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巨人

learn-2128978_1920.jpg◎呂慶雄

真正對人有正面影響力的領袖,並不只是看他/她本人有多的成就,而是他/她的跟隨者能做些甚麼。

柏祺博士(Dr. Ray Bakke)近年漸為華人熟悉(請參看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的網頁可得知他的背景歷史),跟他近距離接觸過的人,無不被他的博學與謙和吸引,對他深表敬佩。

他60年前開始事奉,40年前開始教神學,多年來專注於城市研究,足跡遍及六大洲200多個城市。柏祺博士著作並不算多,已翻譯為中文的包括:《城市人、城市心》(A Theology as Big as the City)(宣道,2001)及《都市裡的基督徒》(The Urban Christian)(中華福音神學院,1991)。這兩本都是城市宣教的必讀課本。

有別於傳統的課堂教學,柏祺博士認為城市才是最佳的神學教育場所,因為在城市,堂會與機構每日都在回應當前的需要,是最佳的事工實踐場所。他會主動邀請具潛質的教會領袖成為他的學生,像主耶穌教導門徒那樣,在走訪城市的過程中,隨時分享自己的觀點,結合教會歷史與聖經解釋,透析城市事工的現象及背後的因由。

當柏祺博士的學生領會他的洞見,又在自己身處的城市實踐時,城市事工便得以發展。而這些城市事工,包括跨種族文化的宣教運動、關懷貧窮與弱勢的整全使命,還有結連當地政、商及不同宗派教會與機構的事工網絡,帶動整個城市的更新。他的影響力是世界級的,但這影響力並不是單憑他一人之力。他雖是「明星級」的講員,卻沒有把自己的理念「倒模」般在世界各地複製,相反,他精挑細選獨特的小眾成為他的學生,透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及學習,鼓勵學生在各自的處境中發揮。結果,深遠的影響力從他的徒子徒孫在世界各地轉化不同的城市中看到。

另一個令我深深敬佩、同樣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是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領導學講師甘陵敦教授(Bobby Clinton)。我有幸在他退休前受教於他,雖然他不是我的論文指導,但能有機會向他學習,對我的研究、教學及事奉均有深遠的影響。

跟柏祺博士不同,甘陵敦教授一生只在一間神學院任教,而著作之多更是不能盡錄。他很會鼓勵學生,也會開放他研究的成果,讓學生自由地在不同文化處境中發揮。他的資源庫除了自己的著作外,還包括不少由他的門生建基於他的理論之上而寫成的著作及論文(詳The Research & Resources of Bobby Clinton網站)。甘陵敦教授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的不多,最經典的應是《領袖的養成》(The Making of a Leader)(天恩,2010),是他整套理論的藍圖所在。

不過,由於甘陵敦教授多年在富勒的世界宣教學院任教(後改名為跨文化研究學院),從富勒畢業、被差往世界不同角落的宣教士,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引用他的基督教領導學理論,因此,就像他的著作一樣,他的學說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在我有限的接觸中,已確知在六大洲的工場都有人在教授他的領導理論,只是華人教會接觸不多而較為陌生。

就長遠影響力而言,兩位都是世界級的巨人。是他們的屬靈生命素質、個人品格與學養,及用國度的視野看今日的事奉造就了他們真正的成就。要學做領袖,可能先要學這種生命素質,而不一定是甚麼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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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的影響力

water-waves-2091856_1920.jpg◎呂慶雄

我不用影響力來定義領袖,卻可用來衡量領導成效。領導成效並不是你做了多少,而是多少人與事因為你的領導而改變,而這些改變又帶來多長遠的影響。

基督教圈子有不少名人,上一代的葛培理、斯托得都是具深遠影響力的領袖典範,他們影響了不只一代人。葛培理留下的屬靈遺產是他的著作、透過他佈道信息而改變的數以千萬計信徒。此外,他與斯托得合力推動的福音會議,直接影響當代的宣教運動。他們於1974年發起「洛桑世界宣教大會」,後由斯托得起草了「洛桑公約」,這公約至今仍是世界宣教運動的指導性文件。

