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慶雄

究竟香港教會的青少年流失是甚麼原因？這裡借題發揮，分享教會領䄂如何理解下一代的問題。

從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五年一次的「教會普查」報告得知，在牧者眼中，青少年流失的第一個原因是「學業壓力」（54.6%）。第二個原因是堂會「未能回應青少年需要」（47.6%），與學業壓力差不多。跟2019年的調查結果相比，排第一的都是「學業壓力」，其餘三個原因在位置與百分比上有些差異。

我猜回應者不一定是負責青少年事工的牧者，若全由他們填寫，結果可能不同。若全由仍留在教會的青少年代表回答，也許會得出更「另類」的原因。而問那些已經停止聚會的青少年為何不返教會，可能的回應是：「唔想」、「無原因」、「好悶」、「無朋友」……或者他們根本不想跟你討論。這裡只是很一般的假設，並不針對「教會普查」的方法與結果。青少年是堂會多年來不易處理的群體，我們該如何理解他們的需要？

最近一口氣看完了Netflix的《混沌少年時》（Adolescence），同時又在閱讀海特（Jonathan Haidt）的新作《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本來還在沉澱關於社交媒體對青少年影響的描述與分析，看到「教會普查」的報告即時反應是：若我們只從成年人及堂會的角度看青少年，可能難以對症下藥。

《混沌少年時》講述一名13歲少年Jamie因涉嫌殺害女同學Katie被捕，四集的內容提出許多引發思考的論題，如何理解成長於社交媒體下的一代成為我的焦點。其中，第二集講述負責此案的探長進入學校，嘗試透過其他學生了解Jamie與Katie的相處點滴及尋找凶器。鏡頭展示了學校的混亂、老師的不專業、學生的暴躁。探長的兒子Adam也是這間學校的學生，最後不忍父親像「盲頭烏蠅」那樣處處踫壁，於是向父親解釋如何從Jamie與Katie在IG的對話看到他們的互動。最叫人驚訝的是，青少年使用的情緒符號原來有多重意義，成人連想也沒有想過，彷彿是另一種語言。對作為警察的父親來說，需要重新理解這案的假設和發現。

第三集是Jamie與輔導員的對話，甚至可說是角力。我們看到這位少年人的不簡單。在對話中互有攻守，反映Jamie不想被成年人操控，甚至不想被了解。《混沌少年時》及海特的研究，都提醒我們不能單以大人的眼光看青少年。放回堂會流失年青人的場景，還有很多我們可能沒有想過的範疇，但因篇幅關係，這裡抛磚引玉，帶出三個值得我們深思的話題：

在社交媒體下成長的青少年人擁有自己的語言甚至價值觀系統，沒有接觸過的成年人可以完全不明白，錯誤理解、錯誤解讀而不自知。面對成年人的不理解但又自以為明白，青少年可能的反應是：反感、抗拒、憤怒！這可會是他們不告訴你不返教會的原因？

一個行為背後可能涉及多重文化與價值觀差異。我聽過不少堂會多年來不斷努力推動青少年人的事工，卻事倍功半。同一方法，過去若不成功，未來又怎可能成功？這類堂會的領袖也許需要謙卑下來，承認自己對青少年認識不足，不適宜勉強推動青少年事工。反而可考慮與一些較有經驗的同工、事工機構多合作、交流，在堂會內外發展讓青少年覺得「自在」的文化空間。

從事工機會的角度看，影片也觸及性別議題及欺凌等校園問題，每個問題背後都不是單一原因可以解釋的。例如一般人多著眼校園欺凌的嚴重程度，卻沒有針對深層原因（執筆之際，網上正流傳香港某傳統名校的欺凌片段，發布者表示是針對校方沒有正視長期的欺凌問題！）。沒有處理深層原因，只禁止或譴責欺凌行為，於事無補。若了解到青少年面對的問題，校方或許資源不足，但教會其實尚有很多未被發掘的人才，在聆聽、同行、輔導等角色上，是否可以填補缺口，特別是那些有校園事工的教會？如此，是否更能針對性地連繫青少年的真正需要與教會事工。

