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慶雄

在教會的領袖訓練課程中，不時聽到參加者表示自己既沒有甚麼學歷，又沒有能力，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信徒。教會有事奉或領袖訓練，自然想多請幾位忠心事奉的弟兄姊妹參與，只是，當他們聽到是裝備教會領袖的課堂，便立時強調自己不是領袖或領袖的材料。

在〈時代的拓荒者〉一文中曾提到，上帝經常選用人眼中的小人物來改變歷史。文章所指的是1894年香港發生鼠疫前後，香港的西醫發展與差會的關係。那時期的香港歷史，我們會留心來華的宣教士，也會著意孫中山如何信主，但哪個華人信徒在歷史中曾發揮巨大影響力卻鮮為人知。

在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的副堂中，你會看到一對夫婦的畫像，他們是關元昌長老（1832-1912）及其夫人黎亞妹（1840-1902）。關元昌是信二代，父親關日，據說可能是首位華人牧者梁發早期施浸的其中一位信徒。按劉粵聲主編的《香港基督教會史》（1941年出版）所載，關氏早年在醫院工作，後因教會（倫敦傳道會）開設印刷廠，他便重新學習做印刷工人。及後由於收入不多，於是跟隨傳教士作牙醫學徒，成為第一位華人牙醫。

至於夫人黎氏，被李志剛牧師（筆名浩然）稱為華人的南丁格爾（見〈香港首位南丁格爾—關元昌師奶黎氏〉）。她是高露雲（又稱高樂爾、高三桂，Caldwell）律師的養女。這位律師和他的夫人有從事地產買賣，是熱心信徒。道濟會堂與雅麗氏利濟醫院的所在地便是這對夫婦以半價賣給教會所興建的。

我想強調的，是這對律師夫婦。教會歷史本來就沒有留下他們的名字，他們只是平信徒，像我們許多弟兄姊妹一樣，認為自己沒甚麼才能，並不是領袖，在教會做些簡單的事奉已是「竭盡所能」了。高氏夫婦做了兩件事：平價把地皮賣給教會，以及收養孤女黎亞妹，給她供書教學，她能操流利的中英文，於英華女校畢業後更成為該校的老師。後來她與關元昌結婚，二人在教會熱心事奉，黎氏看到雅麗氏醫院的病人沒有人照顧，也不理會當時沒有女士照顧男病人的不成文規矩，挺身成為第一位女護士。及後這醫院也成為第一間訓練護士的醫院。

據說，黎氏也是孫中山的老師，夫婦二人視孫中山為親子一樣，對他非常照顧。孫先生稱他們為誼父誼母，即今日的「契爺契媽」。這對關氏夫婦是華人的第一批信二代，第一位牙醫、第一位護士，也是第一間華人自理的教會長老。他們的父母輩，做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工作，就是影響他們下一代，忠於所信。

事實上，每個人其實都很微小，但在神的眼中，沒有一個人是微不足道的。在生活中忠於所信，其影響力可能會遠超你的想像。
開荒・傳承・拓展（二）

◎呂慶雄

不少人明明坐在領導崗位或已有實際領導經驗，卻不承認自己是領袖。除了真謙卑外，也許是對領袖有極高的期望，害怕自己未能滿足這期望而不願被稱為領袖。

我寫過幾篇關於歷史人物的短文（〈小人物與大歷史〉），講的是宗教改革時期的人物如何承先啟後改變歷史。小人物是成就神心意的重要元素，領袖訓練不是製造英雄，我們不要只製造英雄而忽略無名的貢獻者。許多關於領導的著作以「偉人理論」（Great Man Theory）為基調，期望讀者能向那些大人物學習，成為改變時代的領袖。

不過，我更相信啟動時代變革齒輪的，是沒有甚麼知名度的小人物。改變時代的拓荒者，很多時是由一些忠心小民開始的。

回看香港歷史，不少帶來重要改變的關鍵時刻，並不是來自人所共知的大人物作的大決定，而是一些在自己崗位上忠於所託的小人物，他們的名字該被記念。其中一例是1894年發生的鼠疫。

像2003年「沙士」一樣，當年鼠疫的源頭是中國大陸，由於香港當時已是重要的港口，因此直到二十世紀初仍經常有鼠疫發生，並影響世界各地有聯繫的城市。官方數字顯示，1894年發生的鼠疫有二千多人死亡，但民間估計實際數字應該更多，而當時香港人口只有二十多萬，有多達三分一人口離港避疫。當時的重災區是華人聚居地太平山街地區，當時政府要逐家逐戶訪尋病者及死者，最後甚至要清拆太平山街所有房屋。日後用「洗太平地」來形容警察掃蕩黃賭毒，便是來自這歷史事件。

