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齡群體的牧養

teapot-680552_1920.jpg◎劉忠明

不管是學生、初職、伉儷、金齡,還是長者,牧養的目的都是盼望所服侍的群體可以持續成長,在靈裡與神親近,在人際關係上與人和睦,心靈在有需要時得到安慰,在社會上有好見證,發揮信徒的影響力;然而如何落實不離地的牧養,則要從他們的特定情境和需要入手!

金齡群體中有未退休和已退休的,他們的處境有相同之處,也有差異的地方。差異主要來自事業階段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考慮和擔心;相同的,可能是父母兒女的健康不論何時也可出現問題,不分年齡、性別和職業!

對於還未退休的群體來說,他們的掙扎是如何使用剩餘的日子在事業上繼續努力。他們都知道終有一天要離開工作崗位,但何時才是退休的最好時機呢?具體來說,他們要考慮的是經濟和生活的問題,已婚的,還要問夫妻是否應該一齊退休。

在經濟上,應該要有多少錢才可退休呢?這當然沒有甚麼標準,但當沒有收入卻仍有日常生活的支出──要交管理費及水電煤等、要供養父母、交子女的學費;旅遊可以花多少?在醫療保險和投資上如何抉擇?更難決定的還有每月應奉獻多少,沒有了收入怎樣做什一奉獻呢?這些都要有計劃,要有聖經原則和專業知識,牧者不能只對他們說憑信心便可過活。牧者怎樣教導他們作好計劃,同時不要過度憂慮生活所需是牧養的挑戰。而一些經濟上較缺乏的群體,堂會有否適當的機制作出支援?

另外對未來不確定的事會有恐懼,這要有心理上的適應。退休是要拋棄一些固有的生活模式,迎接自我計劃、自我控制的生活模式,這種好像很自由卻沒有規律的生活,不是人人都嚮往的。若沒有值得投身的方向,每日的生活便好像在浪費時間。更有些人總是捨不得工作所給予的安全感和滿足感,要他們放棄亦很困難!

在面對退休時,這群體對經濟、生活,甚至對自己的身體健康也難掌握,好像一個人生階段快將完結,仍未知下一步通向哪裡。牧養的目的便是為他們提供各式各樣的支援,以減少他們的憂慮,加強對主的倚靠,此外,也要幫助他們作出各種合神心意的具體決定和改變!

其實神在創造時並沒有給予亞當在工作上有退休的機會,他一直要做耕種和看守的服侍,只是工作地點由伊甸園轉到其他地方,直到死亡。所以今天所謂的退休,只不過是由某種全時間的職業轉到另一工作崗位和內容,減少為了生活糊口而投入的時間、體力、腦力,進入希望是更有意義的生活新階段。退休是要作出一種生活模式的改變,基本上不過是生活轉型!牧養便是和這群體同行,和他們一同尋求可以繼續「耕種和看守」的服侍方向,回應神對他們的召命。

除了和這群體同行,紓解他們面對轉變的困惑和不安之外,還要協助他們面對正在做的工作。這事業生涯的末段並不一定是落日的餘暉,亦可以是燦爛的完結。有影響力的信徒可以留下甚麼遺產禮物(legacy)給公司和同事?這不一定是甚麼豐功偉績,值得緬懷的大行動,可能只是良好的做事習慣、培訓好接班人,又或是曾經在工作地方開查經班、祈禱會,甚或對同事小小的恩惠和關懷等。這些都是金齡群體特有的見證機會,不是初職人士可以做到的。亞當整個人生都是看守大地,金齡群體各自在不同的崗位可以做甚麼呢?

無論如何,神是希望我們有意義、有果效地在這世界做門徒,直至見祂面。這是年青、成年時要有的態度,到金齡時更不可鬆懈,堂會裡的牧養亦要以培育門徒為主調,要思想金齡門徒的特質,不能抽空地說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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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齡群體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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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要做好事工,首先策略目標要正確。在發展金齡事工時,不應單單視金齡群體為資源的提供者,他們亦是堂會忽略牧養的群體。在確立了金齡事工目標後,便要釐清對象的需要,重新審視怎樣去推展牧養。

這群體是多樣化的,首先由50到70歲這年齡層中,在各方面都是有一定差距,他們並不是差不多的。例如從職業生涯可粗略分作三類人,第一類是仍在職人士,第二類是即將或過渡去退休的人,最後則是已退休但仍有活力的一群;當然亦有一些人很早已沒有全職工作的了。其次,他們的學識、經濟能力、家庭責任等都不同,都有著不同的需要,堂會不能假設他們都是同一類的人。

