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曲終人未散，時代論壇以〈50年華福大會變革成功？〉為題，綜合報導了各主題討論及值得關注的人和事。作為參與者，讀到標題中的「變革」，很自然地理解為世代交替而產生的改變機會。

世代議題主要涵蓋不同世代（generations）之間的相處與協作問題。在華人教會中，這是年齡與價值觀之爭，還是權力轉移的問題？在堂會運作上，相關議題還包括敬拜形式與詩歌內容、堂會管治組織架構、人事接班、管理與領導文化及青少年流失等。機構組織也類似，接班問題以外還有管理模式，甚至是否需要停運等問題。

老化與斷層

教會老化、事奉人員出現斷層是表面現象。若處理世代問題只是停留在這現象，以為是針對教會問題，恐怕是斷錯症。老化是因為與時代脫節，因為過去缺乏跨代溝通的能力，及視「趕客」的堂會文化為不能動搖的傳統。新一代漸漸遠去，斷層是必然發生的結果。就好像在華福會香港區地區交流會開場時，大會傳紙仔要出席者填寫聯絡方法一樣，以十年前的方式來鼓勵彼此結連，不要說Z世代（約1997-2012出生的一代），連快要步入青老的X世代（約1965-1980出生的一代）也接受不了。若以這心態與思維帶領教會，老化與斷層問題是沒法逆轉的。

要知道，這不是年紀而是思維習慣的問題。華福會議期間發生離場事件（詳情可看梁國全弟兄的分享），離場的不只是年輕人，還包括所有年齡層、不同世代的同道。老化不在於年齡，而是心態。若自覺成熟，擁有社會地位，經常把自己的資歷與經驗掛在口邊說教，經常以「舊時……」強調過去怎樣做如何成功，其實代表了心態上不再年輕，拒絕成長與接受新事物，難以與年輕人溝通是必然結果。

兩代鴻溝

聆聽別人，特別是與我們不同的「他者」，從來都不容易。雖說聆聽與溝通，但對不少新一代來說，上一代只是扮聆聽，目的是要說服新一代跟隨他們的宗教生活形態，包括返教會的習慣、事奉的模式，以那一代的屬靈標準成為永恆真理。容我再次強調，不是年齡而是心態決定了我們屬哪一代。

台灣牧二代柳子駿牧師的著作《你吃的鹽跟我吃的飯不一樣》提到，教會需要更多「x-man」，即願意成為兩代溝通的橋樑，甚至促成雙方和好的人。我認識不止一位香港牧者，身為堂主任能為年輕一代打破世代隔閡，成為兩代溝通的橋樑，並為新一代、新事工開拓空間，結果教會40歲以下的人口佔了多數。然而，不少教會仍缺乏年輕人，原因在於沒有人願意成為兩代之間的橋樑？長輩們不願放手/放權？不懂、不了解新一代，還是沒有認真聆聽？

只看問題的老態

看人和事的角度也反映我們的心態是否已經衰老。隨年漸長，朋友間的話題多變成懷舊故事，也談到血壓與血糖等健康問題。然而，年輕人的話題不管是吃喝玩樂還是未來夢想，多是關於將來的可能性。教會也一樣，若只談問題不看發展，便是只有過去而沒有未來，因此也不可能找到問題的出路。我不是說關注問題不重要，但問對問題才有機會解決問題。可惜，多年來教會都圍繞類似的問題，卻又沒有改善，這究竟有否問對問題？ 

傳承問題便是一例。困擾香港教會甚至機構多年的缺乏接班人問題，當然有許多成因。不少領導崗位找不到接班人，即或有人願意嘗試，但「櫈未坐暖」便已離席。這樣找人繼任已證明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除了「缺乏合適的接班人」這原因外，還有大家不願面對作為社會組織，堂會也有萎縮的一天，創立初期滿有異象使命與事工果效的機構，也有跟時代脫節的一天，因此才沒有新一代願意加入。若能勇敢地校正焦點，正視堂會、機構的存在對今日社會以至神的國度有甚麼意義，甚至放手讓下一代開拓，而不是單單尋求組織延續下去，也許會有新的開始。