今日港島的卜公花園就是當年的太平山街地區，園內豎立了記念這次鼠疫的紀念碑。同時也因這次鼠疫，香港成立了細菌學院，即現時位處卜公花園旁的香港醫學博物館。

回看這段歷史，有甚麼小人物？他們作出了甚麼貢獻？

在今日卜公花園步行五分鐘的距離，就是當年的那打素醫院、道濟會堂（教會）、香港西醫書院的所在地。看看鼠疫前後在該處跟醫療相關的事件：

1881年 那打素診所在倫敦傳道會太平山區的禮拜堂開始運作

1887年 何福堂牧師之子何啟，以夫人名字命名的雅麗氏醫院啟用，同年開辦了香港西醫書院（日後併入港大醫學院）

1891年 那打素診所擴建成那打素醫院，並開設護士訓練課程

1894年鼠疫爆發

當年鼠疫爆發到完結約五個月時間，期間改變了甚麼？華人由抗拒到接受西醫，東華醫院也從此引入西醫治療。華人婦女從不看西醫，但自此不但西醫開始普及，還有華人女護士，甚至日後的助產士訓練相繼出現。

香港的醫療系統與傳教工作關係非常密切。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半世紀後，華人與西人仍保持相當的距離，彼此不相往還。惟有傳教士敢於突破，進入華人圈子提供服務，而福音與服務是雙線並行。如那打素診所在教會開始，而雅麗氏醫院就在道濟會堂旁邊。當年孫中山在西醫書院就讀時，就在道濟會堂聚會。同時，第一位華人女護士關黎式女士是傳教士養女。在港開始訓練護士的史提芬夫人（Mrs. H. Stevens）是來自倫敦傳道會傳教士。

這些人物如何改變香港歷史？英國人於1841年登陸香港，1842年便有傳教士來港，他們勇於面對新環境。英國人不與本地人接觸，惟有傳教士深入社區與本地人接觸。而醫療與醫護的發展，傳教士更是功不可沒。

在每個時代，神都興起祂的拓荒者，今日的拓荒者可能是你。

開荒‧傳承‧拓展（一）

主要參考資料：姜鍾赫，〈鼠疫與香港殖民醫學下的華人女性病患（1841-1900）〉，《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6期（2015年12月）。

家長式領導特質（四）

◎呂慶雄

以下這些現像是否似曾相識？

(1) A弟兄能動員年輕人參與事奉，B傳道卻從未試過成功邀請年輕人出席活動。

(2) C長老說了要為教會購置新的梳化，就算D部長說不用，但堂主任表示要按C長老的意思去做，免去無謂爭吵。

(3) E組長在會友大會提出教會沒有空間讓年輕人回來教會聊天，F主席卻說教會沒有空間給年輕人回來hea，因為教會是敬拜神的地方，地方運用是神聖的，不是給人hea的。

(4) 教會請了知名講員在下個月來主日講道，G傳道是當天的主席，想直接與講員溝通，以便更好預備崇拜程序。堂主任說，聯絡外面講員是自己的責任，請G傳道不操心，全為他與講員溝通。

第(1)個情景是關係為本的教會生活，沒有關係，不能動員，是家長式領導的「人治」特質。教會應重視關係，正面地運用關係建立人及重員事奉者，甚至以「關係式門徒訓練」也是應考慮的方向。不過，同時要以高透明度處理人與事的問題，要設定原則防止過度人治。

第(2)個情景是論資排輩，按你是誰便可作何種決定，也可視為「社群和諧」和「官僚層級」的特質。教會一家，在多元中合一是聖經教導，資深的當被尊重。追求和諧合一是應該的，我們不會用「官僚層級」來形容教會行政與管理，但按恩賜配搭、按位份分工是必然的，只是在層級系統中需要有彈性，特別是小教會，層及與輩份不能太重，而作長輩要注意不要「倚老賣老」，成為教會健康發展的障礙。

而(3)可以視為傳統守舊，缺乏創意，是「內聚」的表現之一。其實這又與(2)相關，有了層級，有了資深會友，他們的說話較具份量，就算沒有崗位，影響力也較大。他們作決定的依據是按慣常做法作判斷，以前這樣做，未來也應這樣做。我們需要承認有些「長輩」沒有創意開展新事工，但卻應有開放的態度，不要過度管理，讓年輕人以序作新嘗試。

至於(4), 是資訊操控，在家長式領導中視為權威領導的表現，出發點是為下屬好，可視為「恩威並施」的一種表現。權威領導的外衣有時以仁慈或德行領導方式出現，出發點是為對方好，但權力卻牢牢在自己手中，不放權而不自知。不放手對外溝通是一例，以教導或說教式口吻與年輕人說話也是常見。有教會長輩想做年輕人導師，在對話中卻處處要求年輕人順服上一代（權威），如此，年輕人的反應自然是抗拒。

家長式領導在華人教會呈現的現象，還需要實際研究訪談才能發現具體情況。但只從表面看，正面是強調愛與和諧，負面便是管理僵硬。文化對領導的影響，更多是潛藏在生活習慣中，領袖視為理所當然的行為，不少是來自文化傳統多於聖經教導。而文化傳統與教會傳統結合之後，若欠缺反思推陳出新，便會僵化。

教會與家長式領導（五）

延伸閱讀：樊景立、鄭伯壎〈華人組織的家長式領導：一項文化觀點的分析〉，於《本土心理學研究》13期(2000年6月)，頁127-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