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出了問題,怎辦?

 

question-mark-2901648_1920.png◎劉忠明

教會會出亂子,領袖也不是聖人,所以教會中人有問題並不叫人意外。關鍵是如何處理,甚至回到最基本,該怎樣預防。

教會發生的問題,當然有程度和性質上的差異。個人犯的錯誤,可以關乎錢財、道德、決策錯誤等;有些牽涉法律,有些只是處事不太明智。這些錯誤也可能是集體犯的,如串謀欺騙、隠瞞事實等。

在此也要弄清楚幾件事情,錯誤不一定是犯罪,也不一定是犯法。例如執事會討論採購時,某人忘記了申報利益,這是錯誤,卻未必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除非是故意隱瞞欺騙,令教會有損失,那麼便是犯法,在信仰上亦犯了欺哄的罪。又例如在招聘或解僱員工的過程中,有違反平等機會及勞工法例之嫌,這是錯誤和犯了法,卻不一定是不公不義甚或犯罪。無論如何,教會領導層要承擔錯誤決策的責任!

家醜不可外揚的心態在上一代人中根深蒂固,所以若發生了甚麼事情,都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手法來處理。這種處事方法有可取之處,卻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這樣處理。舉例說,若一位弟兄在團契活動中斂財,用了數十元公款來買一些物品,留下了部分自用,不論是故意還是無心之失,大概都可用愛心挽回這原則,警告及勸誡這人。但若是牧師、傳道或長執犯了此等錯誤,因著他們是領袖,也許要用不同方法處理。若銀碼不大,教會可依既定政策來執行紀律,但同樣要以挽回的心態來處理。假若銀碼巨大,又或有弟兄姊妹受到傷害,則由執法機關來處理可能更為妥當。無論如何,若是觸犯了法律,教會不能不考慮將事情交由執法機關處理,至於教會內部如何處理,則是另一回事。

那麼,界線在哪裡劃分呢?相信這不容易訂下來,不能說過了多少數額便報警等等。保羅雖然提醒哥林多教會不要在不義的人面前訴訟,但他是指隨意欺壓別人的控訴,不一定是關乎公義和道德的事情,他也沒有否定法律程序,否則也不會上訴到羅馬。所以教會或弟兄姊妹永遠有依循法律途徑去爭取公平判決的權利,問題是甚麼是恰當的時候和必要的手段。有權利不一定要行使,有時候以愛心來挽回有悔意的弟兄也許比控告弟兄更為公義。

今天教會出現甚麼問題?其中一樣是不願面對事實,找藉口來替領袖或犯錯的人開脫責任,結果令受害者更痛苦、公義不能伸張,這可能比原先的錯誤更不公義。而在過程中,被指控的和受害的一定各有人支持,有些是明白事理的,有些則只是感情上的支援,若領袖未能有智慧地處理這種分歧,只是吩咐大家不要討論,以愛心包容等等,對解決問題毫無幫助。

所以當教會真的發生問題,特別是領袖犯了錯誤,教會便要無懼地面對,於合乎法理情下積極處理,不能避而不談,也不能單單報警了事。教會有責任維持正義,亦有使命去使人離開罪惡,回到神的愛中,總不能礙於面子而不去深究,草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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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微不足道?

 

關元昌夫婦.001.jpeg◎呂慶雄

在教會的領袖訓練課程中,不時聽到參加者表示自己既沒有甚麼學歷,又沒有能力,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信徒。教會有事奉或領袖訓練,自然想多請幾位忠心事奉的弟兄姊妹參與,只是,當他們聽到是裝備教會領袖的課堂,便立時強調自己不是領袖或領袖的材料。

在〈時代的拓荒者〉一文中曾提到,上帝經常選用人眼中的小人物來改變歷史。文章所指的是1894年香港發生鼠疫前後,香港的西醫發展與差會的關係。那時期的香港歷史,我們會留心來華的宣教士,也會著意孫中山如何信主,但哪個華人信徒在歷史中曾發揮巨大影響力卻鮮為人知。