首先看仍在職的那一群,這批人大概50-60歲左右,很多人正身處職業生涯最有貢獻的階段,職位可能已是升遷到最高位,責任也是最大的,其工作壓力不比初出社會工作的人少!同時他們也開始意識到高峰過後便是退休的時候,要面對不明朗的前景。亦有人營營役役一生,到了這最後階段才覺得自己沒有甚麼特別成就,心理上自然也有失落感。

至於到60-65歲,便要真正面對退休,即或早段日子已開始計劃,但實際面對時又是另外一回事。失去經濟來源是一大變動,有規律的生活模式亦成過去,時間又忽然多了很多,有些人便可能懷疑自己的價值,覺得沒有工作便等於沒有貢獻,這不單影響心理,亦會影響自己的態度和行為,可惜教會只認為他們會有很多時間去事奉,卻少有去探討這人的需要,更遑論牧養他們。

到70歲左右,便是金齡的後期。若60歲初便退休,這階段便較長,但若65歲後才退休,則只有三五年光景。這段期間雖然還不是真正的長者,但身體機能會慢慢衰退,體力可能也不如從前,病痛可能較多,所以70歲前便是儘量服侍或享受人生的黃金時段。

因此55、60、65 和70 歲的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心理狀態,有很不同的目標和掙扎,可惜的是,很多教會常誤以為所有金齡都是在同一階段的人!況且,要記得他們也不全是中產或專業人士!不要受「嬰兒潮」這標籤誤導,誤以為這代全是高學識、高收入的一群,事實上,有大學學位或專業資格的不到四分一,他們只是相對上一代有較高學歷(大部分中學預科畢業)而已。加上近年新移民增加,這批在港的金齡人士長時間在國內生活、成長,他們的情況又與前者大大不同。

雖然大家面對的環境不太相同,但在同一信仰下大家都在學習做門徒,要在職場、社會和家庭中作見證,這正正是實踐信仰的問題。今天的教會流行講召命,希望弟兄姊妹看到神造他們的特殊目的,以致不會在生活中失去焦點,這種理念是不錯的,然而若強調召命只是傳福音、在堂會中找到服侍崗位的話,那未免太狹隘了!

做門徒可以有多方的樣式和表現,在職場中留下好榜樣,致力栽培接班人,而不是望著退休而度日已經是個好門徒。用多出的時間與家人、親戚相處,建立好的家庭網路;多運動和作有益身心的活動,一方面保持身心健康,另一方面也可擴闊社交圈子,有需要時更可提供屬靈的幫助,這亦是門徒的表現!

我們的堂會有沒有這樣的支援呢?有沒有為了金齡群體禱告?讓我們從今天起,為了他們獨特的需要而設計適切的牧養計劃!

金齡牧養的迷思

brush-791305_1920.jpg◎劉忠明

近年多了堂會意識到金齡群體的重要性,從數字上來看,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群體,加上大家對「嬰兒潮」的理解,認為他們都是有經驗、有時間,而且有經濟實力的一群,是教會裡極重要的資源,因此不能輕易忽略這群體。

但在實際事工上,堂會卻不一定正確地看待這群體。或許這是一個探討教會事工策略發展的好案例。策略思維的重點是提供一些有價值的產品和服務給某特定群體,若從金齡群體為服侍對象這角度出發,明顯地現時很多堂會都沒有這樣思考,在制定策略目標時已經犯了錯誤!

首先,何謂金齡?金齡人士是一個怎樣的群體?除了50歲是普遍為人接受的金齡人士下限年齡標準外,上限是到幾歲?65歲、70歲,還是75歲?香港政府以65歲為可申領長者卡的歲數,聯合國、世衛則視66-79歲的為中年人,80歲才叫老年人!更何況年屆65歲的,不一定願意被人看為長者、被稱為老年人;所以年齡界定不清楚,會引起一連串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領導者不知這群體的數量及他們的需要!

