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毁隔斷的圍牆(三)煲老火湯式變革

stairs-1036882_1920.jpg◎呂慶雄

在理念上抗拒變革的人應該不太多,但在具體變革過程中,最惹人爭議的就是改變的幅度及影響範圍。以香港政制改革為例,至少表面上沒太多人反對最終全民普選特首,但其提名形式與發展步伐卻甚具爭議性。前文提及改變的阻力多是來自內部,改革者想改變,卻被其他圍牆逼死了,動彈不得,那如何是好?

如果圍牆主要是內部的人,那首先要做的不是一份亮麗完美的計劃書。很多時我們想到變革便先想起計劃,須知道若不先處理那改變的阻力,多「完美」的計劃也會胎死腹中。若阻力是來自人,那便要先做人的工作。

堂會這種組織的特別之處,就是較容易透過教育拉近理念上的距離。這教育並不包括會議及報告,而是宣講、查經、小組或個人面談。我們暫且把改革的教育美化為「異象傳遞」吧。「異象傳遞」並不只是繪畫出一幅完美的圖畫,激勵會眾一起承擔使命,一同建構這願景。如果單講願景而沒有計劃,只是空談,所以過程需要有效的溝通及具體計劃。

有效的溝通是雙向的,聆聽不同意見後有調整空間。在這前提下,有了異象先不是處理具體計劃,而是進行雙向互動的溝通,教育便在溝通過程中進行。

例如,若有堂會領袖想堂會上下一心,服侍所在社區的貧窮人,牧者在講壇上自然會多講主耶穌如何照顧貧窮人。引起話題後,在查經、小組中多以照顧貧窮人的需要為內容,如在摩西律法中神如何吩咐以色列民要照顧貧窮人,正如他們在埃及為奴之時所得著的照顧一樣。

在潛移默化下,會眾先是在理念上認同,後是願意以行動回應。至於離開安舒區的幅度因人而異,「無形恐懼之牆」又大又堅,但若經過個別溝通,讓他們明白踏出第一步沒甚麼可怕,是可以做到的,抗拒的情緒便會降低。又如,先提供多些關於區內貧窮人口的資訊,為他們禱告。開始進行社區探訪,透過親身接觸而打破從想像而來的圍牆。之後,才制訂具體計劃,而這計劃又刻意在不同程度上把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收納其中,最後,能做到各人共同擁有這個計劃,行動便相對容易。

改變其實早已在溝通的過程中發生,到了計劃出現時,其實改變的理念已經先行,會眾在不知不覺中已認同了改變的需要、方向及落實的方法。這便是「煲老火湯式」的變革,慢慢一步一步加溫,把不同的意見融入其中。當然,溝通仍須不斷進行,既是改變,適應的過程自然是可長可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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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毁隔斷的圍牆(二)圍牆背後

adult-1869621_1920.jpg◎呂慶雄

阻礙組織發展的圍牆到底是甚麼?甚麼因素導致這些本來是建立企業形象或品牌的圍牆,成為故步自封的元兇?

最近聽到一位堂會資深會友分析自己教會無法成功改革的原因。他在這教會成長,由少於100人的小堂會發展成為一間超大型教會。過去快速增長階段堂會強調分齡小組牧養,信徒間有共同需要與話題,故此在牧養上能準確對焦。但近年堂會因未能有效應付危機,隱藏的問題就像潮退後的石頭一樣,逐步突出,以前的和諧美景不復見。

這位弟兄分析,過去賴以成功的分齡牧養,如今至少出現兩個問題。一是內聚,因為每個年齡層都有自身要面對的問題,過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大家已成為多年好友,除了有共同話題和生活習慣相似外,思想與價值觀也接近,新人不容易打入這圈子,新主意也不易在這裡生根發芽。堂會或有人提出一些革新建議,但這群在分齡牧養下成長的一代,可能會成為改變的阻力。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說,沒有創新便有革命。

第二個問題就是傳道人分工太專業,長期牧養被分配的那些小組,如夫婦、職青等,他能「專業」地回應他們的問題及需要,但因為多年沒有機會接觸其他階層的人和事,所以一旦離開這類分齡牧養的堂會,或接觸其他群體,便會變得無力招架。這位弟兄表示,不少離職的同工之後不論是植堂,還是到中小型堂會事奉,都很難適應與難有發揮。