在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的副堂中,你會看到一對夫婦的畫像,他們是關元昌長老(1832-1912)及其夫人黎亞妹(1840-1902)。關元昌是信二代,父親關日,據說可能是首位華人牧者梁發早期施浸的其中一位信徒。按劉粵聲主編的《香港基督教會史》(1941年出版)所載,關氏早年在醫院工作,後因教會(倫敦傳道會)開設印刷廠,他便重新學習做印刷工人。及後由於收入不多,於是跟隨傳教士作牙醫學徒,成為第一位華人牙醫。

至於夫人黎氏,被李志剛牧師(筆名浩然)稱為華人的南丁格爾(見〈香港首位南丁格爾—關元昌師奶黎氏〉)。她是高露雲(又稱高樂爾、高三桂,Caldwell)律師的養女。這位律師和他的夫人有從事地產買賣,是熱心信徒。道濟會堂與雅麗氏利濟醫院的所在地便是這對夫婦以半價賣給教會所興建的。

我想強調的,是這對律師夫婦。教會歷史本來就沒有留下他們的名字,他們只是平信徒,像我們許多弟兄姊妹一樣,認為自己沒甚麼才能,並不是領袖,在教會做些簡單的事奉已是「竭盡所能」了。高氏夫婦做了兩件事:平價把地皮賣給教會,以及收養孤女黎亞妹,給她供書教學,她能操流利的中英文,於英華女校畢業後更成為該校的老師。後來她與關元昌結婚,二人在教會熱心事奉,黎氏看到雅麗氏醫院的病人沒有人照顧,也不理會當時沒有女士照顧男病人的不成文規矩,挺身成為第一位女護士。及後這醫院也成為第一間訓練護士的醫院。

據說,黎氏也是孫中山的老師,夫婦二人視孫中山為親子一樣,對他非常照顧。孫先生稱他們為誼父誼母,即今日的「契爺契媽」。這對關氏夫婦是華人的第一批信二代,第一位牙醫、第一位護士,也是第一間華人自理的教會長老。他們的父母輩,做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工作,就是影響他們下一代,忠於所信。

事實上,每個人其實都很微小,但在神的眼中,沒有一個人是微不足道的。在生活中忠於所信,其影響力可能會遠超你的想像。
開荒・傳承・拓展(二)

時代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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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不少人明明坐在領導崗位或已有實際領導經驗,卻不承認自己是領袖。除了真謙卑外,也許是對領袖有極高的期望,害怕自己未能滿足這期望而不願被稱為領袖。

我寫過幾篇關於歷史人物的短文(〈小人物與大歷史〉),講的是宗教改革時期的人物如何承先啟後改變歷史。小人物是成就神心意的重要元素,領袖訓練不是製造英雄,我們不要只製造英雄而忽略無名的貢獻者。許多關於領導的著作以「偉人理論」(Great Man Theory)為基調,期望讀者能向那些大人物學習,成為改變時代的領袖。

不過,我更相信啟動時代變革齒輪的,是沒有甚麼知名度的小人物。改變時代的拓荒者,很多時是由一些忠心小民開始的。

回看香港歷史,不少帶來重要改變的關鍵時刻,並不是來自人所共知的大人物作的大決定,而是一些在自己崗位上忠於所託的小人物,他們的名字該被記念。其中一例是1894年發生的鼠疫。

2003年「沙士」一樣,當年鼠疫的源頭是中國大陸,由於香港當時已是重要的港口,因此直到二十世紀初仍經常有鼠疫發生,並影響世界各地有聯繫的城市。官方數字顯示,1894年發生的鼠疫有二千多人死亡,但民間估計實際數字應該更多,而當時香港人口只有二十多萬,有多達三分一人口離港避疫。當時的重災區是華人聚居地太平山街地區,當時政府要逐家逐戶訪尋病者及死者,最後甚至要清拆太平山街所有房屋。日後用「洗太平地」來形容警察掃蕩黃賭毒,便是來自這歷史事件。

今日港島的卜公花園就是當年的太平山街地區,園內豎立了記念這次鼠疫的紀念碑。同時也因這次鼠疫,香港成立了細菌學院,即現時位處卜公花園旁的香港醫學博物館。

回看這段歷史,有甚麼小人物?他們作出了甚麼貢獻?

