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微不足道?

 

關元昌夫婦.001.jpeg◎呂慶雄

在教會的領袖訓練課程中,不時聽到參加者表示自己既沒有甚麼學歷,又沒有能力,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信徒。教會有事奉或領袖訓練,自然想多請幾位忠心事奉的弟兄姊妹參與,只是,當他們聽到是裝備教會領袖的課堂,便立時強調自己不是領袖或領袖的材料。

在〈時代的拓荒者〉一文中曾提到,上帝經常選用人眼中的小人物來改變歷史。文章所指的是1894年香港發生鼠疫前後,香港的西醫發展與差會的關係。那時期的香港歷史,我們會留心來華的宣教士,也會著意孫中山如何信主,但哪個華人信徒在歷史中曾發揮巨大影響力卻鮮為人知。

在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的副堂中,你會看到一對夫婦的畫像,他們是關元昌長老(1832-1912)及其夫人黎亞妹(1840-1902)。關元昌是信二代,父親關日,據說可能是首位華人牧者梁發早期施浸的其中一位信徒。按劉粵聲主編的《香港基督教會史》(1941年出版)所載,關氏早年在醫院工作,後因教會(倫敦傳道會)開設印刷廠,他便重新學習做印刷工人。及後由於收入不多,於是跟隨傳教士作牙醫學徒,成為第一位華人牙醫。

至於夫人黎氏,被李志剛牧師(筆名浩然)稱為華人的南丁格爾(見〈香港首位南丁格爾—關元昌師奶黎氏〉)。她是高露雲(又稱高樂爾、高三桂,Caldwell)律師的養女。這位律師和他的夫人有從事地產買賣,是熱心信徒。道濟會堂與雅麗氏利濟醫院的所在地便是這對夫婦以半價賣給教會所興建的。

我想強調的,是這對律師夫婦。教會歷史本來就沒有留下他們的名字,他們只是平信徒,像我們許多弟兄姊妹一樣,認為自己沒甚麼才能,並不是領袖,在教會做些簡單的事奉已是「竭盡所能」了。高氏夫婦做了兩件事:平價把地皮賣給教會,以及收養孤女黎亞妹,給她供書教學,她能操流利的中英文,於英華女校畢業後更成為該校的老師。後來她與關元昌結婚,二人在教會熱心事奉,黎氏看到雅麗氏醫院的病人沒有人照顧,也不理會當時沒有女士照顧男病人的不成文規矩,挺身成為第一位女護士。及後這醫院也成為第一間訓練護士的醫院。

據說,黎氏也是孫中山的老師,夫婦二人視孫中山為親子一樣,對他非常照顧。孫先生稱他們為誼父誼母,即今日的「契爺契媽」。這對關氏夫婦是華人的第一批信二代,第一位牙醫、第一位護士,也是第一間華人自理的教會長老。他們的父母輩,做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工作,就是影響他們下一代,忠於所信。

事實上,每個人其實都很微小,但在神的眼中,沒有一個人是微不足道的。在生活中忠於所信,其影響力可能會遠超你的想像。
開荒・傳承・拓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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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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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不少人明明坐在領導崗位或已有實際領導經驗,卻不承認自己是領袖。除了真謙卑外,也許是對領袖有極高的期望,害怕自己未能滿足這期望而不願被稱為領袖。

我寫過幾篇關於歷史人物的短文(〈小人物與大歷史〉),講的是宗教改革時期的人物如何承先啟後改變歷史。小人物是成就神心意的重要元素,領袖訓練不是製造英雄,我們不要只製造英雄而忽略無名的貢獻者。許多關於領導的著作以「偉人理論」(Great Man Theory)為基調,期望讀者能向那些大人物學習,成為改變時代的領袖。

不過,我更相信啟動時代變革齒輪的,是沒有甚麼知名度的小人物。改變時代的拓荒者,很多時是由一些忠心小民開始的。

回看香港歷史,不少帶來重要改變的關鍵時刻,並不是來自人所共知的大人物作的大決定,而是一些在自己崗位上忠於所託的小人物,他們的名字該被記念。其中一例是1894年發生的鼠疫。

2003年「沙士」一樣,當年鼠疫的源頭是中國大陸,由於香港當時已是重要的港口,因此直到二十世紀初仍經常有鼠疫發生,並影響世界各地有聯繫的城市。官方數字顯示,1894年發生的鼠疫有二千多人死亡,但民間估計實際數字應該更多,而當時香港人口只有二十多萬,有多達三分一人口離港避疫。當時的重災區是華人聚居地太平山街地區,當時政府要逐家逐戶訪尋病者及死者,最後甚至要清拆太平山街所有房屋。日後用「洗太平地」來形容警察掃蕩黃賭毒,便是來自這歷史事件。

今日港島的卜公花園就是當年的太平山街地區,園內豎立了記念這次鼠疫的紀念碑。同時也因這次鼠疫,香港成立了細菌學院,即現時位處卜公花園旁的香港醫學博物館。

回看這段歷史,有甚麼小人物?他們作出了甚麼貢獻?

