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教會的成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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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在自由開放的社會,基督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影響力會否持續下降?相反,小型信徒群體的影響力,是否會在不同領域大幅提升?甚至在一些小區域帶動文化更新?筆者目睹基督教在西方的影響力日漸衰退,而香港似乎有「未老先衰」的趨向,對公共領域的影響力也逐漸下降,因而提出以上疑問。

教會正萎縮的現象

過去半世紀,基督教不斷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衝擊。其中,否定絕對真理和普遍價值,直接衝擊著基督教的核心教義理念。沒有人或組織擁有真理的詮釋權,因此世上沒有真理,更沒有作為真理代言的大台,世上只有相對及主觀的真相。曾自豪地表示,以基督信仰精神立國的地區,基督教也需要從公共領域中退去。去基督教化除了在政府部門、教育體系,甚至教會興辦的服務,也不能自由祈禱和傳福音。隨著絕對真理被否定,基督教堅持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等價值所確立的社會制度,也不斷被衝擊。

教會的發展情況也差不多。歐美的信徒人數減少,教會關門、出售或改建成博物館等。教會在公共領域受重視的程度大不如前。多項研究均顯示,在西方,基督徒人數持續減少1,就算曾經是亞洲第一大宣教士輸出國的南韓,也因教會醜聞與疫情,不管是否信徒,對教會的信任度都正在減少。2

香港的情況更不用多說。從教會更新運動發表2019年教會普查的報告,可知道聚會人數持續遞減,與西方情況類似3。教會是否正在萎縮?若只看數字,答案是明確的,不過,數字只是其中一種指標,信徒群體的影響力,也是另一種重要的衡量標準。

廿一世紀教會發展的可能趨勢

作為社會組織,受到的約制正在增加,如果不調整發展策略和方向,將無力應對環境變化;最後的目標,可能只是維持現狀,而不是發展。不過,我們看到過去二十年,探討教會作為使命群體,却有不少發展。簡單來說可以用「小、散、多」三個字來形容。

規模小、組織散、種類多

上世紀已提出「無牆教會」的概念,期望能回應傳統教會太內聚而忽略使命實踐、太著重活動而忽略屬靈關係,以及決策由上而下,而沒有聆聽年輕人及異議聲音等問題。到了今天,更多的討論是關於教會朝向小教會,甚至微教會方向發展。即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規模會縮小,沒有中央組織、自由發展,信徒群體卻可以變得更靈活、更多元。因此可以用規模小、組織散、事工種類多來形容。

近年,有關教會轉向非建制化的討論漸趨成熟。例如在《有機教會》(Organic Church)就早已提出教會太著重活動及維持組織規模,應轉向以人為本,聚焦使命,以轉化世界為異象4。另外,《簡約教會》(Simple Church)5,以及最新出版的Simply Church6,內容傾向類似家庭教會模式的運作,倡議教會需要回到最簡單的組織,釋放信徒群體的創意與活力,來實踐大使命。

近年,對香港教會影響力較大的,應是 Ekklesia一書。作者開宗明義,針對教會停留在建築物內,定義了教會是「由個人組成、一星期七天廿四小時在全市『挨家挨戶』地運作、能帶來轉化的有機體,而非靜止的組織。」7從這角度看,教會是全天候履行使命,而且是不斷革新變化的群體。除了更全面從不同角度討論教會觀外,還提出了革新是一個需要不斷重啟的過程,免得新生有機的小教會重回成為靜止的建制組織。8

關係與使命主導的群體

上述的著作都具有實踐經驗,綜合而論,有兩個非常突出的共同點:關係主導與使命主導。

首先是關係主導。信徒群體並不是功能組合,而是彼此相愛的有機見證群體。這群體如果只有工作關係,或只是因為要維持組織功能而存在,紛爭內耗是必然的結果。教會本質上是重視關係的群體,人與神、人與人的關係復和,本來就是我們的信仰核心。

理論上,重視關係會表現在重視發展會友恩賜。這恩賜特質並不局限在傳統的事奉崗位,而是按個人召命領受,事奉方向是服侍主內的群體,也可以在職場甚至社區中的見證。發展個人恩賜特質,一方面在事奉神,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喜歡做的事,結果是更主動學習,同時更投入在這群體中。這是一些傳統堂會所忽略的,感覺受重視自然會更投入,過程中自己不單是一顆「小螺絲」,而是神的「祭司」,事奉就是在實踐「信徒皆祭司」的理想。

其次是使命主導。教會要建設的,不是宗派組織或建築物,而是社區。「無牆教會」針對的教會,只是為了維持教會建築,包括座堂、政治及社會影響力,資源時間在於維持事工架構組織、部份會友的想法,甚至教會在營運的商業活動等的現像。而所倡議的,就是進入社區實踐大使命。

小教會較能實踐使命主導,優點是以小組形式進行決策,透過同心禱告,各人領受從神而來的感動,以大使命作為決定行動的標準,決策過程簡單,但目標方向清晰。大使命是建立門徒為目標,而第一步就是傳福音。傳福音的形式不限,可以直接在職場或鄰里中分享福音,也可透過社區服侍來表達愛鄰舍的福音實踐。

