神父形容這位僧人的眼神清澈無懼,煥發著高度洞察力及深切的憐憫,彷彿要打救他脫離困境。他直望著盧雲神父,道出一個故事:「從前,有個人騎著馬在路上狂奔,一個老農夫在田裡看見他經過,就大聲喊著說:『嗨,騎馬的,你要往哪兒去?』那人回過頭來,高聲回答說:『別問我,問我的馬兒好了。』」那僧人望著盧雲,說:「這正是你的景況,你已身不由己,不能自主,任由那股龐大勢力把你拉向未知的方向,在自己不明所以中前行,成了被動的受害者。」

你是否也被忙碌拉著你走向未知的路上,成為被動的受害者?又或是逆境當前,你被黑暗和無助包圍著,無法看到上帝的指頭和藍圖?今天,就讓我們談談地上的時間和上帝的時間,從而重拾方向和盼望。

以弗所書五章15-18節,標題是「靠聖靈的能力而活」,經文提到「所以,你們的生活要謹慎,不要像愚昧人,倒要像智慧人;要在這邪惡的日子把握每一個機會;不要草率行事,要明白主想要你們做甚麼。不要醉酒,因為那會毀了你們的生命。相反,要讓聖靈充滿你們。」(新普及譯本)經文的核心是在邪惡的日子做智慧人,把握時機,讓聖靈充滿。現今世代正是黑暗和邪惡當道的新常態,如何從上帝視角看到機遇是重中之重。

希臘文中有兩個字是關於時間的──「時間」與「時機」。時間(Chronos)是關乎時間流程、先後次序。舊約歷代志的希臘文就是用「Chronicles」這個字,意思是指「那段日子」的編年史。Chronos是指一段尋常的時期,組成我們的一生年期,是可衡量長短、計算分秒的「時間」和「光陰」。

而時機(Kairos)則是指一個預定好、適合去做某件事的時刻。「時機」是要把握的,即以弗所書提到的把握每個機會,亦即所謂的機不可失。以弗所書五章16節中的把握時機,正正提醒我們在邪惡多變的世代,要辨識關鍵──神彰顯的時間。那是「把握現在」,充分利用今生的每個機會、每個right time,去完成我們的任務。舉個例子,「你現在距離退休還有多長時間?」這指的是Chronos,而「你是否感到退休是一個時機,可讓你專心服侍主」?這指的是Kairos。「時機」意味著應該行動,是做某件事的機會。耶穌提到莊稼熟了,就是收割的Kairos,這時就要收割,若錯過了,莊稼就會掉在地裡朽壞。

讓我們看看聖經中有關Kairos的論述。新約中,耶穌的兄弟挑戰祂上耶路撒冷守住棚節,說祂要揚名……就該把自己顯明給世人看。耶穌卻對他們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約七8)即祂要受難、得榮耀的時機尚未來到。而耶穌在世傳福音的最後階段,祂走向耶路撒冷,那時祂卻說祂的時候快到了(太二十六18)。兩次提及的「時候」,正是耶穌辨識上帝Kairos的意思。

舊約歷代志上十二章32節提到以薩迦支派,「有二百位族長都通達時務,知道以色列人所當行的……」。希伯來文‵eth的字根跟希臘文Kairos相同,通達時務與把握時機是相同的概念,指以薩迦支派能辨別地上與上帝的時間,從而作出正確的決定。當時的背景是由掃羅王過渡到大衛王朝,所以兩個王朝同時並存,以色列人要作出選擇。而以薩迦支派族長說是時間膏立大衛,所以就去希伯崙擁立大衛為王,把握時機做對的事。人生的轉機在於機遇,但機遇不常見,要謹慎留意,一旦出現了,要緊緊把握,作出行動。

如何「把握時機」?保羅提到三個「不要」和三個「要」,剛好是相對的。第一是不要像愚昧人,只看屬地的時間,要像智慧人。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更加要謹慎行事,洞悉先機。在每個Chronos中努力不懈,同時留意特殊時機(Kairos)的出現,才能抓住與主同工的機會。第二是不要醉酒,被聖靈充滿,這提醒我們要察覺自己被甚麼充滿。酒能使人放蕩,我們要隨波逐流,意志消沉,把時間浪費在滿足私慾上,與一般人無疑?還是追求常常被聖靈充滿,在艱難的日子更深地依靠神,渴慕明辨祂的心意?所以,第三是不要作糊塗人,明白主的旨意。