在今日卜公花園步行五分鐘的距離,就是當年的那打素醫院、道濟會堂(教會)、香港西醫書院的所在地。看看鼠疫前後在該處跟醫療相關的事件:

1881 那打素診所在倫敦傳道會太平山區的禮拜堂開始運作

1887 何福堂牧師之子何啟,以夫人名字命名的雅麗氏醫院啟用,同年開辦了香港西醫書院(日後併入港大醫學院)

1891 那打素診所擴建成那打素醫院,並開設護士訓練課程

1894年鼠疫爆發

當年鼠疫爆發到完結約五個月時間,期間改變了甚麼?華人由抗拒到接受西醫,東華醫院也從此引入西醫治療。華人婦女從不看西醫,但自此不但西醫開始普及,還有華人女護士,甚至日後的助產士訓練相繼出現。

香港的醫療系統與傳教工作關係非常密切。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半世紀後,華人與西人仍保持相當的距離,彼此不相往還。惟有傳教士敢於突破,進入華人圈子提供服務,而福音與服務是雙線並行。如那打素診所在教會開始,而雅麗氏醫院就在道濟會堂旁邊。當年孫中山在西醫書院就讀時,就在道濟會堂聚會。同時,第一位華人女護士關黎式女士是傳教士養女。在港開始訓練護士的史提芬夫人(Mrs. H. Stevens)是來自倫敦傳道會傳教士。

這些人物如何改變香港歷史?英國人於1841年登陸香港,1842年便有傳教士來港,他們勇於面對新環境。英國人不與本地人接觸,惟有傳教士深入社區與本地人接觸。而醫療與醫護的發展,傳教士更是功不可沒。

在每個時代,神都興起祂的拓荒者,今日的拓荒者可能是你。

開荒‧傳承‧拓展(一)

主要參考資料:姜鍾赫,〈鼠疫與香港殖民醫學下的華人女性病患(1841-1900)〉,《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6期(201512月)。

小人物與大歷史: 改教運動給領袖的啟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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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1517年前開始的宗教改革運動,為教會發展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明年將會慶祝宗教改革500周年,今年起已陸續有不少紀念聚會及文章,討論宗教改革的精神,為新教帶來的貢獻等等。本系列三篇文章嘗試從這改教運動的領袖人物—馬丁路德、加爾文、慈運理等「旗手」的故事,討論他們在改變歷史的過程中展現的領導特質,以及給我們今日教會領袖的啟廸。

(三)領袖學堂

500年前的人與事,與今日華人教會有何關係?我們需要從歷史學會一些教訓,少行一些冤枉路,避免重覆犯錯。雖說時代背景不同,但改教者能敏銳時代的呼聲,參與神改變現狀的計劃,今日的基督徒領袖同樣可以。除了認識前人的領導素質,還有一些今日具體可以學習的地方。

博學的領袖

今日各類事工專門化,領袖也需要專業化,但能帶動革命性改變的,則需要博學的領袖。宗教改革的帶領者都是博學之士,加爾文與路德都有律師專業的訓練,慈運理在政治與軍事上有一定涉獵。他們都在語言、哲學等人文學科上都有一定造詣,並不止是專於神學。理論上,今日資訊科技發達,可獲得的資訊只會太多而不缺乏。篩選及學習有用的資訊與學問,能為領袖帶來更準確的判斷。

博學是對領袖有太高要求嗎?也許是。但多年前我從神學院所學的,是要博覽群書才能更深入作信仰反省,以致回應社會及信徒需要時更貼地。巴特一手拿聖經一手拿報紙的圖像我仍很深刻。或學司徒德 (John Stott),多找幾個不同界別的朋友聚聚,聆聽他們界別的情況與需要,也許能省點時間,又能掌握較有深度的資訊。

政教關係

羅馬天主教的腐敗在一定程度上與政教不分有關,政權與教權互相干涉,互相利用。改教者因此也提到二者應有分別。路德的「兩個國度」觀認為神國子民受神國倫理所支配,不應受到世俗政權干預。但因為人的墮落,世俗政權可以暴易暴,基督徒在屬靈事情以外也應順服地上的掌權者。加爾文則強調教會可為政府提供屬靈的教導與指引,但不應藉此操控政府,可是,他在日內瓦卻利用政府的權力排除異己。就算是早期的清教徒,雖非常看重屬靈的事,但也不忽略作為好鄰舍的生活態度。