前文提過海特的《失控的焦慮世代》，書中大量研究討論在社交媒體餵養大的Z世代（又被稱為zoomers、數位原生代）為何相對地更多焦慮。社交媒體鼓勵對人作出尖酸批評、排斥異類聲音以建立同溫層、把自我形象建立在流量上等等。但研究發現，帶著正面信息、鼓勵自我反思及對大自然的敬畏等的宗教活動，正正是針對焦慮世代的良藥。作者沒有說教會可做甚麼，但教會可善用已有的文化特質，針對這一代的需要來填補缺口。

回到「教會普查」報告重複揭示的問題，我最大的感觸不是數字的升降，而是當中指出的問題都不是新的，有些甚至已提出多年仍沒有改變。問題是在於難題之大無法改變？還是多年來仍找不到良方？如何理解下一代流失的問題是一個例子，告訴我們單憑自己視覺去看世界，看錯的機會是大的。成年人對青少年世界的認識，受到社交媒體的影響，距離真相愈來愈遠。探視問題的方向錯了，距離解決問題的目標便會愈走愈遠。

領導思維系列（四）

◎呂慶雄

在自由開放的社會，基督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影響力會否持續下降？相反，小型信徒群體的影響力，是否會在不同領域大幅提升？甚至在一些小區域帶動文化更新？筆者目睹基督教在西方的影響力日漸衰退，而香港似乎有「未老先衰」的趨向，對公共領域的影響力也逐漸下降，因而提出以上疑問。

教會正萎縮的現象

過去半世紀，基督教不斷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衝擊。其中，否定絕對真理和普遍價值，直接衝擊著基督教的核心教義理念。沒有人或組織擁有真理的詮釋權，因此世上沒有真理，更沒有作為真理代言的大台，世上只有相對及主觀的真相。曾自豪地表示，以基督信仰精神立國的地區，基督教也需要從公共領域中退去。去基督教化除了在政府部門、教育體系，甚至教會興辦的服務，也不能自由祈禱和傳福音。隨著絕對真理被否定，基督教堅持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等價值所確立的社會制度，也不斷被衝擊。

教會的發展情況也差不多。歐美的信徒人數減少，教會關門、出售或改建成博物館等。教會在公共領域受重視的程度大不如前。多項研究均顯示，在西方，基督徒人數持續減少¹，就算曾經是亞洲第一大宣教士輸出國的南韓，也因教會醜聞與疫情，不管是否信徒，對教會的信任度都正在減少。²

香港的情況更不用多說。從教會更新運動發表2019年教會普查的報告，可知道聚會人數持續遞減，與西方情況類似³。教會是否正在萎縮？若只看數字，答案是明確的，不過，數字只是其中一種指標，信徒群體的影響力，也是另一種重要的衡量標準。

廿一世紀教會發展的可能趨勢

作為社會組織，受到的約制正在增加，如果不調整發展策略和方向，將無力應對環境變化；最後的目標，可能只是維持現狀，而不是發展。不過，我們看到過去二十年，探討教會作為使命群體，却有不少發展。簡單來說可以用「小、散、多」三個字來形容。

規模小、組織散、種類多

上世紀已提出「無牆教會」的概念，期望能回應傳統教會太內聚而忽略使命實踐、太著重活動而忽略屬靈關係，以及決策由上而下，而沒有聆聽年輕人及異議聲音等問題。到了今天，更多的討論是關於教會朝向小教會，甚至微教會方向發展。即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規模會縮小，沒有中央組織、自由發展，信徒群體卻可以變得更靈活、更多元。因此可以用規模小、組織散、事工種類多來形容。

近年，有關教會轉向非建制化的討論漸趨成熟。例如在《有機教會》(Organic Church)就早已提出教會太著重活動及維持組織規模，應轉向以人為本，聚焦使命，以轉化世界為異象⁴。另外，《簡約教會》(Simple Church)⁵，以及最新出版的Simply Church⁶，內容傾向類似家庭教會模式的運作，倡議教會需要回到最簡單的組織，釋放信徒群體的創意與活力，來實踐大使命。