那我們可以如何認出時機(Kairos)?那就靠時刻保持與主對話、不住禱告。更重要的是劃出安靜的時間,與自己、與神對話,這樣就更能熟悉神的聲音和啟示。新型冠狀病毒將人隔離,讓人安靜下來,或許是造物主刻意讓我們關注自己,並深化與祂的關係,以至我們能在黑暗邪惡的時代,把握時機與神同行。

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於《雙城記》提到:「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充滿絕望的冬天。」問題在於我們能否看到機遇。

突破框框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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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環境改變,組織和個人也要改變才能適應新形勢。過去有說:以不變應萬變,若這只是各種策略之一還好,倘若成了故步自封的藉口,就是自欺欺人了。經歷了疫情和社會運動後,很多信徒的思想和行為都起了變化,很難想像堂會可以不改變!領導團隊不單要有新思維,肯去改變,還要懂得怎樣改變,才能有效地帶領堂會與時並進。

坊間會以腦震盪的方式來想出具創意的點子,即是參與者在沒有甚麼規限下,隨便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後綜合所有資料作分析比較,這方法的好處是突破思維的框框,但牧養會眾不能單靠天馬行空的創意,最重要的還要有專業的知識及神學基礎。以改革青少年事工為例,不能夠一開始便思考用甚麼方法來接觸他們,而是要處理牧養方法和教導內容。首先要找出他們對堂會有何期望,又或是他們對堂會缺乏興趣的原因。年青人對某件事不感興趣,可能是看不到事情對自己有何好處,又或是已經失望頂透。換言之,堂會的年青人流失,可能是他們認為堂會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那麼要如何挽回他們對堂會的信心呢?這便要「對症下藥」了。在過去的日子,年青人本來期望堂會能作時代的先知,面對不公不義的事情至少要作出譴責,誰知堂會只強調傳福音,對社會、政治的事情不聞不問,更不去回應,以至年青人對堂會失望。若這是實情,要挽回這一代的年青人,堂會的領袖就要先改變自己的思維,接受自己的某些價值觀與年青人不同,對福音的詮釋有分別,甚至對政權的理解也存在差異。承認有差異,肯面對問題,才能思考如何去牧養年青人。

世情變得複雜多變,即使閱歷深厚也不一定能對當前形勢有完滿的答案。今時今日,教導也不能老是單向地灌輸,而是要互動學習,所謂教師也不一定是年長的教導年幼的,也可以是有共同興趣的弟兄姊妹一同學習。堂會領袖若能放下身段、肯與年青人一同學習,正是互相建立的好機會。

至於內容方面,除了傳統的聖經教導,如新舊約導論外,也可以應對當下的處境,探討一些與大家相關或感興趣的話題:如,應否順服掌權者,政教應否分離,聖經中的愛國,移民、召命等課題。甚或可以不預設題目,保留探討不同主題的彈性。

而因著科技的進步,學習的模式也發生劇變,由過往單向式教授變為線上線下混合模式的學習。今日堂會需要的不是老師,而是促進者、有創意的學習策劃者,他不單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懂得好好運用堂會內外的資源,有需要時能跟別人合作。今天,領導團隊若不改變思維,便難以牧養會眾,在社會中作好見證。

肯去改變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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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簡單的事情要做決定,一個人當然比較方便和有效率,但若事情是複雜、情況不明朗時,團隊作決策應是較為有效的。然而人多不一定好辦事,團隊中要有合適的成員才能有好效率,那麼成功的團隊具備甚麼元素呢?

這要從團隊的功能性和動力來看。決策是否有效取決於團隊的見識。在堂會的場景,團隊是指牧者同工加上長執,牧者們通常只有神學訓練,較少有其他專業知識,所以若從功能性來說,若長執能有工程、法律、財務等專業知識,便可提供不同的視角。可惜今天堂會面對的問題變得更為複雜,好像移民問題,這已不是神學或專業知識能給予答案了,重點也不是去留的決定、移民的準備,而是信徒的思考過程及內心的掙扎,這涉及對聖經、門徒和使命的理解,情緒和家庭關係,社會政治分析和財務安排等,甚至牽涉領袖們個人的政治取向和基本價值觀。

若真的要二分,主走派可能對香港的政治社會環境沒有信心,因此對聖經的理解是人不一定要留在某地,處處都可以做見證。而主留派則認定神安排這代人留在香港是有其時代意義的,若不堅持在此刻做見證,則失去做門徒的意思。當然,有更多的人是中間派,不知何去何從,也不敢表態,亦可能根本沒有選擇的能力。不管弟兄姊妹有何想法,各人總有一些難處和掙扎,堂會要怎樣牧養這群弟兄姊妹呢?