雙重網絡發展的趨勢

身處在網絡世紀,每天全方位地被互聯網絡資訊包圍。由資訊接收到人際網絡與協作,都在即時通訊軟件中發生。近年已有一些研究指出,社交媒體的普及已影響到教會內的溝通及權力運用模式。以神學教義的教導及教會信息傳播為例,過往只有教牧發放的就是唯一的答案或解釋,他們表達的就是權威,不多被會友質疑。但這種「由上而下」的資訊已失去其權威,被無數網上的文章或影片取代。而更大的問題是,牧者沒有留意到這種變化,還在抱怨會友不受教!9

受到這兩年疫情的影響,教會開始更廣泛地利用社交媒體及網絡教學平台進行牧養工作。除了網上崇拜及各類課程外,最持之以恆的便是網上小組。更重要的是,這些小組在疫情稍為緩和的今天仍在繼續,而且還吸納了一些已離開教會的信徒,維繫了已經移居海外的弟兄姊妹。本來已是小教會的群體更不用說,線上線下可以同步發展。

另一個明顯的趨勢是更多的協作網絡。教會、機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協作由來已久。以往有組成新機構或一些聯盟夥伴方式共同推動事工,而小教會並沒有註冊成為組織,透過人脈關係以及社交媒體,結識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同學習,分享資源。這些網絡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或組織,只因共同使命走在一起。例如要在深水埗區參與基層事工及傳福音工作,便與當區堂會、社福機構,甚至政商界有心人仕組成合作網絡。

疫情下因應社區需要,更加速了這些協作網絡的發展。包括了同一社區的不同教會、專業團體,以及政商界的朋友,當中有信徒與非信徒。由於沒有層級關係,合作上彼此的空間及彈性較大,當然組織也會顯得鬆散,若是短期合作,問題不大。不過,正因為小教會的特色及發展的需要,這類協作網絡是非常普遍的。

傳統教會重拾動力的契機

以上所論,是過去二十年,特別是在北美發展的教會形態,部份已在香港發生,並且快速成長。不論小組數量、合作網絡平台以及事工種類,均以小型群體的形式出現。無疑,這種新形態,滿足了今日部份信徒群體的需要,釋放他們實踐召命的動力與創意。這正正就是傳統教會多年來未能突破的關口。我們不能說這是教會模式的更替,以新模式取代原有的教會模式。反而,兩者可以互補不足,針對不同對象而發展。

傳統教會能與這些小教會並駕齊驅嗎?宣教學者艾德.史蒂澤(Ed Stetzer)今年一月在美國《令日基督教》雜誌也曾提出這問題,他表示疫情使之可能10!的確,以往可能較多留在討論層面,過去兩年我們實際多用了網絡,不管是互聯網絡或是地區合作網絡,都像火一樣不斷燃燒。傳統教會若遇上信徒流失,也許需要在關係與使命上,重新檢視自己為何失去活力。

回到文首的問題,綜合以上所論,基督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影響力應會持續下降,但仍有她的重要性。環境改變只是催化劑,重拾使命與動力才是焦點。小型信徒群體滲入不同社區的角落,他們的影響力可能帶來更大的文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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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Christian Population,” Pew Research Center’s Religion & Public Life Project, May 4, 2021, https://www.pewforum.org/2011/12/19/global-christianity-exec/.
  2. Published by Y.T. Yoon and May 12, “South Korea: Problems of Organized Religion 2020,” Statista, May 12,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147995/south-korea-problems-of-organized-religion/.
  3. 胡志偉、劉梓濠編,《2019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0),第7頁。
  4. 高紐爾,《有機教會》(香港:高接觸出版,2012)。原版於2005年面世,自是類似作品在本世紀較早期的出版。作者後來再推出《教會3.0:為教會前途升級》(香港:高接觸, 2016)。是作者整合多年建立有機教會的神學反省。
  5. 湯姆.雷那、艾力.蓋格,《簡約教會》(香港:天道,2009)。
  6. Sim Dendy, Simply Church: Because It’s Not Meant to Be This Complicated (Waverley Abbey Resources, 2021).
  7. 艾德.史福索,《Ekklesia:尋回神轉化世界的器皿》(台北:天恩,2017),第8頁。
  8. Ibid., 306-307頁。
  9. 有兩份分別研究香港及挪威教會與社交媒體應用的論文可參考,分別是: Kendrew Yu, “Adoption of Social Media for Ministry by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DTL diss., Bethel Bible Seminary, 2019). Patrick Muriuki Wangari Kimaru, “Social Media and Church Communication — The role of modern technology in transformation of church interactions: A case study of Christ Embassy Church Norway,”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slo, 2019)
  10. Ed Stetzer, “Can You Be Both a Micro Church and a Large Church at the Same Time?,” Christianity Today, accessed July 16, 2021,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edstetzer/2021/january/can-you-be-both-micro-church-and-large-church-at-same-time.html.