在今日卜公花園步行五分鐘的距離,就是當年的那打素醫院、道濟會堂(教會)、香港西醫書院的所在地。看看鼠疫前後在該處跟醫療相關的事件:

1881 那打素診所在倫敦傳道會太平山區的禮拜堂開始運作

1887 何福堂牧師之子何啟,以夫人名字命名的雅麗氏醫院啟用,同年開辦了香港西醫書院(日後併入港大醫學院)

1891 那打素診所擴建成那打素醫院,並開設護士訓練課程

1894年鼠疫爆發

當年鼠疫爆發到完結約五個月時間,期間改變了甚麼?華人由抗拒到接受西醫,東華醫院也從此引入西醫治療。華人婦女從不看西醫,但自此不但西醫開始普及,還有華人女護士,甚至日後的助產士訓練相繼出現。

香港的醫療系統與傳教工作關係非常密切。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半世紀後,華人與西人仍保持相當的距離,彼此不相往還。惟有傳教士敢於突破,進入華人圈子提供服務,而福音與服務是雙線並行。如那打素診所在教會開始,而雅麗氏醫院就在道濟會堂旁邊。當年孫中山在西醫書院就讀時,就在道濟會堂聚會。同時,第一位華人女護士關黎式女士是傳教士養女。在港開始訓練護士的史提芬夫人(Mrs. H. Stevens)是來自倫敦傳道會傳教士。

這些人物如何改變香港歷史?英國人於1841年登陸香港,1842年便有傳教士來港,他們勇於面對新環境。英國人不與本地人接觸,惟有傳教士深入社區與本地人接觸。而醫療與醫護的發展,傳教士更是功不可沒。

在每個時代,神都興起祂的拓荒者,今日的拓荒者可能是你。

開荒‧傳承‧拓展(一)

主要參考資料:姜鍾赫,〈鼠疫與香港殖民醫學下的華人女性病患(1841-1900)〉,《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6期(201512月)。

領袖的同行者

trekking-299000_1920.jpg◎劉忠明

做領袖的,要尊重每一位同工和會友的聲音,然而做會眾的,怎樣才可敬重做領袖的?我們很容易地問,這個人值得我敬重嗎?似乎今天我們都相信「敬重是賺回來的」這句話,值得敬重和跟隨的才去順服,若然有一位大家都可以心悅誠服的領袖,這便不是問題。現實上,大概不會有很多有這種資格的領袖,既然大多數的人都不是,為什麼我們仍然對我們的領袖有此期望?所以問題是如何在對領袖帶領的期盼和接納他們的軟弱中尋找平衡!也許我們已經忘記了怎樣做跟隨者,或更貼切的說,怎樣去做同行者!

對帶領者有所期望是必然的,對別人死了心才沒有期望。所期望的,一般而言較重要的都是這個人的理念、待人處事的原則,與及這人的品格操守等,至於其他方面,則較少留意。在教會內,領袖的事奉心志和異象是會眾期待的,會眾希望領袖們能帶領他們在信仰上可走前一步,在屬靈經歷上可更深一點。除此之外,這些領袖如何管理教會的財務、人事,以及產業都是有一定的盼望,在公平、公義之餘亦要是忠心的管家。但我們很難找到能夠符合每項優秀特質的領䄂啊!而且好的領袖特質亦有可能不是單靠個人可以發揮出來,往往需要在團隊中才可表現出來,亦需要其他人的接納才能成為優秀的領袖!

很多時候每一位領袖在其崗位總有不足的地方:有感召力的可能在管理領導上較弱;有管理恩賜的可能在勸慰支援上未能令人滿意;有理想有異象的也許在人際關係上強差人意。因此,我們不能期望有全能的領袖,而需要接納每一個人都有一些短處。慶幸的是,一般在團隊中各人都可以互相補足,因此堂會才可以建立。這種情況不單是發生在領䄂中,在我們周圍的弟兄姊妹也是如此,世上沒有完人,只是我們只知道,但卻未能全然接受。大家需要的是願意和軟弱者同行的人!