教會發展一開始便不依賴政權。反而在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後,權力與物質使教會變得腐敗。不要以為改教者生活在一個以基督教文化為主流的社會,與我們今日作為社會上少數的基督徒有明顯的分別而沒有借鏡的需要,正正相反。他們身處政教不分的時代,卻能清醒地看到不乎合聖經之處,這正是教會領袖對時政的敏銳觸覺。只是政教分離的本質與程度仍有不少討論空間,我們如何面對政教關係可有很多選擇,但卻不是避而不談。

流行思潮

宗教改革其中一個重要成因,是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以往對人類行為以至科學問題的探究,都以宗教理由來解答。人文主義著重理性分析,放下以宗教作為一切問題的答案這大前提,釋放了無數創新思想。改教者的辯論,對維護傳統人仕來說是禁忌。今日,我們需要帶批判性的思維來面對新思潮。選擇接納或拒絕需要勇氣和智慧,但總不是人云亦云,或無視潮流,視之為魔鬼手段。

科技與溝通

印刷術的發明和流行直接導致宗教改革之火在整個歐洲大陸燃起。教育及資訊的傳播再不需要透過貴族與教會來把關,平民百姓都可親自接觸各類思潮。而聖經翻譯也打破了過去一千多年神職人員壟斷神學知識的傳統。影響力的深與廣,與傳播方式緊密相連。我們這資訊時代,誰掌握資訊的發放,誰便作王。就是媒體的力量左右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也讓香港年輕一輩政治素人冒起。

教會呢?似乎在掌握與善用資訊科技,以及伴隨著的溝通模式方面,大為落後。我們需知道,資訊流通可釋放教會發展的動力,「信徒皆祭司」並不是口號,而是可以實際透過動員而推行的平信徒運動。今日教會對資訊科技的掌握,以增強動員力為目標的雙向溝通模式,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小人物大歷史

神掌管歷史,祂會用任何一個人來改變歷史。人的計劃、研究與想像都無法準確預示未來,只有仰望神才可有真正的盼望。今日盡忠與踏實地執行所託,但同時也要環顧四周,觀望甚至參與改變現況,神可能使用微小的人物。

有人說,500年後的今日,我們需要新一輪的宗教改革。歷史不在我們掌握之中,是一種願望也好,預測也好,妄想也好,我們首要的,是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吧。至少,我們不能輕看一個小子,誰曉得下一波的改革浪潮,不會由平信徒中名不見經傳的小子啟動?

延伸閱讀:

李耀坤,《至理至誠:如此加爾文》(香港: 證主,2016)

世界信義宗聯會,《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系列: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香港: 道聲,2016)

李廣生,《一石激起千重浪:改革運動教會歷史簡介》(香港: 道聲,2009)

麥格夫,《宗教改革運動思潮》(香港: 基道,2006)

羅倫培登,《這是我的立場: 改教先導馬丁路德傳記》(香港: 道聲,1987)

小人物與大歷史: 改教運動給領袖的啟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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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1517年前開始的宗教改革運動,為教會發展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明年將會慶祝宗教改革500周年,今年起已陸續有不少紀念聚會及文章,討論宗教改的精神,為新教帶來的獻等等。本系列三篇文章嘗試從這改教運動的領袖人物馬丁路德、加爾文、慈運理等「旗手」的故事,討論他們的改變歷史的過程中看到的領導特質,以及給我們今日的教會領袖的啟廸。

 

(二)大時代的領導風範

啟動宗教改革的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是路德宗或信義宗的創始人。而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與加爾文(Jean Calvin 1509-1564)先後在瑞士領導教會改革,被視為改革宗的創立者。綜合他們在改教運動的角色與表現,他們作為領袖,大致可有下列各項較為明顯的特質。

1.      忠於聖經: 從先驅者到改教運動的領袖,全是看到當時教會一些傳統離開聖經真理甚遠,因而提出不同意見。而他們留給後世的典範,就是忠於聖經真理的教導。不同人總有不同意見,但宗教改革期間不像今日資訊混亂,但忠於聖經,以有志者的同語言或信念提出改正意見,縱不是人人認同,但總體的改革方向是較易推動的。