原文刊於《城市心》第24期:https://issuu.com/rbchk/docs/rbc_newsletter_issue24_final

Kairos化時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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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淑芬

盧雲神父是著名的學者與作家,曾在耶魯和哈佛大學任教,卻逐漸迷失於忙碌和名聲中,靈性也陷入低潮。一位越南佛教僧人來到荷蘭,於某天探訪他。盧雲神父形容這位僧人的眼神清澈無懼,煥發著高度洞察力及深切的憐憫,彷彿要打救他脫離困境。他直望著盧雲神父,道出一個故事:「從前,有個人騎著馬在路上狂奔,一個老農夫在田裡看見他經過,就大聲喊著說:『嗨,騎馬的,你要往哪兒去?』那人回過頭來,高聲回答說:『別問我,問我的馬兒好了。』」那僧人望著盧雲,說:「這正是你的景況,你已身不由己,不能自主,任由那股龐大勢力把你拉向未知的方向,在自己不明所以中前行,成了被動的受害者。」

你是否也被忙碌拉著你走向未知的路上,成為被動的受害者?又或是逆境當前,你被黑暗和無助包圍著,無法看到上帝的指頭和藍圖?今天,就讓我們談談地上的時間和上帝的時間,從而重拾方向和盼望。

以弗所書五章15-18節,標題是「靠聖靈的能力而活」,經文提到「所以,你們的生活要謹慎,不要像愚昧人,倒要像智慧人;要在這邪惡的日子把握每一個機會;不要草率行事,要明白主想要你們做甚麼。不要醉酒,因為那會毀了你們的生命。相反,要讓聖靈充滿你們。」(新普及譯本)經文的核心是在邪惡的日子做智慧人,把握時機,讓聖靈充滿。現今世代正是黑暗和邪惡當道的新常態,如何從上帝視角看到機遇是重中之重。

希臘文中有兩個字是關於時間的──「時間」與「時機」。時間(Chronos)是關乎時間流程、先後次序。舊約歷代志的希臘文就是用「Chronicles」這個字,意思是指「那段日子」的編年史。Chronos是指一段尋常的時期,組成我們的一生年期,是可衡量長短、計算分秒的「時間」和「光陰」。

而時機(Kairos)則是指一個預定好、適合去做某件事的時刻。「時機」是要把握的,即以弗所書提到的把握每個機會,亦即所謂的機不可失。以弗所書五章16節中的把握時機,正正提醒我們在邪惡多變的世代,要辨識關鍵──神彰顯的時間。那是「把握現在」,充分利用今生的每個機會、每個right time,去完成我們的任務。舉個例子,「你現在距離退休還有多長時間?」這指的是Chronos,而「你是否感到退休是一個時機,可讓你專心服侍主」?這指的是Kairos。「時機」意味著應該行動,是做某件事的機會。耶穌提到莊稼熟了,就是收割的Kairos,這時就要收割,若錯過了,莊稼就會掉在地裡朽壞。

讓我們看看聖經中有關Kairos的論述。新約中,耶穌的兄弟挑戰祂上耶路撒冷守住棚節,說祂要揚名……就該把自己顯明給世人看。耶穌卻對他們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約七8)即祂要受難、得榮耀的時機尚未來到。而耶穌在世傳福音的最後階段,祂走向耶路撒冷,那時祂卻說祂的時候快到了(太二十六18)。兩次提及的「時候」,正是耶穌辨識上帝Kairos的意思。

舊約歷代志上十二章32節提到以薩迦支派,「有二百位族長都通達時務,知道以色列人所當行的……」。希伯來文‵eth的字根跟希臘文Kairos相同,通達時務與把握時機是相同的概念,指以薩迦支派能辨別地上與上帝的時間,從而作出正確的決定。當時的背景是由掃羅王過渡到大衛王朝,所以兩個王朝同時並存,以色列人要作出選擇。而以薩迦支派族長說是時間膏立大衛,所以就去希伯崙擁立大衛為王,把握時機做對的事。人生的轉機在於機遇,但機遇不常見,要謹慎留意,一旦出現了,要緊緊把握,作出行動。

如何「把握時機」?保羅提到三個「不要」和三個「要」,剛好是相對的。第一是不要像愚昧人,只看屬地的時間,要像智慧人。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更加要謹慎行事,洞悉先機。在每個Chronos中努力不懈,同時留意特殊時機(Kairos)的出現,才能抓住與主同工的機會。第二是不要醉酒,被聖靈充滿,這提醒我們要察覺自己被甚麼充滿。酒能使人放蕩,我們要隨波逐流,意志消沉,把時間浪費在滿足私慾上,與一般人無疑?還是追求常常被聖靈充滿,在艱難的日子更深地依靠神,渴慕明辨祂的心意?所以,第三是不要作糊塗人,明白主的旨意。

那我們可以如何認出時機(Kairos)?那就靠時刻保持與主對話、不住禱告。更重要的是劃出安靜的時間,與自己、與神對話,這樣就更能熟悉神的聲音和啟示。新型冠狀病毒將人隔離,讓人安靜下來,或許是造物主刻意讓我們關注自己,並深化與祂的關係,以至我們能在黑暗邪惡的時代,把握時機與神同行。

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於《雙城記》提到:「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充滿絕望的冬天。」問題在於我們能否看到機遇。

突破框框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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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環境改變,組織和個人也要改變才能適應新形勢。過去有說:以不變應萬變,若這只是各種策略之一還好,倘若成了故步自封的藉口,就是自欺欺人了。經歷了疫情和社會運動後,很多信徒的思想和行為都起了變化,很難想像堂會可以不改變!領導團隊不單要有新思維,肯去改變,還要懂得怎樣改變,才能有效地帶領堂會與時並進。