做領袖的,亦要開放自己,接納自己不足,也需要別人來扶持。假若堂會的發展理念不是單單一個領袖自己想出來的,而是和眾人共同建立起來的夢想,那境況就不是完全不一樣嗎?既然是一同協作出來的,大家難度不會支持,不希望齊心努力達到這期望嗎?所以不是只有非常有權威和德高望重的人才可令人敬重,一位願意謙卑和眾人分享權力的亦是值得敬重的領袖,甚至在推動異象時更能得到眾人的支持。

這便是能和別人同行的領袖!當明白團隊才是成功的關鍵時,心態上自然會看別人是自己的盟友,是同路人。那麼在人際關係、與人溝通和信任上都能放下一點自傲,謙卑下來,便能經歷少即是多,退即是前的道理!在大家都是同行者時,領袖們便明白不是一個人在帶領,而是成為肢體的合作夥伴。而當會眾也是這樣想時,堂會𥚃便有很多同行者、很多夥伴,不再有管理層和下屬跟隨者的籓籬。

道理上這不是艱澀難懂,只是行不出來!要能互相信任,互相支援,基礎是能互相順服!保羅忠告各信徒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弗5:21),才能開始講丈夫妻子、父母兒女、主人僕人等關係。因此堂會內各領䄂要互相成為同行者時,仍然是要回到敬畏基督這基礎,敬重和接納別人的動力是來自於對基督的敬畏,不是因為別人的可愛!

沒有了犧牲,便沒有貢獻!但這個犧牲,只是放下自己過大和不應有的自信,這原本就不應該存在的。只是身為領袖,總要有點表現自我的權慾,未能時常看通對別人的影響不是來自這崗位上的權力,而是你的內心本質!當大家都願意放下,願意成為別人的同行者,也願意別人和自己同行,這才是可敬重的領袖!

 

教會內的不同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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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教會內眾人除了基本信仰和價值觀相同外,很多待人處事方法都不一樣,所以教會內對人對事不一定也不能只有一種看法,所以弟兄姊妹往往有不同的聲音 。從管理學來看,這是正常不過的事情,而且本來就是好事,可以避免一言堂、家長式的領導。但從現實一點來看,很多堂會的領袖都未能接受別的聲音,好像異議的存在是大逆不道的。信徒也許亦有類似的痛苦經驗,眾領袖如何處理不同的聲音和意見確是有商榷的地方。

為什麼會有痛苦的經驗呢?若有不同的意見又能互相溝通,雖不一定可以有共識,但互相理解立場和不同點已是好事,若能加上接納和尊重,那麼在不同之下仍有合作的空間。可惜的是我們往往未能溝通,也未能尊重有異見的弟兄姊妹,以致大家懷著憤怨,在未能接納對方但仍然要在同一屋簷下敬拜確是痛苦的事情!

要避免這種事況,方法是很簡單,不需什麼高深學問,說來說去還是要溝通。但有效的溝通,卻不是人人可以做到!溝通一定不是單一方向的陳述,也不是有諮詢會,有問卷調查等便是溝通!溝通是真的去明白對方的看法,而且是建基於互相信任!

要知道人在接收到不同的意見時,很多時的自然反應是拒絕,有時候又去揣測動機,搞不好的便扣上帽子,加進陰謀論,那麼便永遠溝而不通!這種領䄂對別人的情緒和認知偏差是未能互相信任的結果。

因著種種原因,某些弟兄姊妹做了資深的長執後便慢慢地離了地。這不一定是他們存心傲慢、剛愎自用,而是在領導崗位時間長了,聽得太多不同意見,知道不同立場,也完全明白各人有不同理解與關注。認為別人都不全面當握狀況,他們的意見一定有不足的地方,故選擇相信自己的經驗是解決問題的良方。尤其是專業人士當長執,更相信個人的社會經驗才是成功領導的保證!