2.      踏實的改革: 改教運動沒有大量的口號,也看不到空泛的異象圖畫,而是一系列的改革建議。改教者推動的,可以說是沒有未來藍圖的運動,只著眼於具體地改革時弊。釋經、教導聖經與翻譯聖經是其中一些很具體又很關鍵的工作。當改教者說教廷如何違背聖經,但普羅大眾根本沒有機會讀聖經,如何証明?今日可以被你的呼喊吸引,但一個運動能持續下去,單是感情反應是不足的,還需要理據來支持。 

3.      道德與良知: 當時教廷的腐敗有目共睹,只是由於普遍百姓沒有知識與能力反抗。但當改教者振臂高呼,除了專業術語,即教義上的改變外,關於道德敗壞的問題,不用引經據典跟隨者都能明白,這便是所提人心之所向。也許不少支持的貴族也有個人利益的盤算,但能吸引大多數人參與的,是道德與良知的底線。而驅動路德擁有力排眾議的勇氣,是他對罪的敏感。由不斷告解也不能釋懷的修士,到領悟因信稱義純屬恩典的過程,他經歷到的是神對罪人的恩慈,因此,針對教廷「結構」上的罪,他更是不會輕言放棄。

4.      建設性批判: 挑錯處並不困難,在錯誤之中不斷提出改正建議,並且在可以控制範圍內落實建議,即今日所說的「執行力」,從正面引導群眾跟隨改革的路線。改教運動的成功,是「破」與「立」的成果。然而,改教者起初並沒有另立新宗教的意圖,是神聖羅馬國皇拒絕接受協商結果,革除改教者教籍,被稱為「抗議派」,而「更正教」(Protestant)一名才因此而出現。

5.      承先啟後: 成功的運動必先經過一段藴釀期,由前人鋪路,後人收成。敏銳前人所作的獻,在別人的基礎上繼續發揮,也留心不是自己一個人可以改變社會,有時需要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帶來徹底的改變。約翰胡司繼承了威克里夫對教廷的批判,以及對聖經的忠誠。馬丁路德繼續了他們的想法,而當他的言論透過出版傳開後,也直接影響在瑞士的慈運理及加爾文。而路德更直接把伊拉斯謨的聖經譯本翻譯為德文。運動的成功,不是一個人的功勞,也不只是一代人的功勞,今日眼前的成敗並不是真正的結論。

6.      個人紀律: 改教運動的各關鍵人物,都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們得到平民所沒有的教育機會外,並且都在嚴格的家庭教育背景下成長。注重紀律的成長環境較容易練成堅毅不屈的性格。面對繁重的工作甚至危難,他們都能處理在教學、寫作、翻譯、辯論等不同方面的需要。路德更有明言:越是忙碌越是要多禱告,已成為不少牧者的學習榜樣。

7.      目標清晰: 改教運動不只是教會變革的問題,還涉及政治、經濟,甚至在軍事層面的決定。如何不被其他目標或需要牽引是一大難處。許多運動的成敗並不是沒有理念而是不能堅持。而不能堅持的原因不一定是因為困難,不少時候是因為目標太多。當然像慈運理參軍並斷送命,就似乎離開了改教運動的核心。事實上,慈運理並沒有留下太多文字記錄,讓他的影響力遠不如路德與加爾文。相比之下,後者在清晰目標驅使下,成就也較顯著。

8.      善用資源: 500年前的科技與資源無法與今日相比,當時最新的科技其實只有印刷術。改革運動的成功,是因為大量出版改革理論的書籍與小冊。因此路德可以知道威克里夫、約翰胡司曾經提出的問題,而加爾文也有機會讀到路德的主張,互相參照。而他們善用當時還未開始流行的本土方言,而不是用官方(拉丁語)更是成功的關鍵。

以上是整合多位領導改革的教會領袖特質的結論。當然,他們不是聖人,不可能沒有犯錯的。如路德支持貴族階層以武力平定農民起義,認為政府平亂是應有之義。而加爾文更與日內瓦政府合力逼害異見人仕,慈運理則先同居後結婚,這都不乎合我們今日對教會領袖的期望,都使他們在歷史留下的汚名。

小人物與大歷史: 改教運動給領袖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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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1517年前開始的宗教改革運動,為教會發展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明年將會慶祝宗教改革500周年,今年起已陸續有不少紀念聚會及文章,討論宗教改革的精神,為新教帶來的貢獻等等。本系列三篇文章嘗試從這改教運動的領袖人物—馬丁路德、加爾文、慈運理等「旗手」的故事,討論他們在改變歷史的過程中展現的領導特質,以及給我們今日教會領袖的啟廸。

(一)大時代的奠基者

宗教改革開始的標記,是馬丁路德於1517年10月31日於威丁堡教堂門口釘上95條羅馬天主教的錯誤。他本意是想引起學術討論,但卻開啟了教會改革的大門,直接導致基督教新教的出現,以及日後天主教會的內部改革。