坊間會以腦震盪的方式來想出具創意的點子,即是參與者在沒有甚麼規限下,隨便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後綜合所有資料作分析比較,這方法的好處是突破思維的框框,但牧養會眾不能單靠天馬行空的創意,最重要的還要有專業的知識及神學基礎。以改革青少年事工為例,不能夠一開始便思考用甚麼方法來接觸他們,而是要處理牧養方法和教導內容。首先要找出他們對堂會有何期望,又或是他們對堂會缺乏興趣的原因。年青人對某件事不感興趣,可能是看不到事情對自己有何好處,又或是已經失望頂透。換言之,堂會的年青人流失,可能是他們認為堂會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那麼要如何挽回他們對堂會的信心呢?這便要「對症下藥」了。在過去的日子,年青人本來期望堂會能作時代的先知,面對不公不義的事情至少要作出譴責,誰知堂會只強調傳福音,對社會、政治的事情不聞不問,更不去回應,以至年青人對堂會失望。若這是實情,要挽回這一代的年青人,堂會的領袖就要先改變自己的思維,接受自己的某些價值觀與年青人不同,對福音的詮釋有分別,甚至對政權的理解也存在差異。承認有差異,肯面對問題,才能思考如何去牧養年青人。

世情變得複雜多變,即使閱歷深厚也不一定能對當前形勢有完滿的答案。今時今日,教導也不能老是單向地灌輸,而是要互動學習,所謂教師也不一定是年長的教導年幼的,也可以是有共同興趣的弟兄姊妹一同學習。堂會領袖若能放下身段、肯與年青人一同學習,正是互相建立的好機會。

至於內容方面,除了傳統的聖經教導,如新舊約導論外,也可以應對當下的處境,探討一些與大家相關或感興趣的話題:如,應否順服掌權者,政教應否分離,聖經中的愛國,移民、召命等課題。甚或可以不預設題目,保留探討不同主題的彈性。

而因著科技的進步,學習的模式也發生劇變,由過往單向式教授變為線上線下混合模式的學習。今日堂會需要的不是老師,而是促進者、有創意的學習策劃者,他不單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懂得好好運用堂會內外的資源,有需要時能跟別人合作。今天,領導團隊若不改變思維,便難以牧養會眾,在社會中作好見證。

做管家便要做好決策

領袖要提升斷症能力,減少主觀判斷、不作無理猜測及錯誤的歸因,不混淆表面情況和內裡原因。假如有充足的資訊,我們便容易作決定,但現實中沒這回事,所以做取捨時要有膽量和信心。堂會領袖和信徒不要把責任推卸給上帝,以為神會事事保守、會「包底」,我們也要盡力思考,這也是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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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我們每天都要做很多的決定,不論大小、不論是經常或突發的。而在新一年的開始,個人或堂會也習慣做一些年度計劃。例如若疫情受控,堂會除了決定恢復聚會,應否維持網上崇拜?在疫情期間,堂會對會眾、社區提供的服務,疫後還要繼續嗎?再從闊一點的層面來看,在新的社會、政治氣候下,如何牧養不同政治取向的弟兄姊妹?怎樣跟弟兄姊妹分享教會經濟上的需要?這樣的決定實在數之不盡!

在做計劃和決策時,我們都希望有最好的決定,但事實上並非所有決定都能令所有人滿意。那麼,有甚麼地方要留意?

首先,要弄清問題,不要「判錯症、開錯藥」,甚至不要在錯誤時間推行適當的事。所以領袖要提升斷症能力,減少主觀判斷、不作無理猜測及錯誤的歸因,不混淆表面情況和內裡原因。例如疫情期間,教會的查經班在網上進行,但有弟兄姊妹不常參加,我們第一個想法是覺得他/她忙碌、懶惰或不想被關顧,但事實可能是他們無數據,又或不信任通訊軟件,因而不來參加。所以我們要深入了解各種情況,才能作適當的牧養。

有明確方向也是作良好決策的基本。對堂會來說,最重要的目標、方向是使人作門徒,所以做決定時若沒有牧養心態,只著眼於效率、傳統的做法、別人的眼光,而不願多走一步,便不是好決定。所以領袖不應因要避免行政困難或怕令某些人不高興而妥協,忘記了目標的優次。這對釐清問題有重要依據。

任何人都不會知道明天會如何,所以各項計劃、決定與現實必然有差距,這屬風險管理的範疇。不同的選擇都要衡量風險,例如今天熱話的疫苗,專家只考慮集體的利多於弊,但最終大眾接種與否,是個人決定;我們買不買某件東西也是個人決定,但堂會作的決策卻會對他人有影響,所以要從聖經真理、社會見證等方面去考慮,在權衡輕重後,才能作出適當的決定。在不能滿足所有要求的情況下,能找到為大多數人接受的方案,便是對領袖素質的考驗。

這便跟判斷哪些是重要因素有關。一個起點是儘量考慮全局,思考問題時要更廣更闊。除了看病徵、背後原因,還要考慮可能出現的後果。再以恢復實體崇拜後應否繼續網上崇拜為例,作領袖要考慮不單是人手的安排,更重要的是考慮會眾現時的習慣、對多人聚集的恐懼,這些都不是理性邏輯可解決的,所以要多方考慮,才能有妥善決策。