既然沒有劃一標準,我們姑且以50-70歲為權宜的年齡凖則作為討論的基礎。他們是誰?以往金齡事工的倡議者往往假設了這是一批行將退休或剛退休的群體,事實卻不是如此!目前很多機構都是訂60-65歲為退休年齡,而香港政府亦已接受65歲才是退休年齡,商界則可能更遲。因此50歲出頭的金齡人還有一段很長時間才會退休,加上現代人傾向遲婚,他們的子女可能仍在學或剛做事,更不能輕言退休!所以實際上退了休的可能只是那批65歲以上的人士。

若假設金齡人士有時間可以多投入教會、多些支援教會,根本就是不切實際,甚至漠視了他們獨特的需要,這是以「使用這些金齡資源」為堂會策略目標的謬誤!由此看來,堂會的下一步的策略思維應是去了解這群體有甚麼需要,然後針對他們的需要提供牧養。他們當中有些仍然在職,有的行將退休或已退休,更有已長期做兼職和在家工作的,因此不能視他們為同質(homogenous)的群體,他們的需要和其他群體一樣是多元化的!

金齡也不是不會轉變的群體!相對較年輕的群體,他們在身心靈三方面也因著環境的變遷及年齡加增而有較大的轉變,例如進入空巢期、父母離世、面對退休問題、身體出現毛病等,所以堂會若認為這是一批生力軍,是堂會以往忽略了的資源的話,則大錯特錯!堂會反而要視他們為一群沒有被特別牧養的群體,現在要重新調配資源去牧養,使他們在這人生階段繼續發光,在職場和堂會中發揮影響力!

打破「定格」思維的時間觀

frog-1247177_1920.jpg◎呂慶雄

領袖的視野需要一個不一樣的時間觀。你慣常會如何看時間?若簡單地用「過去」、「現在」與「未來」區分,你會經常想起哪個時段?多是回味過去,想像未來,還是活在當下?回望過去是為了逃避現實?想像未來是因積極樂觀?面對今天只有無奈,還是努力為未來打好根基?

辨認自己的成長歷程會讓你更明白神在過去怎樣塑造今天的你。回憶過去,可以是回味、數算恩典,同時也是檢視自己到底擁有甚麼。今日你擁有的領導特質與風格並不是一夜突變而成的,可能在你出生時神已埋下種籽,時機到了便發芽生長。尋找個人成長的軌跡,同時可以是尋找神早已預備的召命。

而領袖能否「完善」(Finishing Well),避免中途跌倒或一跌不起,其中一個重要關鍵是以不一樣的時間觀來看今日發生的事。若現正身處「成功」階段,認為此刻的我便是人生贏家,此刻的經驗可以流傳萬世仍然有效、都會成功,如此思考,不能持續成功的機會便大增。因為人生不同階段都有或大或小的成敗經驗,這些經驗是你走下一里路前需要學習的「功課」,若認為此刻便是最高峰,把目前時間「定格」,能意識到下一個高峰的可能性亦相應減低。

身處低谷的情況也一樣,一般人面對逆境無力前行,多是把當前處境「定格」,認為自己從此只會如此這般地活下去。人生的無奈並不是因為低谷,而是把短暫的低谷視為永恆或終局,把要學的功課視為無意義的苦難。

作領袖的需要有較高的反思與整合能力,才能跳出「定格」。就算「定格」是自然發生的,若令我們停留在過去或現有的經驗,這「定格」很大可能成為阻礙我們前進的牢籠。

所羅門王透過政治婚姻達致四境昇平,以為這就是成功的方式而忘記那是耶和華的蔭庇。政治婚姻成為他的「定格」,結果是引入外邦的神。

先知以利亞停留在巴力一戰的成功,忘了曾遇上的俄巴底如何收藏了100位耶和華的先知,他以為只有自己孤身作戰;也忘記了連饑荒之時,神也能透過烏雅與寡婦供應他所需,結果他竟然求死。

使徒保羅沒有「定格」在迦瑪列門下,或是為猶太公會迫害基督徒的「風光」歲月中,反而願意接受自己親手迫害的基督,還為向外邦人傳福音這使命甘願被打、被囚、被出賣。

近年多次來港的巴勒斯坦人牧師亞歷斯阿瓦德,沒有「定格」在不公的待遇、家族被以色列軍隊傷害的慘痛過去中,他分享的都是復和的信息。其實,不少災難的倖存者也有類似的經歷,換個角度看神的時間表,讓過去的經歷成為領導與影響力的資源。

「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恆安放在世人心裏;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透。」(傳三11,和修本)

過去正面或負面的經驗總會留下痕跡,神會按著被造之物最佳的時間,讓這些經歷轉化成為生命資源,豐富我們的領導力。能否走出「定格」,視乎我們能否洞悉當下的真實經驗與感受,成為我們要學的功課及何時會被轉化為帶領的能力。