較差的狀況當然是為了保持和諧,在位者認為一動不如一靜。持有固定思維是常態,亦恐怕什麼轉變其實都不能改變什麼,所以若現在沒有大問題,因循一點是最安全的,拒絕新的意見便是最自然不過。

沒有機會去處理不同的聲音並不是代表聲音可自動消失,當然我們不應強求事事都有一致的看法,這是不切實際亦不可能。然而不處理或處理不當卻是破壞關係的主因,特別在今天的環境,社會大眾已習慣了提出訴求,要求當權者有回應。不單社會上,職場上也如此,這是不能逆轉的文化。若在教會內得不到相同的經驗,不滿之情便浮現出來,因此充耳不聞,敷衍了事等的回應一定不會被接受。

不願改變自己的思維來面對不同聲音,是教會領袖失敗的地方,這是要承認的問題。接受自己的不足才能開始聆聽別人的聲音,對資深牧者和長執來說,這是困難的,對身為專業人士的長執,更是不容易的。但基督耶穌不抓住和神同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象,自甘卑微,不正是我們當領導的要學會的功課嗎?

這正是心態問題,在此並沒有否定各人的見識和專業知識,只是在訂立方向和政策時,教會的領導更要考慮如何建立人,不能只說道理或依賴專業方法!況且很多人其實只是希望表達自己的看法,也明白領袖面對的一些困難,只希望有人聆聽,不一定期望所有意見都會被接納。

所以若雙方都能倒空自己的尊嚴,對別人信任多一點,願意走多一步,走近一些來聆聽,便可令溝通更有效,況且不同聲音正是創意的其中一個來源,在此求變的年代,唯有善用不同的聲音才能有成長。

教會僵化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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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式領導特質(四)

◎呂慶雄

以下這些現像是否似曾相識?

(1) A弟兄能動員年輕人參與事奉,B傳道卻從未試過成功邀請年輕人出席活動。

(2) C長老說了要為教會購置新的梳化,就算D部長說不用,但堂主任表示要按C長老的意思去做,免去無謂爭吵。

(3) E組長在會友大會提出教會沒有空間讓年輕人回來教會聊天,F主席卻說教會沒有空間給年輕人回來hea,因為教會是敬拜神的地方,地方運用是神聖的,不是給人hea的。

(4) 教會請了知名講員在下個月來主日講道,G傳道是當天的主席,想直接與講員溝通,以便更好預備崇拜程序。堂主任說,聯絡外面講員是自己的責任,請G傳道不操心,全為他與講員溝通。

(1)個情景是關係為本的教會生活,沒有關係,不能動員,是家長式領導的「人治」特質。教會應重視關係,正面地運用關係建立人及重員事奉者,甚至以「關係式門徒訓練」也是應考慮的方向。不過,同時要以高透明度處理人與事的問題,要設定原則防止過度人治。

(2)個情景是論資排輩,按你是誰便可作何種決定,也可視為「社群和諧」和「官僚層級」的特質。教會一家,在多元中合一是聖經教導,資深的當被尊重。追求和諧合一是應該的,我們不會用「官僚層級」來形容教會行政與管理,但按恩賜配搭、按位份分工是必然的,只是在層級系統中需要有彈性,特別是小教會,層及與輩份不能太重,而作長輩要注意不要「倚老賣老」,成為教會健康發展的障礙。

(3)可以視為傳統守舊,缺乏創意,是「內聚」的表現之一。其實這又與(2)相關,有了層級,有了資深會友,他們的說話較具份量,就算沒有崗位,影響力也較大。他們作決定的依據是按慣常做法作判斷,以前這樣做,未來也應這樣做。我們需要承認有些「長輩」沒有創意開展新事工,但卻應有開放的態度,不要過度管理,讓年輕人以序作新嘗試。

至於(4), 是資訊操控,在家長式領導中視為權威領導的表現,出發點是為下屬好,可視為「恩威並施」的一種表現。權威領導的外衣有時以仁慈或德行領導方式出現,出發點是為對方好,但權力卻牢牢在自己手中,不放權而不自知。不放手對外溝通是一例,以教導或說教式口吻與年輕人說話也是常見。有教會長輩想做年輕人導師,在對話中卻處處要求年輕人順服上一代(權威),如此,年輕人的反應自然是抗拒。

家長式領導在華人教會呈現的現象,還需要實際研究訪談才能發現具體情況。但只從表面看,正面是強調愛與和諧,負面便是管理僵硬。文化對領導的影響,更多是潛藏在生活習慣中,領袖視為理所當然的行為,不少是來自文化傳統多於聖經教導。而文化傳統與教會傳統結合之後,若欠缺反思推陳出新,便會僵化。

 

 

教會與家長式領導(五)