而由斯托得成立的「靈風基金」(Langham Foundation),支持世界各地的神學教育,讓「主體世界」(Majority World,前稱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的教會領袖有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多年來因著靈風基金的支持,成功取得博士學位的領袖,在學成後回到自己的家鄉,繼續透過教學、研究與出版,把基督教由西方中心轉移,發展自己國家與地區本色化的神學與教會事工。未來,主體世界能更多元化地發展本土神學,斯托得的影響應記一大功。

今日,同樣有不少世界級的基督教界名人,把他們的經驗與著作輸出到不同的國家。只是,有些人無視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不允許當地同工作任何文化適應性的修訂。尤有甚者,他們無視當地教會的領袖與傳統,以「插旗」方式把自己的事工模式複製到當地。這種思維與做法,被稱為宣教界的殖民主義,又或文化自義。

現今宣教世界重視建立本地人,以本土方式表達基督教信仰,而在使徒行傳中,也不難發現保羅處處培育當地同工承接福音的棒。可惜,如今不少由當代深具影響力同工創辦的事工後繼乏人,不難發現,這類領袖的影響力大多只停留在他們在生之時。

我們如何衡量領袖的影響力?至少可從四方面來看:

第一:跟隨者表現

第二:所屬組織的影響力

第三:所在社區與或城市的認受

第四:國家甚至國際社會的迴響

有別於時下不少的想法,我沒有從個人能力來評估領袖,這是領導力的本質問題。被定義為領袖的,必須要帶領別人達到目標成效,只談個人特質與能力,對別人沒有產生深遠影響,他/她可能是英雄,卻不是領袖。回看葛培理與斯托得,在上述四方面的影響力都毫無爭議。

拆毁隔斷的圍牆(四)擴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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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變革的過程不能忽略機構/堂會原有文化的影響力,所以,變革最好是透過潛移默化、一步一步來進行。當大家感受到新的氣象,享受變革帶來的好處時,可能才意識到部份的圍牆已被拆除,原有的空間被擴展了。

不少堂會並沒有真正參與職場事工,只鼓勵會友參與堂會內的事奉,如擔任執事、組長、司事、部長等。而有些信徒領袖卻想在職場中也有好見證,多領人歸主,又或把工作成為活祭,獻呈給主,可是堂會對他/她的心志漠不關心,只關心他/她能否在堂會參與更多事奉。

如何拆掉堂會這內聚的圍牆?其實,牧者可真心欣賞及鼓勵信徒的心志,在禱告及屬靈上給予支持,若性質合宜,甚至可納入相關服侍成為教會事工。

有一對熱心事奉的夫婦退休後開辦一家補習社,本來只視為個人第二事業,但漸漸發現幫助「弱勢」學生是神給他們的使命。他們不想把孩子操練成考試機器,而是想成為孩子們的導師,聆聽他們的心事,而功課輔導則是以重建他們信心為目標。

傳道同工聽見這對夫婦的心志後很樂意支持,一方面把他們在堂會的事奉,由帶領轉為輔助的角色。另一方面為他們的事工禱告之餘,還抽空探訪,並嘗試安排他們與教會的青少年事工部門合作。此外,又鼓勵堂會內合適的大學生成為補習社的部份時間導師,以便堂會與學生建立關係。雖然堂會未有把這對夫婦的事業納入為堂會的外展事工,卻在屬靈上給予支持,適當地運用堂會原有事工作配合。

過了一段時間,其他人看到這對夫婦所做的有些成效,也自自然然地關心,甚至視補習社活動為教會外展事工之一。當然,牧者在過程中也對信徒做了些教育,叫他們在潛移默化中認同這事工的意義。教會名義上沒有職場事工,但透過支援這對夫婦,間接地開展了職場及外展福音事工。協助這對夫婦在職場活出召命,便是職場事工的一種;透過他們的工作影響補習社的學生,便是外展福音事工。堂會的改變,在沒有大張旗鼓下開始了。原來,堂會被動地開始了一小步,可能已經擴闊了原有的空間,叫未來出現更大幅度的改變成為可能。一個支持本地社區的服務,有可能為跨文化宣教事工鋪路。