不論這位弟兄的分析是否適用於各種分齡牧養的堂會,我們也可看到堂會昔日賴以成功的模式,如今反倒成了攔阻發展的圍牆。這些圍牆的成因可歸納如下:

過去成功的經驗成為唯一判別成功的標準,甚至成為身份象徵,不能失去、不能改動,成了僵化了的傳統。

組織內有一群人或是基於個人經驗、或是自我感覺良好而拒絕改變,甚至因為成了既得利益者而害怕改變。因為改變代表失去原有的環境、地位,甚至利益。

還有是因為恐懼。魏肯生(Bruce Wilkinson)有一本從未翻譯為中文的著作 The Dream Giver,內容是類似《天路歷程》的預言故事。當主人翁回應上帝的呼召離開平凡生活,踏出第一步便遇上「無形恐懼之牆」(The Wall of Invisible Fear),為那不可預測的未來感到恐懼。好像改變便代表失去,還是原地踏步顯得更為安全。

這也許是個人不願回應呼召的寫照,同時也是不少組織拒絕改變的原因他們恐懼失去原有的影響力。但每個組織只在特定時空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以至他們的產品可以大賣,服務能幫助受惠者。拒絕改變便是停留在原有時空,代表這些產品和服務快將過期,不再有市場,不再有影響力。若不想被淘汰,便必須拆毁圍牆。

教會群體也一樣。為何有人離開教會、批評信息離地?是因為他們覺得信仰過時,信息與生活不再相關。福音的信息不會過時,過時的是表達方式而已。這裡不是說為變而變,但若不變便要被淘汰,作領袖的應如何選擇?

拆毁隔斷的圍牆(一)

wall.001.jpeg◎呂慶雄

標題是借用使徒保羅以牆來比喻人神之間的阻隔,藉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把那隔斷的牆拆毁(參弗二14)。而我在這幾篇短文中所說的圍牆,是把堂會/機構或各類組織導向消失的牆。

雖然寫過很多次,還是要再次強調這裡所說的教會是屬靈群體,是由一群奉主耶穌的名聚集的使命群體,而堂會則是地上的組織,有她存在的限制與獨特價值,若管理不好是會關門的。在主再來之前,屬靈的群體不會在地上消失,但其組織形式——堂會則會轉變。

上周颱風「山竹」來襲,事後香港特區政府不斷被批評危機意識不足,低估風災的破壞力,不宣佈全港停工。有一則消息說,特首早已指示公務員若因交通困難可不用上班,不會被扣減年假。但是,有關指示要到周一下午三時才透過公務員事務局發出,因此怨聲載道。這是一個例子,那堵圍牆顯然是溝通習慣,更大可能是官僚文化,以致處理危機缺乏彈性。

先假設上情不能下達是真實情況。危機處理不好,若遇上組織內部未建立信任文化,負面的、陰謀論的猜測不脛而走。到底有沒有這則內部通知?是否中間有人與特首不和,刻意不處理?同樣情況也會發生在其他組織,包括堂會。不論過去有多少次成功經驗,又或領導層花了多大功夫嘗試建立良好的管治文化,不找出阻礙發展的圍牆,一次事件就足以推倒過去艱苦經營的機構文化。

一般來說,組織的圍牆可以是人、傳統或文化,都是內部的。圍牆本來的作用是保護,而組織的圍牆也可以是樹立不同的、獨特的形象。在商界可以是企業形象及品牌,而堂會也可以是分別為聖的社會楷模。遇上天災,教會群體以社會組織名義第一時間作合宜的回應,這既能保持獨特,又能與社區需要掛鈎。

又以「山竹」襲港為例,有堂會主動提供免費午餐給辛苦清理樹枝的工人,這是楷模,在社區展現不一樣的組織形象,教會圈子稱之為見證。如若堂主任有此「派飯」的想法,但與執事或堂委來回討論多次仍未有共識,錯過了在工人最辛勞時服侍他們的機會,即便原本有好的意願,也只是流於空談,不能產生真正的影響。議而不決便是阻礙這間堂會服侍社區及作見證的圍牆。

你的組織又有甚麼圍牆?