就如主耶穌預言彼得會三次否認祂,是要告訴彼得要回頭堅固他的弟兄。多年後,彼得也學會把這出賣主的負面經歷,化成從軟弱中重新站立的功課,繼而轉化成面對逆境的能力。

人不能測透上主的心意,只有憑著聖言、過去的經驗及神直接的啟示才能明白。而我們只有不斷從生活中反思,才能培育不一樣的時間觀,從神的眼光看過去、現在與未來。

你作斷判的標準反映你的價值觀,繼而影響你的行事為人與領導力。由價值觀到領導力,這是由內而外的領導(Leadership from Inside-Out)。

領導思維系列(二)

創意與領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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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創意對發展中的城市、工商業和政府都非常重要,具備創造力的人才,能突破現有的框框,帶領工商業、政府進入新里程。

培養創意可從生活中開始,包括從生活中多觀察、多反思、從多角度看同一件事,從而得出更多不同新觀點。正向思維也是重要的,只有批評及悲觀的論調,世界是不會有進步的希望的。當看到的是機會而不是限制,人會為著這些機會多作嘗試,新人新事便由此而來。另外,大膽想像也是創意的來源之一,有人說:想像力比知識重要,因為知識有限,而想像的世界可以無邊無際。有誰想到數十年前科幻小說內的機械人,今日會真的出現在現實世界,且會跟人對話?

想像與實踐
不過,想像與現實脫軌只會是空談。有想像力的人,一日可以有千百個新主意,但要透過討論、多作實驗,才能篩選出幾個可實踐的主意。

由想像到做到,可能是很漫長的過程,但只要有好奇心、問對問題,終會闖出新路。表面上看來彷似很矛盾,既要有想像與創意,但又要可實踐;這也許是領導與藝術創作的分別。因為帶領機構發展要兼顧的事情較多,缺乏執行力,跟隨者也不會投放心力與你一起拚。

帶領者能勇於嘗試,是機構甚至教會能發展出不一樣路向的原因,此外經驗是重要的一環。我們固然不可停留在成功的經驗,那只會阻礙創新,要同時反思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才有機會整合出一些切合現實的可能出路。

不少發明是把一些生活常見的事物連繫一起。最近就在網上看到有人把滑梯與樓梯結合,成為鍛練肌肉的設施。跑上樓梯是很好的鍛練,但落樓梯卻有損膝蓋,於是有人想到把滑梯拼在樓梯旁,便可以無損膝蓋去鍛練肌肉。這發明是具創意的,是否有市場則作別論。事實上,類似的創意表達在市場上到處可見,但在教會呢?

教會又如何?

創意培育在教育界、工商界也有不少討論,只是教會卻鮮有注重。當我們宣稱神是創造主,創意是神的形象之一,理論上我們應可大膽作出新的嘗試。可惜也許因為我們太形而上、太多包袱、太多理論、太多理所當然而不敢嘗試。有時不要說「自創」,就連由別人創新並已實驗的事工,我們也不敢踏出第一步嘗試。華人教會面對創新,第一個反應多是置之不理,事不關己。若有人推薦考慮便先看其不足之處,又以「傳統」的眼鏡來審視其「正統性」。

若涉及教義,我們當然不能妥協,但在事工形式、表達手法方面,是否可以鬆一鬆手?禮儀教會的禮儀程序需有框架,但也可以很創新,日本就有信義宗教會的牧者,穿著禮袍、留長頭髮彈唱改編較為搖滾的詩歌。在旅遊網站又有介紹一黑人教會的音樂,每周末引來一車又一車的遊客前來參觀,教會可以視遊客為騷擾而拒諸門外,但這教會卻視為機會,把敬拜做得更專業,實行每周佈道。

創新可以由接納新思維、新人新事開始。領導其實好需要創意。

 

你作斷判的標準反映你的價值觀,繼而影響你的行事為人與領導力。由價值觀到領導力,這是由內而外的領導(Leadership from Inside-Out)。

領導思維系列(一)

領袖要迎向甘苦的服侍

thorn-1842081_1920.jpg◎賴淑芬

今天的信徒都喜歡聽祝福的話語:「應許兌現」、「祝福滿溢」、「一切順利、成功」……卻甚少人講及苦難,甚至鼓勵人學習迎向苦難這功課。由於想在苦難神學上學習更多,我看了費蘭度的《迎向甘苦的服侍》,領會到:服侍主的人一定會遇到苦難,但同時會得到不能言喻的喜樂,在受苦─享樂的過程中,學用簇新的眼光去理解苦與樂。作者提醒:喜樂與痛苦可以並存,喜樂使我們有力量去背起十架,是喜樂讓受苦變得有意義。喜樂與苦難是基督教不可或缺的概念,兩者可以,亦必須並存。[1]