假如有充足的資訊,我們便容易作決定,但現實中沒這回事,所以做取捨時要有膽量和信心。堂會領袖和信徒不要把責任推卸給上帝,以為神會事事保守、會「包底」,我們也要盡力思考,這也是人的責任。儘管我們作好準備,但仍會有意外發生,積極點是作決策時已做出不同的預計,當意外發生時便知道怎樣回應。若時間許可,也要讓自己可以多些時間作決定,免得自己在匆忙中會有遺漏。 作出好的決定是管家的責任,最重要是毋忘堂會的目標,若沒有了牧養的心態、忘了要令人做門徒,而只顧眼前的措施和政策,就會好像保羅說的對著空氣打拳,徒然浪費氣力。

疫下信徒生命的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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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新常態是近來常聽到的名詞,意思是本來正常的生活,現已以不同形態出現,成為新的正常,不論我們願不願意,都已經在新生活之中。除了社會組織層面有新常態,個人的生活也變得不一樣。對信徒來說,屬靈生命是最根本的,而這生命中關係層面的改變是最明顯的。

疫情好像沒完沒了,個案數字反反覆覆,大家都誠惶誠恐地生活,加上面對前景的不明朗,令人感到無奈、無助。疫情更令人與人的關係產生了變化,因著限聚令的緣故,社交活動受限制,堂會不能有實體聚會,人的關係慢慢變得疏離。又有些信徒因為有了網上聚會,取易捨難的本性便顯露無遺,須知道人不見面,就容易忘記對方,當習慣了不出席實體聚會,沒有跟弟兄姊妹見面,久而久之,就會失去群體的支持,連信仰的支撑也會被削弱。關懷是看重他人,是由互相尊重和信任開始的,而建立和維持關係實在需要刻意花時間和心力來進行。

或許我們第一時間就會想,關心弟兄姊妹該是牧者的責任,即使現在未能親身做家訪,他們也可以用電話、短訊去問候、關心信徒。但事實是,牧者即使多努力,也不一定能照顧每一位信徒,相反,若弟兄姊妹肯多走一步,每人都去關心自己可接觸到的人,則大家都可感到被關心,而牧者也不用疲於奔命。

至於用何種方法去關心弟兄姊妹,就要靠大家的創意和新思維了。在疫情下,網絡平台廣泛被使用,大家可運用電子科技的便利,以視象、社交媒體來溝通、彼此關心。對於年紀稍長,不熟悉電子科技的,可以回歸傳統,用書信、電話來聯繫。其實方法倒是次要,重要是讓肢體感受到關心者的心思、誠意。這種敏銳他人需要的思維若能進入堂會,或能成為堂會的新常態。

門訓的重點就是生命培育,現在或許是堂會認真反思如何深化門訓、堂會要做些甚麼和由誰人去做的時候。例如,近年社會的轉變很大,堂會跟得上這些轉變嗎?這些轉變跟信仰的關係,我們又了解多少?聖經是怎樣說的呢?作為門徒,我們當然要回到聖經中看這些問題。除了傳統的聖經教導外,還有些貼身的課題要處理,例如移民、政治、社經、倫理、關顧社區、領導等。作牧者的該如何帶領信徒去面對?

此時,牧者的心態亦須要作出調整,須知道熟悉聖經和社會議題的信徒大不乏人,特別在疫情期間,信徒可在網上接觸到不少有分量的教導,所以牧者不能再以老師自居,以為自己知道的一定比信徒多,而該是要以引導者的角色與信徒同行,這樣牧者可教學相長,信徒的生命也會變得更活潑,說不定這會是堂會新的生態!

若牧者接受並實踐信徒皆祭司的觀念,信徒願意與牧者攜手牧養,堂會便不愁沒有人才!大家成為福音伙伴,一同學習,這才是基督的身體。疫情改變了一切,就讓我們抓緊這機會釋放信徒資源、善用他們的恩賜,令堂會成為有真正生命的群體。

新常態下的教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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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疫情下,大家都説個人和教會已進入新常態:個人方面,要遵守不少防疫措施、保持社交距離、留家工作、線上學習等;而教會亦不能有實體聚會,全改在網上進行。還有甚麼是沒有改變的?可能沒有了!

而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急速變化,不但對個人,就連堂會的牧養也受著不同的影響。近年的社會事件不但牽動人的情緒,信徒的價值觀亦大受衝擊,特別是年青人和有年幼子女的家庭群體。疫情下,大家足不出戶也能在網上聚會、學習,習慣了這種方便,日後或會減低參加實體聚會的意欲。經濟下滑,企業倒閉、裁員的消息不絕於耳,人人自危,即或仍有工作的,對前景亦不容樂觀。這些都是我們每日要面對的問題。

更甚的,堂會還要面對新一輪的移民潮。移民的想法在年輕夫婦、中產和專業人士中較為普遍,這正正是組成教會的主要成員。移民潮固然會直接影響堂會的經濟,但更重要的是人才的流失。堂會無法阻止這趨勢,只能作好準備,思考如何牧養群羊,特別是留下來的那群人。今次的移民潮跟九七時不同,留下來的除了要面對未可知的社會、政治環境,同時還要面對著經濟環境轉差,如何在前景一片迷惘下,仍能保持正向的生活態度、實踐信仰,對信徒來說是一種考驗。

不信的人同樣要面對這些現象,此時此地,堂會應要問:「我是誰的鄰舍呢?」堂會不單要牧養圈內的羊群,還要把圈外的羊的帶進來。多了人要留家工作,家人間的磨擦必然加增;父母、子女在工作上、學業上各自有壓力,加上社交被限制,少了宣泄的渠道,堂會如何可在情緒上、經濟上作出支援?