教會內的權力遊戲

wellness-2758149_1920.jpg◎劉忠明

在教會內大家都有一個假設,認為弟兄姊妹是不會爾虞我詐,大家都能坦誠相待,不會玩權力遊戲,不會有堂會政治。然而這假設往往和現實不符,雖然信徒不是存心傷害別人,但有時候某些想法或行為卻並不能造就人,結果反而是有人受傷害。

這些事情的背後也不會一定全是個人的問題,大家的出發點都可能是為教會好,不是去尋求個人的利益。然而在方向或方法上有差異時,一方或雙方的既定立場受到衝擊,大家便會運用不同的資源來影響對方,這便開啟了堂會內的政治行為。這些行為就是權力運用的時候,偶一不慎,便產生不太理想的行為舉動,令衝突發生。例如長執希望教會在某些事情上有一些改變,但教牧同工不太贊成,長執便開始向會友解釋,希望尋求支持。同樣,教牧也會找會友或其中一些執事陳述利害。本來大家都是希望教會更有效服侍會友,然而這種互相拉攏支持我方的行動,便使教會陷入在爭取人心的政治處境中,搞不好更會演變成兩極化,視對方為敵人,最差的情況便是分裂。

雙方在爭取各自的支持時,其實是權力的角力。在會友制的堂會,會友的支持是權力的其中一種重要來源,當然教牧同工是擁有牧養的屬靈權柄,但牧養和如何推動事工以至行政管理的分野不是這麼明顯。而且會友也不一定完全順服教牧的領導,因此爭取不同的影響力來獲取决定權便是達成目標的唯一途徑。這種權力的遊戲本應可避免的,但在缺乏溝通和信任時,要冷靜坐下商議出路便顯得困難。

在歷史較長的堂會,某些人或群體擁有較強的人脈,這種關係便是政治本錢,所以當牧者或長執是新鮮人時,很容易被這些人支配。資歷較深的領袖發揮較強的影響力本應也是正常的,問題在乎這樣使用政治本錢是否有造就教會的效果,還是只希望鞏固自己的地位。有些人很在意自己擁有的影響,因為有影響力便受人尊重,個人的自尊感也高些,本來也不是壞事,但假若到了相信一個教會不能沒有我的程度時,便好像皇帝或老闆一般地認為教會是自己的,陶醉在領導崗位,這便出問題了!

試想想一個信徒在同一崗位事奉二十多三十年,不肯退下來,總覺得在這裏真好。而當年紀也不輕時,真的可以榮神益人,有果效地事奉嗎?相信不少人可能也在經歷教會內的山頭主義,各佔地盤的局面,信徒或同工好像軍閥割據一樣,各自在自己的領域中做領袖。好的說法是各自在有恩賜的地方盡力事奉,壞的看法是沒有了看別人比自己強的心態,接近唯我獨尊。雖各自為肢體,但仍要聯絡得合適才可使身體有成長,懂得協調,懂得傳承,要明白團隊的真正意義才是真的同心合意!

不錯,作領袖的要運用權力才能發揮影響力,保羅也十分強調自己的使徒身份和從耶穌而來的召命,為的是增加他勸戒眾教會的權柄,希望眾人不會離開主道。所以權力遊戲是必需的,問題是希望達到什麼目標,懷有什麼心態,以至於運用權力的過程中是否令人受損,還是可以建立人!作為教會的領袖,不管是教牧還是長執,都要小心運用權力。

所以在任何體制的堂會之內,都要有良好的管治機制,對各方的權力有所制衡,避免一方獨大。因人除了回應上帝的呼召之外,始終是要向其他肢體問責。若沒有適當的權力分配,事工便不能順利推展,含混不清的制度只會引發衝突和危機,然而也不能太有限制性,做成官僚,不信任別人,權力不下放,便不能有效回應前線弟兄姊妹的需要,而會眾缺乏參與的激勵,教會便不會向前走。

因此權力確是複雜的問題,有效領導不能缺少權力,但也不能夠過多,以免陷入引誘!