華人教會很實際,成功個案更勝完美的計劃。在討論如何改革時,若能先從一些不須動用太多新資源的事工開始,起示範作用,也許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拆牆不容易,透過具體實踐經驗,即使不主動拆圍牆,圍牆也有可能倒下。

拆毁隔斷的圍牆(三)煲老火湯式變革

stairs-1036882_1920.jpg◎呂慶雄

在理念上抗拒變革的人應該不太多,但在具體變革過程中,最惹人爭議的就是改變的幅度及影響範圍。以香港政制改革為例,至少表面上沒太多人反對最終全民普選特首,但其提名形式與發展步伐卻甚具爭議性。前文提及改變的阻力多是來自內部,改革者想改變,卻被其他圍牆逼死了,動彈不得,那如何是好?

如果圍牆主要是內部的人,那首先要做的不是一份亮麗完美的計劃書。很多時我們想到變革便先想起計劃,須知道若不先處理那改變的阻力,多「完美」的計劃也會胎死腹中。若阻力是來自人,那便要先做人的工作。

堂會這種組織的特別之處,就是較容易透過教育拉近理念上的距離。這教育並不包括會議及報告,而是宣講、查經、小組或個人面談。我們暫且把改革的教育美化為「異象傳遞」吧。「異象傳遞」並不只是繪畫出一幅完美的圖畫,激勵會眾一起承擔使命,一同建構這願景。如果單講願景而沒有計劃,只是空談,所以過程需要有效的溝通及具體計劃。

有效的溝通是雙向的,聆聽不同意見後有調整空間。在這前提下,有了異象先不是處理具體計劃,而是進行雙向互動的溝通,教育便在溝通過程中進行。

例如,若有堂會領袖想堂會上下一心,服侍所在社區的貧窮人,牧者在講壇上自然會多講主耶穌如何照顧貧窮人。引起話題後,在查經、小組中多以照顧貧窮人的需要為內容,如在摩西律法中神如何吩咐以色列民要照顧貧窮人,正如他們在埃及為奴之時所得著的照顧一樣。

在潛移默化下,會眾先是在理念上認同,後是願意以行動回應。至於離開安舒區的幅度因人而異,「無形恐懼之牆」又大又堅,但若經過個別溝通,讓他們明白踏出第一步沒甚麼可怕,是可以做到的,抗拒的情緒便會降低。又如,先提供多些關於區內貧窮人口的資訊,為他們禱告。開始進行社區探訪,透過親身接觸而打破從想像而來的圍牆。之後,才制訂具體計劃,而這計劃又刻意在不同程度上把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收納其中,最後,能做到各人共同擁有這個計劃,行動便相對容易。

改變其實早已在溝通的過程中發生,到了計劃出現時,其實改變的理念已經先行,會眾在不知不覺中已認同了改變的需要、方向及落實的方法。這便是「煲老火湯式」的變革,慢慢一步一步加溫,把不同的意見融入其中。當然,溝通仍須不斷進行,既是改變,適應的過程自然是可長可短。

拆毁隔斷的圍牆(二)圍牆背後

adult-1869621_1920.jpg◎呂慶雄

阻礙組織發展的圍牆到底是甚麼?甚麼因素導致這些本來是建立企業形象或品牌的圍牆,成為故步自封的元兇?

最近聽到一位堂會資深會友分析自己教會無法成功改革的原因。他在這教會成長,由少於100人的小堂會發展成為一間超大型教會。過去快速增長階段堂會強調分齡小組牧養,信徒間有共同需要與話題,故此在牧養上能準確對焦。但近年堂會因未能有效應付危機,隱藏的問題就像潮退後的石頭一樣,逐步突出,以前的和諧美景不復見。

這位弟兄分析,過去賴以成功的分齡牧養,如今至少出現兩個問題。一是內聚,因為每個年齡層都有自身要面對的問題,過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大家已成為多年好友,除了有共同話題和生活習慣相似外,思想與價值觀也接近,新人不容易打入這圈子,新主意也不易在這裡生根發芽。堂會或有人提出一些革新建議,但這群在分齡牧養下成長的一代,可能會成為改變的阻力。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說,沒有創新便有革命。