當然不是每間堂會都資源豐富,加上大家預計未來會是缺乏的多、需求龐大,奉獻少、空間少,所以都只能量力而為。通常在資源有限時,堂會就不能做「百貨公司」,只可做「專門店」。意思就是要集中資源,看準要服侍的地方去服侍,若是獨力難以做到,可考慮找合作伙伴,這才是有效的牧養。總之,每間堂會所在的社區、會眾都不一樣,很難有既定的模式,要策略性去思考才是出路。

此外,經此一疫,大家都要學會靈活變通、善用科技。有些牧者、傳道人或許仍未掌握到如何使用網絡科技,但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們也要做些事,更何況現今年青一代接收資訊都是以影像為主,文字為副,牧者、領袖若不能走入他們中間,又如何能培育他們成為門徒呢?堂會實在需要投資在科技上以適應新常態!

祈求上主記念這地方的信徒,牧者、領袖能接受新的常態,當然我們亦要有心理準備,另一新常態會出現,如何共同進化(co-evolve)地踐行使命才是不變的新常態!

聚焦在有意義的事情上

在埋怨疫情打亂了我們的生活作息時,有否想到這其實是個很好的時機去作出轉變?聚焦不一定是減少或取消已有的事工,當發現有新需要,或舊有方法可能行不通,便要創新,找尋新方法及新內容。現在是最合適的時候去檢視一番,今天不變,更待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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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疫情令某些教會事工停頓下來,很多聚會也轉到網上進行,在埋怨疫情打亂了我們的生活作息時,有否想到這其實是個很好的時機去作出轉變?

現今疫情似有轉好的跡象,大家可能已急不及待地計劃何時重開所有活動,但請大家不要心急,反而要看看哪些活動真的有價值,哪些沒有了也不可惜,以至我們可以將有限的資源聚焦在教會的使命和目標上。現在是最合適的時候去檢視一番,今天不變,更待何時!

以往我們總覺得多點事工不是問題,但疫情期間,崇拜、團契、主日學等轉為網上進行,各種慶祝會、退修會、聚餐旅行活動等則取消了,大家多會感到可惜。然而沒有了某些實體聚會和會議時,事實上我們又感覺比較輕鬆,所謂「靈命」「事工」也好像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假若你真的有這感受,便要思考這些活動是否已沒有甚麼價值,可以取消了!這正是管理學中要「消除」沒有附加價值的東西的概念。

除了取消沒有太大價值的活動外,也可減少某些活動的次數及某些要求。例如疫情期間,若職員會議及同工會議的次數減少了,但效率和成果可能差不多的話,日後減少開會次數便不成問題了!這樣便可把資源集中在真正有需要的地方。

聚焦不一定是減少或取消已有的事工,當發現有新需要,或舊有方法可能行不通,便要創新,找尋新方法及新內容。例如在網上授課,因為大家專注力有限,作教導的,便要比實體授課多花心思,除了集中於要講解的,更要配合不同的表達模式來提高吸引力。到了現階段,又有新的科技可幫忙了,有些的軟件可以展示要介紹的地方實景、地理位置、當地人生活等,甚至有分組討論功能,令大家上課的互動性大大增加,自然令專注力和投入程度都能相應提升。

這年多以來的社會、政治事件也讓我們意識到教會跟社會的步伐有差距,跨代牧養因而顯得更重要。查考聖經固然是堂會教導的根基,但研讀的視角和處境化的應用亦不能忽略,舉辦一些適合會眾的課程實是當務之急。

教會停擺讓我們看到一些平時看不到的問題,例如沒有了實體崇拜和團契,我們才發現有些弟兄姊妹聯絡不上,可能是他們不太懂科技的緣故;又有些沒見面一段時間,則感到關係大不如前……這都意味著大家原本的關係薄弱,作領袖的便要思考如何關顧弟兄姊妹,加強彼此的關係。同時,我們面對著不明朗的環境、經濟環境轉差,很多人的情緒都受到困擾,教牧同工及領袖組長此時正好作好準備,提升自己的應變能力去幫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能夠乘時改革可達到最佳的效果,讓我們抓緊眼下的時機,重新調配資源,聚焦於真正有價值的事上;對會眾有敏銳的心,在這多變的「新常態」下,培養他們作時代的門徒。不要再浪費時間和精力在因循卻沒果效的活動上!Be focused.

調適前行──不能忽略的網上聚會

網絡平台只是形式、載體,重要的是所講的內容和與會眾的關係。若沒有好的內容,即使投資多少時間金錢在器材、載體上也沒用;若跟會眾沒有好的關係,即使再精彩的內容、表達方式,都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所以傳道同工的使命,是專注在要傳遞的信息,對任何平台持開放的態度,讓媒體成為有效的載體。
Image by Gerd Altmann from Pixabay

◎呂慶雄

2019-20年香港社會環境逆轉,對教會的影響更是空前的。其中一個重大影響是大幅應用網上視像會議功能於崇拜、小組聚會、祈禱會、會議及教學中,教會領袖當如何理解這段時期的轉變?不同的理解又會產生甚麼不同的結果?