當然,一個單純的行動並不會引起翻天覆地的變化,是要背後的歷史洪流驅動。成功的改革者,需敏感歷史洪流的大方向。沒有多少人能創造歷史,即「造時勢」的英雄並不太多,但能順著時勢而「造英雄」的卻較為多見。

改革大潮

14-17世紀正值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潮讓人質疑宗教並不是所有問題理所當然的答案。中世紀的歐洲,皇權與教權結合,獨立思考的空間不多。但凡不合教廷體統(建制)的,都輕易被判為異端並賜死。但文藝復興卻使學者在各文化領域,包括: 文學、音樂、繪畫、建築等,在宗教以外,尋求更多人性與理性方面的思考與答案。

在這「思想解放」的年代,科學的發展與新發現,衝擊著舊有的世界觀。航海家如: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 1450-1506)、麥哲倫(Fernando de Magallanes 1480-1521); 天文學家如: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 1473-1543)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等的新發現,顛覆了當時對世界及宇宙的認知。今日看似理所當然的常識,如: 地球是㘣的,在當時卻是違反教廷的創造觀,是死罪。同時,當古騰堡 (Johannes Gutenberg 1398-1468)發明活字印刷後,宗教改革的書籍與小冊子得以大量分發,直接影響馬丁路德改教運動的成效。

還有,中世紀的歐洲教育並不普及,只有貴族及神職人員才有機會以拉丁語學習科學、哲學及神學等學問。但隨著商業發展,新興的中產階級對教會的在政治與經濟上的不滿卻與日俱增。改教者都不是泛泛之輩,都是語言、哲學、法律或神學的專家。沒有他們的學問,先在建制內敢於指出教會問所在,讓其他政治、教會中人認同,教革運動根本不會成功。

當時最大的關鍵,是政教結盟帶來的腐敗。神聖羅馬帝國內,政治元首由教宗任命,而教會內的聖職,理論上也是由教會任命。但由於擁有任命權的主教買賣聖職,教權與政權之間的關係顯得非常混亂。1409-1415年間,由於權力鬥爭,同一時間出現了三位教宗。同時,教會醜聞不斷,除了馬丁路德反對的購買贖罪卷外,還有神職人員經營酒與賭場,甚至捲入性醜聞等屢見不鮮。

先行者的貢獻

這背景下,先後有威克里夫(John Wyclif 1320-1384)、約翰胡司(Jan Hus 1371-1415)  和丁道爾(William Tyndale 1494-1536)等大聲疾呼要回到聖經的教導。他們在不同時間、不同地區指出教會不合聖經的做法,以及種種的腐敗。同時,正當大部份信眾去到教堂聽那怎樣也不能明白的拉丁語宗教術語,又沒有機會以自己的方法學習聖經時,威克里夫與丁道爾把聖經從拉丁文及希臘文翻譯為英語,讓平民有機會用自己的語言來閱讀聖經。

今日看似理所當然的事,昔日是要冒生命危險來完成的。1415年胡司被天主教會取消教籍之餘,還以異端罪名被折磨,最後在城門口被活活燒死示眾。而威克里夫雖已死多年,但他的屍身也要被掘出焚燒成灰,以警戒其他批評教廷者。然而,酷刑並沒有減少對教會腐敗的指控。從沒有離開天主教會的神學家及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 對批判教會的奢華毫不留情。在一定程度上,他對天主教會的意見與路德相近,只是他一直堅持以言論說服教會內部改革。

另一位對改教運動舉足輕重,但卻從來沒有加入新教的是智者腓特烈(Friedrich the Wise 1463-1525)。作為貴族(選候Elector),他明白也支持路德對教廷的批評,也在教會面前處處維護路德。甚至先後聘請路德和墨蘭頓主持由他在1502年創辦的威丁堡(Wittenberg)大學。這城市也是路德在教堂門口釘95條的所在地,是改教運動的重鎮,也是一系列辯論、教學,甚至出版的總部。而腓特烈也在路德被通緝時假意綁架他,把他秘密地留在華茲堡(Wartburg),以致他可以完成新約聖經的翻譯。

由此可見,馬丁路德的改教運動,是在社會文化環境、神學與哲學理論,以及政治上的支持下才能在1517年爆發,並像野火燎原一樣,快速地波及整個神聖羅馬帝國。這批改教運動的奠基者,都可算是建制內的造反派,沒有前人的犧牲,再有能力的領袖也不能在歷史中佔一席位。今日推動改革者,若未見成效,可不用灰心,也許你是奠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