延伸閱讀:樊景立、鄭伯壎〈華人組織的家長式領導:一項文化觀點的分析〉,於《本土心理學研究》13(20006),頁127-180

教會內的權力遊戲

wellness-2758149_1920.jpg◎劉忠明

在教會內大家都有一個假設,認為弟兄姊妹是不會爾虞我詐,大家都能坦誠相待,不會玩權力遊戲,不會有堂會政治。然而這假設往往和現實不符,雖然信徒不是存心傷害別人,但有時候某些想法或行為卻並不能造就人,結果反而是有人受傷害。

這些事情的背後也不會一定全是個人的問題,大家的出發點都可能是為教會好,不是去尋求個人的利益。然而在方向或方法上有差異時,一方或雙方的既定立場受到衝擊,大家便會運用不同的資源來影響對方,這便開啟了堂會內的政治行為。這些行為就是權力運用的時候,偶一不慎,便產生不太理想的行為舉動,令衝突發生。例如長執希望教會在某些事情上有一些改變,但教牧同工不太贊成,長執便開始向會友解釋,希望尋求支持。同樣,教牧也會找會友或其中一些執事陳述利害。本來大家都是希望教會更有效服侍會友,然而這種互相拉攏支持我方的行動,便使教會陷入在爭取人心的政治處境中,搞不好更會演變成兩極化,視對方為敵人,最差的情況便是分裂。

雙方在爭取各自的支持時,其實是權力的角力。在會友制的堂會,會友的支持是權力的其中一種重要來源,當然教牧同工是擁有牧養的屬靈權柄,但牧養和如何推動事工以至行政管理的分野不是這麼明顯。而且會友也不一定完全順服教牧的領導,因此爭取不同的影響力來獲取决定權便是達成目標的唯一途徑。這種權力的遊戲本應可避免的,但在缺乏溝通和信任時,要冷靜坐下商議出路便顯得困難。

在歷史較長的堂會,某些人或群體擁有較強的人脈,這種關係便是政治本錢,所以當牧者或長執是新鮮人時,很容易被這些人支配。資歷較深的領袖發揮較強的影響力本應也是正常的,問題在乎這樣使用政治本錢是否有造就教會的效果,還是只希望鞏固自己的地位。有些人很在意自己擁有的影響,因為有影響力便受人尊重,個人的自尊感也高些,本來也不是壞事,但假若到了相信一個教會不能沒有我的程度時,便好像皇帝或老闆一般地認為教會是自己的,陶醉在領導崗位,這便出問題了!

試想想一個信徒在同一崗位事奉二十多三十年,不肯退下來,總覺得在這裏真好。而當年紀也不輕時,真的可以榮神益人,有果效地事奉嗎?相信不少人可能也在經歷教會內的山頭主義,各佔地盤的局面,信徒或同工好像軍閥割據一樣,各自在自己的領域中做領袖。好的說法是各自在有恩賜的地方盡力事奉,壞的看法是沒有了看別人比自己強的心態,接近唯我獨尊。雖各自為肢體,但仍要聯絡得合適才可使身體有成長,懂得協調,懂得傳承,要明白團隊的真正意義才是真的同心合意!

不錯,作領袖的要運用權力才能發揮影響力,保羅也十分強調自己的使徒身份和從耶穌而來的召命,為的是增加他勸戒眾教會的權柄,希望眾人不會離開主道。所以權力遊戲是必需的,問題是希望達到什麼目標,懷有什麼心態,以至於運用權力的過程中是否令人受損,還是可以建立人!作為教會的領袖,不管是教牧還是長執,都要小心運用權力。

所以在任何體制的堂會之內,都要有良好的管治機制,對各方的權力有所制衡,避免一方獨大。因人除了回應上帝的呼召之外,始終是要向其他肢體問責。若沒有適當的權力分配,事工便不能順利推展,含混不清的制度只會引發衝突和危機,然而也不能太有限制性,做成官僚,不信任別人,權力不下放,便不能有效回應前線弟兄姊妹的需要,而會眾缺乏參與的激勵,教會便不會向前走。

因此權力確是複雜的問題,有效領導不能缺少權力,但也不能夠過多,以免陷入引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