 

領袖的恩與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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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式領導特質(三)

◎呂慶雄

或許你不會這樣說,但你也會這樣想:理想中的領導模式,是領袖可以做到恩威並施。對人要有愛心,但執行紀律時便要嚴格,需要威權管治。帶領團隊要與下屬親近,彈性處理下屬個人需要,但當面對大局時,則不能徇私,持守原則。

當「我」犯錯時要包容,給予機會,但是,當犯錯不是「我」,權威管治是最理想的。雙重標準?當你站在不同崗位時,建立在不同觀點便會有不同立場。家長式領導的第五個特質,原來是恩威並施

建基於家長對成員的個人了解,適當時施恩,適當時行使權威,便會讓跟隨者心悅誠服。不過,甚麼是「適當時」?原來「適當時」的判斷,是建立在個人關係上,上司認識下屬,就會有「適當時」,若沒有關係,「適當時」並不會出現。上司與下屬關係的深淺便決定了何時施恩,何時要下馬威。

施恩,可以表現在仁慈、彈性、個別關係的上司與下屬關係中。但同時,也可以是賞罰不明,或是在下屬犯錯時為了維護面子而不予以責罰。在華人教會中,這情況也是常見的:包容犯錯者的原因是愛心接納,給與悔改機會;處理衝突過後不予公開,為了讓有關方面有下台階。

權威,可以表現在群體需要快速決定時,在亂局中需要明確領導的環境中。在這前提下,領袖要有實權,同時也是專家,而他/她的獨斷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權威的出現(或可稱為威權領導)也可以表現為專權、獨裁、一言堂。我們在教會也看到的是,不願/不懂授權,以聖經/教會傳統作權威抗拒改變,甚至以保護為理由作很細緻的管理。

這就如一個家長,包容接納子女的犯錯,也願意維護子女的面子,家醜不外傳。教導的方式由上而下(「食鹽多過你食米」),要求子女聽聽話話。這方式是好是壞,視乎你在甚麼崗位,甚麼關係,以及甚麼情況下。

家長式領導似乎很負面,但又很真實。而華人教會的領導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們身處的文化相關,甚至相互影響。我們需要明辨因由才能對症下葯,在不同類型群體中,磨合較理想的模式,平衡人與法、個人與社群、自由與架構、內聚與外展,以及恩與威。

 

教會與家長式領導(四)

相關文章:〈恩威並施的領導〉、〈內聚?內罪?

家長式領導特質:1. 人治;2. 社群和諧;3. 官僚層級;4. 內聚;5. 恩威並施

內聚?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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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式領導特質(二)

◎呂慶雄

家長式領導特質,第一是人治,第二是社群和諧。第三就是以家族/宗族概念衍生的官僚層級。今時今日,在中國大陸討論地方官員時,不少老百姓口中仍以「父母官」來稱呼這些地方官員。他們以宗族觀點來期望這些地方官員的行為表現,要像家長一樣愛護與照顧居民,要親切地接觸、認識居民,才算是負責任的好官。

孫中山的「天下為公」,可能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思維,而是孔子的世界大同理想。儒家的世界大同,就是天下一家,進而以家族層級來看社會結構,國家層面就君君臣臣的秩序,家就是父父子子各自扮演的角色。由家到國,又由國到家,各階級均有不能逾越的位份。而長幼有序的觀念是沒有界限的,在家到國都需要以這階級秩序來相處,以致可以維持社會和諧。

在公司管治架構,以能力、職級、職權及待遇等掛勾。而在家長式領導的文化下,親族關係可能凌駕於實際能力。因為,社會階層是建構在親族關係之上,因此,在照顧親族、信任親族的原因下,他們就算能力不及其他人,但由於這親族關係,他們得到更多機會或優待。

在這前提下,家長式領導的第四個特色是內聚。優待自家人,善待自家人,招聘時也先從認識的人際網絡中介紹。而身赴遠方,先想到的是親友中有沒有人可以安排接濟,「同聲同氣」的便自然凝聚在一起。相對來說,這些群體的內聚力較強,也在這「圍內」的氣氛下感到較有安全感,表達不同意見更為自然。

在領導與社群關係的研究中,就有所謂「群內」(in-group)與「群外」(out-group)的區分。東西方文化都有不同的小眾基於不同的理由凝聚在一起,問分別在於「排外」程度。

華人教會在這領導文化下有甚麼表現?在選人用人(執事/某些事奉崗位或職位)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會考慮到這人與某某人的關係,若是某某的親友/子女,在接近條件下他們會優先被選上,而大家也樂見這些較為熟悉的面孔參與教會的運作管理。某些資深的會友,只是因為年紀與親族廣大,說話的份量特別大,提出異議者便被視為不尊重長輩。