領導文化 

我們不能無視現實存在的困難，但要處理的是問題的根源。今日華人教會眾多問題的一個根源是文化。我在華福會議回來後寫的第一篇文章〈新世代領導〉，末段提到華福總幹事接班人問題，及後不止一人跟我澄清這崗位只能續任一次，十年一定要交棒。自問因為欣賞董家驊牧師，故希望他可以留任，十年時間應該未能徹底改變全球華福的文化，若他能續任實在是華人教會之福。原來我也有這種希望好領袖永遠留任的傾向，這就是把領袖「偶像」化的心態。

不少堂會的執事與長老、一些機構的董事與顧問及華福的各區委會，任期都是無期限的，即是有上任、無落任的機制。沒有任期卻有決策大權或左右決策的影響力，是極為不健康的。教會內的長輩可能只想延續舊有思維與文化，容不下變革的空間。後輩又可能覺得需要長輩坐鎮，教會才會穩定，所以就算想他們退下來，基於華人文化的無形約制也不好意思開口，一切還需靠長輩們自覺。當然，長輩們是否安心放手又是另一個問題。

我留意到台灣及馬來西亞一些教會，在文化上雖然較為父權，長輩退出行政決策崗位後仍在同工隊伍中，但他們卻願意放手給新一代領袖進行變革。同時，我也看到年輕人留在堂會體制內，不但沒有把原有制度推倒重來，反而帶來一些新氣象。由此可見，安心放手不是不可能的。

由較年輕的領袖來帶領這全球性的福音運動是必要的，翻查資料，「華福」的第一及第二任總幹事分別為王永信與陳喜謙兩位牧師，上任之時年齡都是剛過五十。到下一位年輕的總幹事（第七任）出現，已是現任的董牧師，上任時還未到五十歲。信任較年輕的領袖不是掛在口頭的理論，而是安全感問題。

改變的行動

過去不少人提出的彼此聆聽、接納多元聲音、賦權與賦能給新一代等建議，若不再停留在議論層面，而是由自己開始認真試行，未來或許有機會帶來改變。改變文化非一朝一夕能達到，需由「小動作」開始，由規模小、影響小的環節開始，有了果效再進一步擴大推動改變，便有機會成功。

然而，這一屆華福會議，及之後在菲律賓舉行的亞洲青年宣教大會（Arise Asia）出現的問題似乎都跟世代有關，世代議題已是無可避免的領導課題。這段時間再討論與青年人建立參與及溝通平台等問題，其實已不是重點。經此一役，不少人已對這類「平台」抱有懷疑態度。回首前輩們過去可以建立各類型的事工平台，今日我們也有理由相信由新一代建設的事工空間，同樣會被神使用，在新時代帶動基督教群體繼續前行。

前輩們擁有不少寶貴的屬靈經歷，有意留給下一代是好的，若選對方法與他們同行，實在是教會之福。願意接受只有足跡而沒有自己聲音的新環境，是前輩們另一種捨己的典範。

◎呂慶雄

雅各教導我們，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雅一19）是真智慧。面對教會/信徒領袖犯錯，我們可以很快地指出他/她錯在哪裡，但同時又會有人提出他/她可能另有隱衷，甚至所作的（錯誤）決定也有神的旨意在其中，有正面的影響。各持相反觀點，最後是教會分裂，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

我們都知道、也深信世人都犯了罪，所有領袖都是不完美的。這是事實，卻不能合理化領袖的錯。領袖與信徒犯錯的分別，在於影響力大小之別，及其帶來的後果及印象。華人社會有「隱惡揚善」的習慣，此舉容易變成包庇犯錯者，而懲治過程不公開，教會也不能從中學習避免重蹈覆轍的功課。教會處理領袖犯錯還會考慮到「見證」問題，怕影響教外人對教會的觀感，這其實是否面子問題多於見證問題？

一個人的功過有時難以評論，就算是對歷史偉人或名人的評價，蓋棺也不一定能定論。創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戴德生（J. Hudson Taylor）無疑是歷來對中國教會最具影響力的宣教士之一，但若沒有郭士立（或譯郭實獵，Karl F. A. Gutzlaff），或許也不會有1853年來華的戴德生。然而郭氏的功過，可以作為我們今日的借鏡，看看該如何評價教會領袖在時代處境限制下所作的決定。本文先了解郭士立在華宣教史上的「功」，下一篇再討論他的「過」。