近年，對香港教會影響力較大的，應是 Ekklesia一書。作者開宗明義，針對教會停留在建築物內，定義了教會是「由個人組成、一星期七天廿四小時在全市『挨家挨戶』地運作、能帶來轉化的有機體，而非靜止的組織。」⁷從這角度看，教會是全天候履行使命，而且是不斷革新變化的群體。除了更全面從不同角度討論教會觀外，還提出了革新是一個需要不斷重啟的過程，免得新生有機的小教會重回成為靜止的建制組織。⁸

關係與使命主導的群體

上述的著作都具有實踐經驗，綜合而論，有兩個非常突出的共同點：關係主導與使命主導。

首先是關係主導。信徒群體並不是功能組合，而是彼此相愛的有機見證群體。這群體如果只有工作關係，或只是因為要維持組織功能而存在，紛爭內耗是必然的結果。教會本質上是重視關係的群體，人與神、人與人的關係復和，本來就是我們的信仰核心。

理論上，重視關係會表現在重視發展會友恩賜。這恩賜特質並不局限在傳統的事奉崗位，而是按個人召命領受，事奉方向是服侍主內的群體，也可以在職場甚至社區中的見證。發展個人恩賜特質，一方面在事奉神，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喜歡做的事，結果是更主動學習，同時更投入在這群體中。這是一些傳統堂會所忽略的，感覺受重視自然會更投入，過程中自己不單是一顆「小螺絲」，而是神的「祭司」，事奉就是在實踐「信徒皆祭司」的理想。

其次是使命主導。教會要建設的，不是宗派組織或建築物，而是社區。「無牆教會」針對的教會，只是為了維持教會建築，包括座堂、政治及社會影響力，資源時間在於維持事工架構組織、部份會友的想法，甚至教會在營運的商業活動等的現像。而所倡議的，就是進入社區實踐大使命。

小教會較能實踐使命主導，優點是以小組形式進行決策，透過同心禱告，各人領受從神而來的感動，以大使命作為決定行動的標準，決策過程簡單，但目標方向清晰。大使命是建立門徒為目標，而第一步就是傳福音。傳福音的形式不限，可以直接在職場或鄰里中分享福音，也可透過社區服侍來表達愛鄰舍的福音實踐。

雙重網絡發展的趨勢

身處在網絡世紀，每天全方位地被互聯網絡資訊包圍。由資訊接收到人際網絡與協作，都在即時通訊軟件中發生。近年已有一些研究指出，社交媒體的普及已影響到教會內的溝通及權力運用模式。以神學教義的教導及教會信息傳播為例，過往只有教牧發放的就是唯一的答案或解釋，他們表達的就是權威，不多被會友質疑。但這種「由上而下」的資訊已失去其權威，被無數網上的文章或影片取代。而更大的問題是，牧者沒有留意到這種變化，還在抱怨會友不受教！⁹

受到這兩年疫情的影響，教會開始更廣泛地利用社交媒體及網絡教學平台進行牧養工作。除了網上崇拜及各類課程外，最持之以恆的便是網上小組。更重要的是，這些小組在疫情稍為緩和的今天仍在繼續，而且還吸納了一些已離開教會的信徒，維繫了已經移居海外的弟兄姊妹。本來已是小教會的群體更不用說，線上線下可以同步發展。

另一個明顯的趨勢是更多的協作網絡。教會、機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協作由來已久。以往有組成新機構或一些聯盟夥伴方式共同推動事工，而小教會並沒有註冊成為組織，透過人脈關係以及社交媒體，結識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同學習，分享資源。這些網絡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或組織，只因共同使命走在一起。例如要在深水埗區參與基層事工及傳福音工作，便與當區堂會、社福機構，甚至政商界有心人仕組成合作網絡。

疫情下因應社區需要，更加速了這些協作網絡的發展。包括了同一社區的不同教會、專業團體，以及政商界的朋友，當中有信徒與非信徒。由於沒有層級關係，合作上彼此的空間及彈性較大，當然組織也會顯得鬆散，若是短期合作，問題不大。不過，正因為小教會的特色及發展的需要，這類協作網絡是非常普遍的。