辨識網上聚會目的

若堂會視網上聚會為短暫或過渡性的安排,便是把疫情帶來的不便視為技術問題(technical problem),而現實中的確不少教會會在疫情過後取消網上聚會。但若我們認同環境是神用來教導我們學習新技能,從而面對新的挑戰,那麼我們便要問甚麼是值得堅持的,甚麼是可以放手的。

先問最基本的問題:教會聚會的目的是甚麼?若是透過敬拜、相交和學習來榮耀神,又在主裡成長的話,網上聚會是否就不能達到此目的?接著,實體或網上聚會的目的會否有所不同?再者,主日學、查經等教導性的聚會,以實體或在網上進行有何分別?是技術上的問題?效果上的差異還是本質上的分別?有人體驗到網上聚會同樣可實踐聖經的教導,但也有人未能適應這模式,到底採用哪種方式,教會該如何決定?以上一連串問題有助我們在新處境中重新定位,加入了新的經驗,再決定要保留甚麼、改變甚麼。

進一步發現的問題

網上聚會與實體又未必是互相排斥的。不少教會視網上聚會或學習為一種補充,甚至可擴大傳統聚會功能,讓過往不能參與崇拜的會友,現在也可一同敬拜,所以即使疫情過去,都會保留網上崇拜。有人更應為網上聚會是一個不能逆轉的轉變。有堂會則擔心若不保留網上聚會,會加快會友轉到其他有網上聚會的堂會。

會友去留當然有不同的原因,只是經此一「疫」,把問題浮面吧!問題包括:

‧會友一直對教會不滿,趁疫情期間選擇參與其他堂會的聚會,領袖們才發現原來肢體關係是如此脆弱。

‧沒有了實體聚會,連帶事奉及追求的心也冷卻了,原來熱心事奉只是表面的行為。

‧平時很投入的人,現在卻投入在另一間教會的網上崇拜及課程,自以為教導得不錯,原來只是一廂情願。

以上只是一小部分的問題,教會牧養的質量長期被忽視,環境轉變成為催化劑,流失會友是必然的結果。若預料有類似的問題會出現,及早預備,情況可能不一樣。

不斷改善的載體

即使確定未來會有網上聚會,都不代表會友一定會留下。媒體只是工具,網上平台只是有效的載體,若不提升表達素質及形式,最終也未不能維持會友的參與度。網上聚會並不只是把聚會場所搬到網上,若講員仍只用大量文字的簡報,滔滔不絕地講道多於30分鐘,除非他 / 她的講道內容及技巧極吸引,否則要弟兄姊妹長時間維持專注是非常困難的。在網絡媒體演講或教學,較現場教授的要求更高、預備功夫要更多。除了要顧及燈光、音質,講員面對鏡頭時的神情、語調,簡報的字體與圖像運用,如何增加跟參與者的互動都必須多加留意。

其實使用網絡平台跟會眾互動,對不少牧者來說都是一大挑戰。若聚會的人數不多,互相溝通對話尚不成問題,但若是講道、授課,而且是錄播的,講員就可能覺得自己是對著空氣說話而感到不自在。筆者有機會到不同教會直接或錄播講道,不只一位牧者跟我分享不習慣錄播講道,為了說得自然,會把會友的樣子打印出來,貼在前面的椅子來講道。現在少了在現場跟會眾互動,平日的接觸、溝通變得更形重要,講者若知道觀眾的需要、心靈狀況,他 / 她的信息就更有針對性、更易引起共鳴。

說到底,網絡平台只是形式、載體,重要的是所講的內容和與會眾的關係。若沒有好的內容,即使投資多少時間金錢在器材、載體上也沒用;若跟會眾沒有好的關係,即使再精彩的內容、表達方式,都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所以傳道同工的使命,是專注在要傳遞的信息,對任何平台持開放的態度,讓媒體成為有效的載體。

P. S. 上周由證主、柏祺城巿轉化中心及領導力培訓學院主辦的「教牧領導力發展日」,整個綵排及播出的過程,都應用了多項調適領導的元素:維持專注、不斷實驗、緊密溝通。因想加入更多元、更互動的元素,所以今次採用了新的「載體」,事前要經過多次的試用、綵排。但第一天就因颱風而要轉回用「傳統」的網上平台,之後的兩天幸好可用新的「載體」,每次試用「新載體」都會請同工觀察,又從用家的角度提供意見,更要不斷聽取前線參與者的回應。我們花大量時間在新平台,是因為知道網上教學是不能逆轉的趨勢,惟有透過不斷的測試才能提升水平、提升教學效果。

調適領導系列(十六 )

懂得賦權,善於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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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相對於其他領導方式,調適領導的賦權更徹底。以改革為例,調適領導強調由下而上帶來改變,由理念到實踐,要看下放權力到甚麼地步。由上而下領導的賦權,領袖先有概念與做法,按職能分工及分配相應的權力給下屬去執行。調適領導強調由下而上,改革的計劃可以由前線成員產生,提出改革建議,若是緊急情況,上級只需被知會便推行。

賦權包括了分工,但單純的分工卻不是賦權。賦權還包括作決定、運用資源的權力及承擔作決定的後果。有效的賦權不會突然間發生的,而是經過一段時間建立成員間的互信,由小規模開始實驗,到危機出現時,賦權文化已出現,並能即時應對時局的改變。