第二個問題就是傳道人分工太專業,長期牧養被分配的那些小組,如夫婦、職青等,他能「專業」地回應他們的問題及需要,但因為多年沒有機會接觸其他階層的人和事,所以一旦離開這類分齡牧養的堂會,或接觸其他群體,便會變得無力招架。這位弟兄表示,不少離職的同工之後不論是植堂,還是到中小型堂會事奉,都很難適應與難有發揮。

不論這位弟兄的分析是否適用於各種分齡牧養的堂會,我們也可看到堂會昔日賴以成功的模式,如今反倒成了攔阻發展的圍牆。這些圍牆的成因可歸納如下:

過去成功的經驗成為唯一判別成功的標準,甚至成為身份象徵,不能失去、不能改動,成了僵化了的傳統。

組織內有一群人或是基於個人經驗、或是自我感覺良好而拒絕改變,甚至因為成了既得利益者而害怕改變。因為改變代表失去原有的環境、地位,甚至利益。

還有是因為恐懼。魏肯生(Bruce Wilkinson)有一本從未翻譯為中文的著作 The Dream Giver,內容是類似《天路歷程》的預言故事。當主人翁回應上帝的呼召離開平凡生活,踏出第一步便遇上「無形恐懼之牆」(The Wall of Invisible Fear),為那不可預測的未來感到恐懼。好像改變便代表失去,還是原地踏步顯得更為安全。

這也許是個人不願回應呼召的寫照,同時也是不少組織拒絕改變的原因他們恐懼失去原有的影響力。但每個組織只在特定時空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以至他們的產品可以大賣,服務能幫助受惠者。拒絕改變便是停留在原有時空,代表這些產品和服務快將過期,不再有市場,不再有影響力。若不想被淘汰,便必須拆毁圍牆。

教會群體也一樣。為何有人離開教會、批評信息離地?是因為他們覺得信仰過時,信息與生活不再相關。福音的信息不會過時,過時的是表達方式而已。這裡不是說為變而變,但若不變便要被淘汰,作領袖的應如何選擇?

拆毁隔斷的圍牆(一)

wall.001.jpeg◎呂慶雄

標題是借用使徒保羅以牆來比喻人神之間的阻隔,藉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把那隔斷的牆拆毁(參弗二14)。而我在這幾篇短文中所說的圍牆,是把堂會/機構或各類組織導向消失的牆。

雖然寫過很多次,還是要再次強調這裡所說的教會是屬靈群體,是由一群奉主耶穌的名聚集的使命群體,而堂會則是地上的組織,有她存在的限制與獨特價值,若管理不好是會關門的。在主再來之前,屬靈的群體不會在地上消失,但其組織形式——堂會則會轉變。

上周颱風「山竹」來襲,事後香港特區政府不斷被批評危機意識不足,低估風災的破壞力,不宣佈全港停工。有一則消息說,特首早已指示公務員若因交通困難可不用上班,不會被扣減年假。但是,有關指示要到周一下午三時才透過公務員事務局發出,因此怨聲載道。這是一個例子,那堵圍牆顯然是溝通習慣,更大可能是官僚文化,以致處理危機缺乏彈性。

先假設上情不能下達是真實情況。危機處理不好,若遇上組織內部未建立信任文化,負面的、陰謀論的猜測不脛而走。到底有沒有這則內部通知?是否中間有人與特首不和,刻意不處理?同樣情況也會發生在其他組織,包括堂會。不論過去有多少次成功經驗,又或領導層花了多大功夫嘗試建立良好的管治文化,不找出阻礙發展的圍牆,一次事件就足以推倒過去艱苦經營的機構文化。

一般來說,組織的圍牆可以是人、傳統或文化,都是內部的。圍牆本來的作用是保護,而組織的圍牆也可以是樹立不同的、獨特的形象。在商界可以是企業形象及品牌,而堂會也可以是分別為聖的社會楷模。遇上天災,教會群體以社會組織名義第一時間作合宜的回應,這既能保持獨特,又能與社區需要掛鈎。

又以「山竹」襲港為例,有堂會主動提供免費午餐給辛苦清理樹枝的工人,這是楷模,在社區展現不一樣的組織形象,教會圈子稱之為見證。如若堂主任有此「派飯」的想法,但與執事或堂委來回討論多次仍未有共識,錯過了在工人最辛勞時服侍他們的機會,即便原本有好的意願,也只是流於空談,不能產生真正的影響。議而不決便是阻礙這間堂會服侍社區及作見證的圍牆。

你的組織又有甚麼圍牆?