傳統教會重拾動力的契機

以上所論，是過去二十年，特別是在北美發展的教會形態，部份已在香港發生，並且快速成長。不論小組數量、合作網絡平台以及事工種類，均以小型群體的形式出現。無疑，這種新形態，滿足了今日部份信徒群體的需要，釋放他們實踐召命的動力與創意。這正正就是傳統教會多年來未能突破的關口。我們不能說這是教會模式的更替，以新模式取代原有的教會模式。反而，兩者可以互補不足，針對不同對象而發展。

傳統教會能與這些小教會並駕齊驅嗎？宣教學者艾德．史蒂澤(Ed Stetzer)今年一月在美國《令日基督教》雜誌也曾提出這問題，他表示疫情使之可能¹⁰！的確，以往可能較多留在討論層面，過去兩年我們實際多用了網絡，不管是互聯網絡或是地區合作網絡，都像火一樣不斷燃燒。傳統教會若遇上信徒流失，也許需要在關係與使命上，重新檢視自己為何失去活力。

回到文首的問題，綜合以上所論，基督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影響力應會持續下降，但仍有她的重要性。環境改變只是催化劑，重拾使命與動力才是焦點。小型信徒群體滲入不同社區的角落，他們的影響力可能帶來更大的文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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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Christian Population,” Pew Research Center’s Religion & Public Life Project, May 4, 2021, https://www.pewforum.org/2011/12/19/global-christianity-exec/.
2. Published by Y.T. Yoon and May 12, “South Korea: Problems of Organized Religion 2020,” Statista, May 12,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147995/south-korea-problems-of-organized-religion/.
3. 胡志偉、劉梓濠編，《2019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0），第7頁。
4. 高紐爾，《有機教會》（香港：高接觸出版，2012）。原版於2005年面世，自是類似作品在本世紀較早期的出版。作者後來再推出《教會3.0:為教會前途升級》（香港：高接觸, 2016）。是作者整合多年建立有機教會的神學反省。
5. 湯姆．雷那、艾力．蓋格，《簡約教會》（香港：天道，2009）。
6. Sim Dendy, Simply Church: Because It’s Not Meant to Be This Complicated (Waverley Abbey Resources, 2021).
7. 艾德．史福索，《Ekklesia：尋回神轉化世界的器皿》（台北：天恩，2017），第8頁。
8. Ibid., 306-307頁。
9. 有兩份分別研究香港及挪威教會與社交媒體應用的論文可參考，分別是： Kendrew Yu, “Adoption of Social Media for Ministry by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DTL diss., Bethel Bible Seminary, 2019). Patrick Muriuki Wangari Kimaru, “Social Media and Church Communication — The role of modern technology in transformation of church interactions: A case study of Christ Embassy Church Norway,”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slo, 2019)
10. Ed Stetzer, “Can You Be Both a Micro Church and a Large Church at the Same Time?,” Christianity Today, accessed July 16, 2021,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edstetzer/2021/january/can-you-be-both-micro-church-and-large-church-at-same-time.html.

原文刊於《城市心》第24期：https://issuu.com/rbchk/docs/rbc_newsletter_issue24_final

◎賴淑芬

盧雲神父是著名的學者與作家，曾在耶魯和哈佛大學任教，卻逐漸迷失於忙碌和名聲中，靈性也陷入低潮。一位越南佛教僧人來到荷蘭，於某天探訪他。盧雲神父形容這位僧人的眼神清澈無懼，煥發著高度洞察力及深切的憐憫，彷彿要打救他脫離困境。他直望著盧雲神父，道出一個故事：「從前，有個人騎著馬在路上狂奔，一個老農夫在田裡看見他經過，就大聲喊著說：『嗨，騎馬的，你要往哪兒去？』那人回過頭來，高聲回答說：『別問我，問我的馬兒好了。』」那僧人望著盧雲，說：「這正是你的景況，你已身不由己，不能自主，任由那股龐大勢力把你拉向未知的方向，在自己不明所以中前行，成了被動的受害者。」

你是否也被忙碌拉著你走向未知的路上，成為被動的受害者？又或是逆境當前，你被黑暗和無助包圍著，無法看到上帝的指頭和藍圖？今天，就讓我們談談地上的時間和上帝的時間，從而重拾方向和盼望。