當然,改革並非單純地做個計劃,然後按著改動。全面的改革涉及不同的持份者,既要顧及他們的期望,又要考慮他們的利益。要核心成員擁抱整個計劃,除了他們在理念上認同,還要配合實際的操作。

成功賦權需要合時的回報。一般來說,被賦權的成員最後獲得的回報是酬勞、工作成就感與滿足感。而對非營利組織員工,他們重視的不是金錢等報酬,而是過程中自覺重要及有意義。以教會處境為例,弟兄姊妹是以義工身份去服侍,除了期待牧師的讚賞、天國的獎賞外,就是希望感受到為神所用的信仰實在感。因此在信仰的群體,賦權並不只是分工、分權、分責任,還有賦予意義。對不少人來說,今天的付出是有份於建構未來,這種意義是參與者的最大回報。

另一個成功賦權的關鍵,是在於如何決策,是由上而下決策?還是讓成員作決定?前文提到,調適領導強調由下而上的決策。若能令決策方式成為固定機制,把特定範圍的決策權力交給相關小組成員,賦權便可成為機構文化的一部份。

此外,人際間的交流是主要決策的時機。會議當然是做決定的合理場所,但會議外的溝通,如在茶水間、電梯大堂、交通工具這些非正式場合,偶然談及公事,可能會產生一些新的想法與做法。有時在正式會議前跟相關人士溝通(游說),也會令會議時作決定容易得多。若不能把握這些時機,每次都要等特定的會議周期,又要等主席/負責人認可才能放進討論議程,有關議程可能已變得不再重要。

例如,疫情期間教會停止現場崇拜及聖餐,崇拜可以透過網上直播,但聖餐呢?按傳統機制,個別堂會不能自行決定,要回到宗派的禮儀小組,但這又涉及神學問題,於是又轉到神學小組討論。但神學小組只提供建議,決定權是在常委會內,而常委會例會是每月召開的,這個月剛過了會期,要等下個月才能決定,如是者,問題最終被擱置。會友的需要不但沒有滿足,也白白浪費了一個教育會友、討論或修訂與實踐神學相關議題的機會。

在這過程中,觀察成員中誰最具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誰最有這些領導素質,可能是未來領袖的人選。良好的賦權文化,也是領袖傳承的重要土壤。

調適領導系列(十五 )

解構教會內的持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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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變革之所以難,除了因循的原因,還因為會影響到不少人的習慣,甚至利益。很多時,提出改革者以為看到問題,又想到解決方案,便期望可全速進行改革,但若沒有預計阻力,改革多數不會成功。

不論多好的想法,若跟持份者沒有良好的溝通,好事也會變壞事。調適領導也提出對持份者要有充份的了解和溝通,這看似理所當然,實際運作時卻往往被忽略。特別在一些教會或機構,假設了成員都具有使命,都是人品高尚的大好人、心志與能力兼備的人才,應該會支持變革,到抗拒、衝突出現,才恍然大悟現實與理想間的差距。

傳統是以家庭來理解堂會成員的關係,但城市教會可能更像企業組織,成員既是主內肢體,同時也是持份者。持份者即利益相關者,任何受某決定影響的人都可被稱為持份者;而廣義的利益並不限於金錢或物質上的需要。

以堂會為例,這段時間該如何決定主日崇拜是維持網上直播,還是網上與現場同步開放?這可能影響到年長與年輕會友、負責直播的同工,也影響到詩班或敬拜隊的預備。認真做一個決定,要考慮的人和事並不簡單。因此,進行變革,全面的溝通需要考慮以下各方面:

一、期望與投入

  • 這決定誰最受影響?這影響是短期行為習慣的改變?他們是否願意接受更大幅度的改變?
  • 因著這變動,不同持份者會否有新的期望?如何調整他們的期望?
  • 在改變過程中,他們的投入程度如何?堂會期望他們在過程中有何付出?

二、忠誠

  • 在教會以外,他們有甚麼重視的對象,以至會影響他們的投入程度?當教會所倡議的跟他們的工作或參與社會的理念有衝突,他們會如何選擇?教會能接受或承受他們選擇的結果嗎?
  • 他們有多關心教會的改變?對於堂主任及長執的意見,他們有何反應?義無反顧地跟從?還是不聞不問?

三、隱藏的領袖

  • 誰最有權力?他們掌控了甚麼資源或網絡?
  • 誰最有影響力?誰最能動員或鼓勵會友作出改變?
  • 對他們來說,最核心的價值是甚麼?最看重的又是甚麼?他們作決定的關鍵因素是甚麼?
  • 團契、小組有沒有評價教會事務的習慣?這些習慣會否帶來行動?有沒有一些不太明顯的網絡關係?

四、結果評估

  • 若改革失敗,他們會有何反應?
  • 這些改變反映著他們對堂會的關心與投入程度,也反映他們之間的關係。這跟堂會領袖的預期有否出入?

以上四個範圍加起來,要考慮的因素眾多,宜先在領導團隊中以小組方式討論。有了大概的圖畫再進行分眾觀察和非正式對話,即個別溝通分享,因為這樣才能邀請對方說出自己由衷的想法與需要。這也是由下而上的決策方式,即從跟隨者中了解作決策的關鍵,甚至接納他們的建議,調整改革的方式與步伐,如此,成功的機會或會有所提升。

調適領導系列(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