若相信大家是肢體,各人的專業(包括神學訓練)應該仍可以互補,而就著未遇過的情況,就應該立即一同開始學習,去理解環境改變了,事工可如何推展,又不堅持自己過去的認知,若領導團隊中有此學習氣氛和文化,則一定能夠發揮服侍的能力!

而團隊的動力亦是由以上的開放文化而來,假若大家只會避開敏感的議題,客客氣氣地各做各、因循地教導萬無一失的「真理」,當然可以減少衝突,卻不能提供適切的牧養。團隊要有動力、合一地來牧養弟兄姊妹,必須培養肯改變、肯合作、肯學習的文化。今天領袖團隊若仍堅持己見,在有限的認知去牧養,這就難怪群羊不認識領袖的聲音了!

團隊內各人的角色不同、功能不同,正如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時,同時推許以巴弗提和提摩太,雖然他倆的工作和地位很不同,但在保羅眼中都是對福音有益的弟兄,這才是像樣的團隊。保羅的禱告:「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腓1:9)團隊不單要互相信任、有同一的目標,也要在認識神和各種見識上一同學習,愛心才可增多。面對已經改變了的現實,團隊不能不改變!

含混不清時更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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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現在做教會領袖很難,既要帶領會眾作門徒,又要為各種行政安排煩惱。例如疫情緩和了,政府容許堂會恢復聚會,堂會當如何安排呢?哪些人可優先回來崇拜?是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還是長者優先?在網上預約還是可電話留座?凡此種種,不能單靠一兩位傳道人或幾位執事來處理。若是整個堂會的事,不應該由所有人去思考嗎?但現實是領袖始終要負起責任。

在牧養方面,一年多的疫情對會眾有何影響,相信不是很多領袖能立時說出來。年多以來不能實體見面,究竟還有多少會眾留下呢?會眾的靈性固然重要,但他們面對甚麼難處、內心有何掙扎也不能忽視,傳道同工、長執又掌握了多少呢?加上近年社會政治環境變化很大,我們難以完全理解,在此複雜和含混不清的環境下,要牧養信徒也不是件易事。

將來如何我們較難預測,但當務之急是去理解會眾的需要。當然在疫情期間,有部分的弟兄姊妹互有溝通,故仍可得到牧養,但大部分的人只在網上聚會,他們的實際情況無人得知,這群沉默的會眾才是極須牧養的羊,堂會要思想如何接觸他們、和他們重建關係為先。

目前雖能恢復聚會,但人數仍有限制,初期只能容納堂會的三成人出席,堂會會否考慮多開幾堂崇拜,以便多些會眾能參加實體聚會?現在會眾回來了,如何能更有效地接觸他們?牧者長執不能假設過往某些方式成功了,現在仍可沿用,須知道現在人和環境都改變了,因循地採用舊有模式,成效可能減低,是時候要思考崇拜模式是否須要革新了。例如可以在崇拜前後加些互動安排,讓會眾可以互相問候,甚至跟同工傾談!

另外,無論是否恢復實體崇拜,詩歌和講道是另一個要考慮的重點。實體崇拜能夠讓領會者及講道者因應現場氣氛作出調整,但更重要的是講道者應傳講甚麼信息。領袖勉勵大家作門徒,但此時此刻要怎樣作門徒呢?有牧者強調關心社會,特別是區內有需要的街坊;有牧者認為今天是傳福音的好時機;也有牧者覺得要面對移民問題;當然有更多牧者不理環境如何,堅持依循過去的習慣,逐卷聖經宣講。無論是哪類牧者都要思考,在新常態下甚麼信息是會眾最需要的。

又有說香港的堂會將面臨失去年青的一代,因為我們的牧養方式跟不上社會政治生態的轉變,單靠宣講信靠耶穌已行不通了!如何能贏回下一代?我們沒有必勝的把握,只知若不改變思維模式就絕對不能扭轉形勢!

香港的堂會一直都處於安穩的環境,即使是九七時,參與社會事件的堂會和牧者都是少數,但近年的疫情和社會運動卻是對大部分信徒有影響,這是不容忽視的。在前景含混不清、事情複雜難料的情況下,堂會實在要有好的領導團隊才能應對,才能按信眾的實際需要去牧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