以弗所書五章15-18節，標題是「靠聖靈的能力而活」，經文提到「所以，你們的生活要謹慎，不要像愚昧人，倒要像智慧人；要在這邪惡的日子把握每一個機會；不要草率行事，要明白主想要你們做甚麼。不要醉酒，因為那會毀了你們的生命。相反，要讓聖靈充滿你們。」（新普及譯本）經文的核心是在邪惡的日子做智慧人，把握時機，讓聖靈充滿。現今世代正是黑暗和邪惡當道的新常態，如何從上帝視角看到機遇是重中之重。

希臘文中有兩個字是關於時間的──「時間」與「時機」。時間（Chronos）是關乎時間流程、先後次序。舊約歷代志的希臘文就是用「Chronicles」這個字，意思是指「那段日子」的編年史。Chronos是指一段尋常的時期，組成我們的一生年期，是可衡量長短、計算分秒的「時間」和「光陰」。

而時機（Kairos）則是指一個預定好、適合去做某件事的時刻。「時機」是要把握的，即以弗所書提到的把握每個機會，亦即所謂的機不可失。以弗所書五章16節中的把握時機，正正提醒我們在邪惡多變的世代，要辨識關鍵──神彰顯的時間。那是「把握現在」，充分利用今生的每個機會、每個right time，去完成我們的任務。舉個例子，「你現在距離退休還有多長時間？」這指的是Chronos，而「你是否感到退休是一個時機，可讓你專心服侍主」？這指的是Kairos。「時機」意味著應該行動，是做某件事的機會。耶穌提到莊稼熟了，就是收割的Kairos，這時就要收割，若錯過了，莊稼就會掉在地裡朽壞。

讓我們看看聖經中有關Kairos的論述。新約中，耶穌的兄弟挑戰祂上耶路撒冷守住棚節，說祂要揚名……就該把自己顯明給世人看。耶穌卻對他們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約七8）即祂要受難、得榮耀的時機尚未來到。而耶穌在世傳福音的最後階段，祂走向耶路撒冷，那時祂卻說祂的時候快到了（太二十六18）。兩次提及的「時候」，正是耶穌辨識上帝Kairos的意思。

舊約歷代志上十二章32節提到以薩迦支派，「有二百位族長都通達時務，知道以色列人所當行的……」。希伯來文‵eth的字根跟希臘文Kairos相同，通達時務與把握時機是相同的概念，指以薩迦支派能辨別地上與上帝的時間，從而作出正確的決定。當時的背景是由掃羅王過渡到大衛王朝，所以兩個王朝同時並存，以色列人要作出選擇。而以薩迦支派族長說是時間膏立大衛，所以就去希伯崙擁立大衛為王，把握時機做對的事。人生的轉機在於機遇，但機遇不常見，要謹慎留意，一旦出現了，要緊緊把握，作出行動。

如何「把握時機」？保羅提到三個「不要」和三個「要」，剛好是相對的。第一是不要像愚昧人，只看屬地的時間，要像智慧人。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更加要謹慎行事，洞悉先機。在每個Chronos中努力不懈，同時留意特殊時機（Kairos）的出現，才能抓住與主同工的機會。第二是不要醉酒，要被聖靈充滿，這提醒我們要察覺自己被甚麼充滿。酒能使人放蕩，我們要隨波逐流，意志消沉，把時間浪費在滿足私慾上，與一般人無疑？還是追求常常被聖靈充滿，在艱難的日子更深地依靠神，渴慕明辨祂的心意？所以，第三是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

那我們可以如何認出時機（Kairos）？那就靠時刻保持與主對話、不住禱告。更重要的是劃出安靜的時間，與自己、與神對話，這樣就更能熟悉神的聲音和啟示。新型冠狀病毒將人隔離，讓人安靜下來，或許是造物主刻意讓我們關注自己，並深化與祂的關係，以至我們能在黑暗邪惡的時代，把握時機與神同行。

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於《雙城記》提到：「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充滿絕望的冬天。」問題在於我們能否看到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