當復興之火燃起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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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教會若甘於平庸,必定無風無浪,相反,教會若忠於使命,困難反而會更多更大。這也是屬靈爭戰的定律:出現教會分裂、紛爭升級等事件往往與教會發展有關,包括建堂、擴堂、按牧等。我不是說凡提出這些議題都必須通過或執行,而是在過程中要謹慎,重視禱告,多溝通異象與目標,小心及用心聆聽異見。

此外,當某些同工或會友身體力行回應聖靈的感動,為教會事工大發熱心之際,原來也極有可能會導致教會分裂。當復興之火燃起,若領導團隊未有充分預備,團隊中不難發現以下四種現象:

現象一:難以離開安舒區。有些過去一直熱心事奉的弟兄姊妹已慣於由少數人做決定與執行,對於突然增加的人手、意見有點無所適從。同時,過去的經驗已形成了安舒區,傾向認為新意見是對方不熟悉運作,意見難以實踐。

現象二:做事與做人只能二選一。有些事奉者慣於做事而忽略人的發展與發揮。特別在中小型教會,全職同工不多,事奉人手也不足。舊人每周都忙碌做事,忠心完成手上的事工,突然間多了新手願意參與事奉,舊人卻認為教新手需要時間,在教他們時,自己早已能夠完成。相反也一樣,強於關顧的牧者或長執,凡事只從個別需要著眼,而忽略了行政管理這類有助整體資源分配的工作,忽略計劃、預算、人事安排、設備更新等「重要但不緊急」的事務。有教會因行政手續繁複,眾人忙於應付眼前的鎖事而延誤了對海外宣教士的資助,引起不必要的猜想、焦慮與誤會。

現象三:小節與大圖畫之間的不協調。教會發展總是要以異象帶動的,但改革的成敗還得看執行力,特別是對小節的關注。教會慣於喊口號,以為沒有口號便沒有士氣,有時甚至以口號代替異象。但只有口號而不講求執行的細節,事工是無法順利推展的。相反,有些事奉者卻太強調細節而忽略整體的需要。財務安排便常有這現象──在赤字預算下仍擴堂是領袖的信心,奉獻收入未如理想便是會眾信心太小。人事安排也一樣,例如為了照顧某些長輩的感受而忽略年輕人的需要常有發生。

現象四:由自義到埋怨。推動變革者看到復興之火已燃起,卻發現其他在位者仍坐著不動,或認為其他人步伐太慢,未能趕上改變的需要,於是便開始批評他人。批評者既自視為教會復興的推手,於是對同工及其他領袖肆意批評、埋怨,在眾人仍在適應改變之際,這樣做猶如一盆冷水淋下。

對應這些現象,傳統的做法是首要分辨這些改變是來自神還是單純屬人的意願。同工持續同心禱告尋求、步步為營地向前是基本的,但也很容易被會議、專家意所取代,忽略了禱告是解決難題的第一步。人不主動表達異議是常見的,背後評價領袖更似是理所當然的,在教會發展過程中,是是非非似乎是很難避免。重視雙向溝通而不是單向報告,多聆聽而少辯論是建立良信任關係的基礎。這看似簡單但實踐起來相當不容易,因此,持續用心溝通更顯得重要。

其實,更深層的需要是在教牧與長執團隊中多強調溝通與協作。有心的,同工們可一起讀Peter Scazzero的《建立高EQ的教會》(美國麥種)防患於未然。書中提到健康的教會發展,在於領袖內在生命、靈命、情緒等的健康,而不是能力有多高,事奉有多專業。這看似老生常談卻常被輕看,問題便往往從中滋長,成為教會分裂的導火線。

外來攻擊是一個篩選麥子與稗子的契機,留下的會更同心,教會更健康地增長。但是,內部的紛擾卻往往是致命傷,不得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