過去幾年,主真的在建立我的受苦恩賜,而費蘭度的教導也有助我迎向甘苦的服侍,心中更願意和期待逆境的出現。兩年前,一位牧者為我分析屬靈恩賜,說主可能要發展我的受苦恩賜,我心內明白,但仍大叫不妙。當安靜默念主受苦的生命時,我想起「聖靈親自和我們的靈一同證明我們是神的兒女。既然是兒女,就是後嗣;是神的後嗣,也和基督一同作後嗣。我們既然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榮耀」(羅八16-18,新譯本)。受苦是得榮耀的另一途徑。

基督教輔導學之父保羅.杜尼耶(Paul Tournier)在太太去世後寫了《創造性的痛苦》(Creative Suffering)這本名著,他的立論是:「痛苦與喜樂都是基督教不可或缺的。」他自小痛失家人,在書中他寫道:「……我可以真心地說,我感到十分悲哀,但我是快樂人。」[2] 華里克牧師說過,我們的經驗,無論好壞,都帶著命定。也沒有一個傷痛不是帶著目的,將來不為神所用。因此,我們要用另一個眼光來審視過去不好的經歷,例如孤立、衝突、危機和攻擊等,讓自己能在回顧中轉化,擁抱這些經驗,視之為來自上帝的化了妝的祝福。

華人的教會文化較著重做事(doing),對甚麼是生命(being)有一種陌生感。但受苦卻是主孕育我們生命的必修課,能清理我們事奉的雜質,使我們更像保羅,在任何處境都尊主為大。沒有人會選擇經歷痛苦;沒有人會喜歡回顧痛苦,但它是上帝給我們的禮物!

領袖在服侍中一定會遇上苦難,在困難、痛苦之中,會推你更走近神,經歷祂深刻的愛。事實上,最能夠經歷神的愛和信實,就是在苦難的時刻,包括在肉身、情感、人際關係等的種種軟弱。保羅說主的恩典夠他用,叫神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12:9)。服侍主的人一定會遇到困難,保羅的服侍是充滿困難的典型例子。然而,真正的領袖必定樂意「(與主)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提後2:3)。為基督的緣故忍受苦難是一項特權(羅8:17-18),因為「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4:17),[3] 這也是我經常用來鼓勵自己的經文。無論個人的感覺如何、處境如何,或者眼前的挑戰有多艱難,總相信這是服侍者的常態,持守異象,信主加力,總能跨越,最後親嘗、分享主榮耀的喜悅。以下是我一個真實的經歷。

甘苦後的神蹟

接近十年前,我與隊工到中國跟政府交流,洽談開展困境兒童的工作,特別是申請牌照的事。一行人興致勃勃的出發,卻沒想到到頭來這樣艱辛而徒勞!整個旅程是不斷地喝酒,不斷地被帶去遊山玩水,正事卻沒有一樁談得上。十多年前的內地官場文化,都叫我們很花力氣適應。把酒言歡、先建交才談公事,都是我們之前不了解的潛規矩。

最後一晚是喝酒喝得最辛苦的,回到賓館,大家都不支倒下。記得我在廁所內暈頭轉向、雙腳無力站起來(國內的是蹲廁),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廁所內用盡全身力量來呼求神,幸好沒有衣衫不整地倒下去;另外一位男同工也被酒精弄得身體每個細胞都紅燙。

這是旅程的最後一晚了,我們沒有一個是嗜酒的,大家已勉力奉陪,捱了很多回,勞力是付出了,事工發展之路彷彿遙不可及,教人失望頂透。宴會結束,我們又暈又嘔,在賓館休息了個多小時,才有力氣檢討整個旅程。有位義工表現激憤:「這樣喝酒,喝死人了!我們走!香港也有很多正事要辦!」大家頓時鴉雀無聲,心情低落到極點。

大家身體、情緒都欠佳,我惟有提議一起禱告,沒有神,我已不懂得帶領了。剛閉上眼晴,眼淚便止不住,因為想起了德蘭修女的故事。昔日她決定離開安舒的修道院,照顧街上的貧窮人時,只帶著修院的一片麵包。當她走到門外,看到衣衫襤褸的窮苦人,便把麵包送出了。不久,她餓得暈倒在街上,沒有人理會她,當她醒來,卻不當一回事,繼續在街上服侍。

