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慶雄

功與過就如一個錢幣的兩面。郭士立擔任公務員，用薪金來支持傳教工作，使信徒人數快速增長，是功，但也有過。

早期的宣教士要來華甚艱難，他們都需要一些「身份」才能留在中國。跟馬禮遜一樣，郭士立先加入了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當翻譯，後來他也承認曾犯下參與賣鴉片的錯誤。早期香港有些教會的物業，樓上是敬拜神的地方，樓下卻是賣鴉片的煙館！一方面傳福音，另一方面卻容許賣鴉片，前者是功後者是過，可以相抵嗎？

郭士立參與起草〈南京條約〉是身不由己？因為他懂中文，在政府部門當翻譯，這原是無可厚非，但在民族主義高漲之時，本地人會如何看待這些「帝國主義的鷹犬」？

福漢會在四、五年間，信徒增加至接近二千人，而大部份同工也是本地人。換句話說，由信主到成為教會同工不會超過四年。有報告說，他的同工背景複雜、良莠不齊，曾與福漢會合作的差會亦因此與他們割席。此外，巴色差會（崇真會）及巴勉差會（禮賢會）都曾跟郭士立合作，後來卻因為立場不同，難以合作而分道揚鑣。不論是福漢會或中國傳道會，在郭氏離世後便相繼關門，他們都屬一人一時的差會/機構，沒有傳承可言。

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及馮雲山等是在廣州透過梁發認識基督教信仰，據聞馮雲山是受教於福漢會的同工，後主力在廣西發展拜上帝會。不知是否因太平天國的一些要員是透過福漢會的福音工作而信主，又或郭士立的文字報告影響力太大（或是憑信心「作大」？），戴德生就是誤信太平天國是中國的基督教政權，是傳福音的好時機而提早到中國。

戴德生創立內地會之前，得不到中國傳道會屬靈上的支持，也沒有穩定的奉獻，正面說是讓戴德生經歷及學習信心功課，但也可說是因為差會管理不善，令前線傳教士潦倒過活。內地會成了不主動籌募經費的信心差會，與戴德生在中國傳道會的經歷不無關係。

對於教會領袖犯錯，我們必須認清：

不能因為一人一時的過失，徹底否定他/她所作出的貢獻。同樣，也不能因為一人一時的建樹，無視他/她所犯的錯。

作為領袖，既有權力又有影響力，別人對他們的要求必然更高。知名領袖在特定時空必有貢獻，否則也不能用「知名」來形容，但領袖不是神，不能永不言退，而是要知所進退。要知道自己身處何方，最要警惕的又是甚麼，像保羅所言：「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腓四12上），在失敗處要知道出路在神那裡，在成功處也要知道魔鬼在虎視眈眈。也許事工迅速發展之時，也是領袖最危險之時。郭士立的順境，也許是導致他犯錯的原因。

鑑古知今，今日不少教會領袖跌倒，都是發生在他們成功之時、事工快速發展之際，故不可不慎。要記住：功與過，是不能相抵的。

開荒‧傳承‧拓展（四）

◎呂慶雄

雅各教導我們，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雅一19）是真智慧。面對教會/信徒領袖犯錯，我們可以很快地指出他/她錯在哪裡，但同時又會有人提出他/她可能另有隱衷，甚至所作的（錯誤）決定也有神的旨意在其中，有正面的影響。各持相反觀點，最後是教會分裂，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

我們都知道、也深信世人都犯了罪，所有領袖都是不完美的。這是事實，卻不能合理化領袖的錯。領袖與信徒犯錯的分別，在於影響力大小之別，及其帶來的後果及印象。華人社會有「隱惡揚善」的習慣，此舉容易變成包庇犯錯者，而懲治過程不公開，教會也不能從中學習避免重蹈覆轍的功課。教會處理領袖犯錯還會考慮到「見證」問題，怕影響教外人對教會的觀感，這其實是否面子問題多於見證問題？

一個人的功過有時難以評論，就算是對歷史偉人或名人的評價，蓋棺也不一定能定論。創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戴德生（J. Hudson Taylor）無疑是歷來對中國教會最具影響力的宣教士之一，但若沒有郭士立（或譯郭實獵，Karl F. A. Gutzlaff），或許也不會有1853年來華的戴德生。然而郭氏的功過，可以作為我們今日的借鏡，看看該如何評價教會領袖在時代處境限制下所作的決定。本文先了解郭士立在華宣教史上的「功」，下一篇再討論他的「過」。

郭士立（1803-1851）是普魯士傳教士，除母語德語外，也通曉英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和馬來語；來華後除了學懂官話（國語）外，又會廣東話及閩南話。他原為信義宗的傳教士，後來離開荷蘭教會，轉而參與倫敦會在馬來西亞的工作。他於1831年正式來華，後以澳門為基地，接續馬禮遜的工作，參與修訂中文聖經。在晚清內地仍未開放給外國傳教士之時，他的足跡已遍及華東及天津到福建一帶。郭士立在香港開埠初期便以此地為宣教基地，透過他所成立的福漢會（The Chinese Union）在廣東一帶建立福音站，四、五年間信徒增加至接近二千人。

除了直接參與福音事工，郭氏還是政府公務員。他曾在英治的寧波擔任「知府」，參與起草〈南京條約〉，而在港期間亦曾擔任首任港督砵甸乍的中文秘書。他在1851年離世，被安葬在香港墳場，而中環的吉士笠街 （Gutzlaff Street）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

他當官的收入主要用來資助傳教事工，他可算是最早期的文字宣教士，出版了福音書籍及期刊，向華人介紹基督信仰之餘，也介紹西方文化。至於他的英語著作，則在英國與歐洲傳遞來華的宣教異象，吸引了像戴德生那樣的年輕人來華。

福漢會是早期推行本色化的差傳機構之一。他廣招華人同工，差他們到廣東省不同地區傳福音，福音因而得以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在廣東省生根。與福漢會同期出現的，還有在英國成立的中國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sation Society），戴德生就是在未完成醫學學位時便加入了這差會，於1853年出發前往上海。也許是受郭士立穿唐裝影響，戴德生也選擇以這種形象進入華人世界。

由此可見，郭士立是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的先驅，他勇於嘗試，大膽地開創了不少新事工，讓福音在這土地上生根。

只是，功與過就如一個錢幣的兩面，是否能相抵？

延伸閱讀：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北：商務，1998。

開荒‧傳承‧拓展（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