歷史較長的教會,不論大、中、小型的,都有一定的家族影響。要發展或變革,除了向會眾分享異象與需要外,更重要的是這些家族的支持,獲得這些家族的關鍵人物支持,整個家族便會配合。衝突往往來自「群外」,就是那些在決策過程中沒有機會參與的個人,以及沒有自己家族代表在「群內」的成員。

有眾多熟悉的面孔,凝聚力固然很強,也很有家的感覺,但新人要加入這個「家」,需要較長時間適應及被接納。這也解釋了,為何成功凝聚會眾,有強烈教會一家感覺的,為何新人總是難以融入,因為他們都是「外人」。更嚴重的,是這些「外人」若在外表、談吐,或工作上與這些「家人」有明顯的不同,便會較容易被視為怪怪的。

這些特質,其實是由教會文化傳統而來,也透過領袖被強化。重要的是拿捏到合理的平衡點,既能凝聚,又能開放。

教會與家長式領導(三)

 

延伸閱讀:

鄭伯壎等著,〈家長式領導:三元模式的建構與測量〉,於《本土心理學研究》14(2000/12/1),頁3-64

鄭伯壎等著,〈家長式領導與部屬效能:多層次分析觀點〉,於《中華心理學刊》521期(2010/03/01),頁1-23

家長式領導特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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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約一年前,我寫了一篇〈教會與家長式領導〉,算是淺談家長式領導的文章。經過一年在不同團體的觀察,覺得這論題應得更多的關注。

家長式領導,是否一定不好?我們暫時放下這問題,回到基本先看看被視為廣泛在華人地區流行,並且屬於中國傳統一部份的家長式領導,具體的領導特質是甚麼。

第一個容易讓人聯想到,也在學者中間較沒有爭議的,是人治。我們理解人治與法治是相對的概念,其實這是今日按西方定義的看法。古代,法治也是人治,甚至極權統治的一部份。家長式領導,顧名思義,領袖就像家長一樣,可以是很自由與關愛,也可以是很獨栽專權。由於以「家長」的看法和決定作準,其他人可參與決策,全因「家長」的允許,因此,人治之說並沒有太大爭議。

正面看人治,是重視關係,人情味濃。不少職場人士投訴工作間沒有人情味,因此也不會長期效忠。不少時候作決定的,也是建基於人情而不是道理。而教會更是重視人的地方,有牧者明言不想確立人事制度,因為牧者是屬靈領袖,人事制度並不適合,牧養是難以客觀標準化的工種,難有公平的衡量準則。至於人治的弊端則不用多說,最大的問題是忽略了對人性醜惡面的防範,容讓陋習惡化,甚至出現暴政。

在這人治之下,法令、規條是由「家長」製定,按他/她的心意與需要來執行。在「家長」的心目中,所有的決策都是為大眾福祉。這是第二個特質:社群和諧。「家長」的思維方向,是維護整體利益,有時甚至需要放下個人需要,大我比小我更重要。當然,有些被視為獨栽者,不論是機構/教會或社會層面,在別人眼中也許是為了私利作決定。但實際上,可能是他們心目中「家」較為小。我們的常用語「大家」與「小家」也反映這種世界觀。為眾人著想,我們說是為了「大家」,廣東話說人思想狹隘,只為私利,是「小家」。

家人和睦是一般老伯姓所追求的生活。中國傳統看家為社會的縮影,同時,社會是家的擴大。正面看是追求社會和睦,安居樂業,小康就是理想。但這種「縮影」與「擴大」,正正是把家族倫理與社會倫理混為一談。用一把尺量度兩個不同的領域,問題自然多。為了和諧,個人的聲音與需要被壓下來,異議本來可作改變的動力,也被埋葬。保羅強調教會合一,是多元中的合一。多元之中,異議是必要元素,但華人教會講合一,不少是沒有異議的合一,是單元的合一。

家長式領導,配合植根於儒家文化的華人教會,可謂如魚得水。這裡再多提一點,香港的文化在華人社群中較為獨特,有別於中國內地、台灣、星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華人,日後再補充。

教會與家長式領導(二)

 

延伸閱讀之一,雖然舊了一點,但也算是這範圍的入門:

Silin, Robert H. Leadership and Values: The Organization of Large-scale Taiwanese Enterpris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