郭士立（1803-1851）是普魯士傳教士，除母語德語外，也通曉英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和馬來語；來華後除了學懂官話（國語）外，又會廣東話及閩南話。他原為信義宗的傳教士，後來離開荷蘭教會，轉而參與倫敦會在馬來西亞的工作。他於1831年正式來華，後以澳門為基地，接續馬禮遜的工作，參與修訂中文聖經。在晚清內地仍未開放給外國傳教士之時，他的足跡已遍及華東及天津到福建一帶。郭士立在香港開埠初期便以此地為宣教基地，透過他所成立的福漢會（The Chinese Union）在廣東一帶建立福音站，四、五年間信徒增加至接近二千人。

除了直接參與福音事工，郭氏還是政府公務員。他曾在英治的寧波擔任「知府」，參與起草〈南京條約〉，而在港期間亦曾擔任首任港督砵甸乍的中文秘書。他在1851年離世，被安葬在香港墳場，而中環的吉士笠街 （Gutzlaff Street）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

他當官的收入主要用來資助傳教事工，他可算是最早期的文字宣教士，出版了福音書籍及期刊，向華人介紹基督信仰之餘，也介紹西方文化。至於他的英語著作，則在英國與歐洲傳遞來華的宣教異象，吸引了像戴德生那樣的年輕人來華。

福漢會是早期推行本色化的差傳機構之一。他廣招華人同工，差他們到廣東省不同地區傳福音，福音因而得以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在廣東省生根。與福漢會同期出現的，還有在英國成立的中國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sation Society），戴德生就是在未完成醫學學位時便加入了這差會，於1853年出發前往上海。也許是受郭士立穿唐裝影響，戴德生也選擇以這種形象進入華人世界。

由此可見，郭士立是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的先驅，他勇於嘗試，大膽地開創了不少新事工，讓福音在這土地上生根。

只是，功與過就如一個錢幣的兩面，是否能相抵？

 

延伸閱讀：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北：商務，1998。

開荒‧傳承‧拓展（三）

 

◎呂慶雄

在教會的領袖訓練課程中，不時聽到參加者表示自己既沒有甚麼學歷，又沒有能力，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信徒。教會有事奉或領袖訓練，自然想多請幾位忠心事奉的弟兄姊妹參與，只是，當他們聽到是裝備教會領袖的課堂，便立時強調自己不是領袖或領袖的材料。

在〈時代的拓荒者〉一文中曾提到，上帝經常選用人眼中的小人物來改變歷史。文章所指的是1894年香港發生鼠疫前後，香港的西醫發展與差會的關係。那時期的香港歷史，我們會留心來華的宣教士，也會著意孫中山如何信主，但哪個華人信徒在歷史中曾發揮巨大影響力卻鮮為人知。

在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的副堂中，你會看到一對夫婦的畫像，他們是關元昌長老（1832-1912）及其夫人黎亞妹（1840-1902）。關元昌是信二代，父親關日，據說可能是首位華人牧者梁發早期施浸的其中一位信徒。按劉粵聲主編的《香港基督教會史》（1941年出版）所載，關氏早年在醫院工作，後因教會（倫敦傳道會）開設印刷廠，他便重新學習做印刷工人。及後由於收入不多，於是跟隨傳教士作牙醫學徒，成為第一位華人牙醫。

至於夫人黎氏，被李志剛牧師（筆名浩然）稱為華人的南丁格爾（見〈香港首位南丁格爾—關元昌師奶黎氏〉）。她是高露雲（又稱高樂爾、高三桂，Caldwell）律師的養女。這位律師和他的夫人有從事地產買賣，是熱心信徒。道濟會堂與雅麗氏利濟醫院的所在地便是這對夫婦以半價賣給教會所興建的。

我想強調的，是這對律師夫婦。教會歷史本來就沒有留下他們的名字，他們只是平信徒，像我們許多弟兄姊妹一樣，認為自己沒甚麼才能，並不是領袖，在教會做些簡單的事奉已是「竭盡所能」了。高氏夫婦做了兩件事：平價把地皮賣給教會，以及收養孤女黎亞妹，給她供書教學，她能操流利的中英文，於英華女校畢業後更成為該校的老師。後來她與關元昌結婚，二人在教會熱心事奉，黎氏看到雅麗氏醫院的病人沒有人照顧，也不理會當時沒有女士照顧男病人的不成文規矩，挺身成為第一位女護士。及後這醫院也成為第一間訓練護士的醫院。