上帝所要的,就要那些不愛惜自己生命的人,「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太十六25)。當時我腦中出現的這個片段,叫我突然醒悟,大聲向神呼求:「主啊,我們所受的苦又算是甚麼呢?如果這個異象是祢的心意,我們不能放棄!」當我發出矢志不移的呼求後,在場各人都承接著,逐一起來宣告,又高聲讚美主,這是發生在賓館裡一場最敬虔的敬拜。禱告中,主安慰我們說:「天上的批文(牌照)我已為你們預備了。」即是說,我們不要只看眼前的絕路,此刻申請牌照是無比困難,但抓住祂的應許,事便可以成了!果然,主後來給了我們牌照,而且不是一個,是先後三個!

當領袖願意迎向甘苦的服侍,無論困難多大,都擺上代價來順服,上帝會以更大的神蹟來激勵我們!

 

[1] 費蘭度:《迎向甘苦的服侍》,陳俊莉譯(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13年),頁28、29。

[2] Paul Tournier, Creative Suffering (London: SCM Press, 1982), 60.

[3] 麥約翰:《領導真正領袖的二十六項特質》(香港:方舟機構有限公司,2006年),頁137。

兩位巨人

learn-2128978_1920.jpg◎呂慶雄

真正對人有正面影響力的領袖,並不只是看他/她本人有多的成就,而是他/她的跟隨者能做些甚麼。

柏祺博士(Dr. Ray Bakke)近年漸為華人熟悉(請參看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的網頁可得知他的背景歷史),跟他近距離接觸過的人,無不被他的博學與謙和吸引,對他深表敬佩。

他60年前開始事奉,40年前開始教神學,多年來專注於城市研究,足跡遍及六大洲200多個城市。柏祺博士著作並不算多,已翻譯為中文的包括:《城市人、城市心》(A Theology as Big as the City)(宣道,2001)及《都市裡的基督徒》(The Urban Christian)(中華福音神學院,1991)。這兩本都是城市宣教的必讀課本。

有別於傳統的課堂教學,柏祺博士認為城市才是最佳的神學教育場所,因為在城市,堂會與機構每日都在回應當前的需要,是最佳的事工實踐場所。他會主動邀請具潛質的教會領袖成為他的學生,像主耶穌教導門徒那樣,在走訪城市的過程中,隨時分享自己的觀點,結合教會歷史與聖經解釋,透析城市事工的現象及背後的因由。

當柏祺博士的學生領會他的洞見,又在自己身處的城市實踐時,城市事工便得以發展。而這些城市事工,包括跨種族文化的宣教運動、關懷貧窮與弱勢的整全使命,還有結連當地政、商及不同宗派教會與機構的事工網絡,帶動整個城市的更新。他的影響力是世界級的,但這影響力並不是單憑他一人之力。他雖是「明星級」的講員,卻沒有把自己的理念「倒模」般在世界各地複製,相反,他精挑細選獨特的小眾成為他的學生,透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及學習,鼓勵學生在各自的處境中發揮。結果,深遠的影響力從他的徒子徒孫在世界各地轉化不同的城市中看到。

另一個令我深深敬佩、同樣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是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領導學講師甘陵敦教授(Bobby Clinton)。我有幸在他退休前受教於他,雖然他不是我的論文指導,但能有機會向他學習,對我的研究、教學及事奉均有深遠的影響。

跟柏祺博士不同,甘陵敦教授一生只在一間神學院任教,而著作之多更是不能盡錄。他很會鼓勵學生,也會開放他研究的成果,讓學生自由地在不同文化處境中發揮。他的資源庫除了自己的著作外,還包括不少由他的門生建基於他的理論之上而寫成的著作及論文(詳The Research & Resources of Bobby Clinton網站)。甘陵敦教授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的不多,最經典的應是《領袖的養成》(The Making of a Leader)(天恩,2010),是他整套理論的藍圖所在。

不過,由於甘陵敦教授多年在富勒的世界宣教學院任教(後改名為跨文化研究學院),從富勒畢業、被差往世界不同角落的宣教士,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引用他的基督教領導學理論,因此,就像他的著作一樣,他的學說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在我有限的接觸中,已確知在六大洲的工場都有人在教授他的領導理論,只是華人教會接觸不多而較為陌生。

就長遠影響力而言,兩位都是世界級的巨人。是他們的屬靈生命素質、個人品格與學養,及用國度的視野看今日的事奉造就了他們真正的成就。要學做領袖,可能先要學這種生命素質,而不一定是甚麼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