據說，黎氏也是孫中山的老師，夫婦二人視孫中山為親子一樣，對他非常照顧。孫先生稱他們為誼父誼母，即今日的「契爺契媽」。這對關氏夫婦是華人的第一批信二代，第一位牙醫、第一位護士，也是第一間華人自理的教會長老。他們的父母輩，做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工作，就是影響他們下一代，忠於所信。

事實上，每個人其實都很微小，但在神的眼中，沒有一個人是微不足道的。在生活中忠於所信，其影響力可能會遠超你的想像。
開荒・傳承・拓展（二）

◎呂慶雄

不少人明明坐在領導崗位或已有實際領導經驗，卻不承認自己是領袖。除了真謙卑外，也許是對領袖有極高的期望，害怕自己未能滿足這期望而不願被稱為領袖。

我寫過幾篇關於歷史人物的短文（〈小人物與大歷史〉），講的是宗教改革時期的人物如何承先啟後改變歷史。小人物是成就神心意的重要元素，領袖訓練不是製造英雄，我們不要只製造英雄而忽略無名的貢獻者。許多關於領導的著作以「偉人理論」（Great Man Theory）為基調，期望讀者能向那些大人物學習，成為改變時代的領袖。

不過，我更相信啟動時代變革齒輪的，是沒有甚麼知名度的小人物。改變時代的拓荒者，很多時是由一些忠心小民開始的。

回看香港歷史，不少帶來重要改變的關鍵時刻，並不是來自人所共知的大人物作的大決定，而是一些在自己崗位上忠於所託的小人物，他們的名字該被記念。其中一例是1894年發生的鼠疫。

像2003年「沙士」一樣，當年鼠疫的源頭是中國大陸，由於香港當時已是重要的港口，因此直到二十世紀初仍經常有鼠疫發生，並影響世界各地有聯繫的城市。官方數字顯示，1894年發生的鼠疫有二千多人死亡，但民間估計實際數字應該更多，而當時香港人口只有二十多萬，有多達三分一人口離港避疫。當時的重災區是華人聚居地太平山街地區，當時政府要逐家逐戶訪尋病者及死者，最後甚至要清拆太平山街所有房屋。日後用「洗太平地」來形容警察掃蕩黃賭毒，便是來自這歷史事件。

今日港島的卜公花園就是當年的太平山街地區，園內豎立了記念這次鼠疫的紀念碑。同時也因這次鼠疫，香港成立了細菌學院，即現時位處卜公花園旁的香港醫學博物館。

回看這段歷史，有甚麼小人物？他們作出了甚麼貢獻？

在今日卜公花園步行五分鐘的距離，就是當年的那打素醫院、道濟會堂（教會）、香港西醫書院的所在地。看看鼠疫前後在該處跟醫療相關的事件：

1881年 那打素診所在倫敦傳道會太平山區的禮拜堂開始運作

1887年 何福堂牧師之子何啟，以夫人名字命名的雅麗氏醫院啟用，同年開辦了香港西醫書院（日後併入港大醫學院）

1891年 那打素診所擴建成那打素醫院，並開設護士訓練課程

1894年鼠疫爆發

當年鼠疫爆發到完結約五個月時間，期間改變了甚麼？華人由抗拒到接受西醫，東華醫院也從此引入西醫治療。華人婦女從不看西醫，但自此不但西醫開始普及，還有華人女護士，甚至日後的助產士訓練相繼出現。

香港的醫療系統與傳教工作關係非常密切。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半世紀後，華人與西人仍保持相當的距離，彼此不相往還。惟有傳教士敢於突破，進入華人圈子提供服務，而福音與服務是雙線並行。如那打素診所在教會開始，而雅麗氏醫院就在道濟會堂旁邊。當年孫中山在西醫書院就讀時，就在道濟會堂聚會。同時，第一位華人女護士關黎式女士是傳教士養女。在港開始訓練護士的史提芬夫人（Mrs. H. Stevens）是來自倫敦傳道會傳教士。

這些人物如何改變香港歷史？英國人於1841年登陸香港，1842年便有傳教士來港，他們勇於面對新環境。英國人不與本地人接觸，惟有傳教士深入社區與本地人接觸。而醫療與醫護的發展，傳教士更是功不可沒。

在每個時代，神都興起祂的拓荒者，今日的拓荒者可能是你。

開荒‧傳承‧拓展（一）

主要參考資料：姜鍾赫，〈鼠疫與香港殖民醫學下的華人女性病患（1841-1900）〉，《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6期（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