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承的過程中，令大家注目的當然是那接班人。每當有了決定後，大家自然鬆一口氣，重任完結，一切都看那接班人的表現。

但接班人的表現是要在合適的環境中才能發揮出來，除了個人的特質和能力，以及對磨合過程的處理之外，堂會的一些現存條件也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例如前任領導離任的原因是和堂會的期望息息相關。若接班人是在上任領導正常退休，眾望所歸地接手的情況下上任，大家自然擁護接班人，對新領導的阻力較少；若離任者是在矛盾衝突下離開，那麼新的領導人不但要處理內部的矛盾，亦要得到眾人的信任，才能開展事工。若忽略了堂會的環境因素，只專注於「事奉」上，則可能處處碰壁。

堂會的文化是一個很基本的環境因素。文化是日積月累而來的，是由宗派的傳統、前人的經驗、現在會眾的思維等交雜而成的，而這文化會表現在各人的態度和行為上。接班人若是由內部提升而來，則應該對堂會文化不陌生。但文化有好有壞，接班人要更改既已存在而根深蒂固的文化是困難的。若接班人是從外招聘，其所受的文化衝擊更大，要融入或要更改文化亦是艱難的事情。

文化也可以表現在不同的事工上。如：堂會有熱誠傳福音的文化、有着重查考聖經的文化、有關注社會議題的文化等，接班人要去適應不同的事工重點，除恩賜之外，也要有包容的心態，尊重已有的文化。

在體制方面，有些堂會較倚賴傳道人帶領，亦有些堂會是以信徒領導為基本方向。不同的治理架構對接班人能行使多少權力有影響，也有時候會因大家對權力有不同的理解和期望而產生矛盾。在長執領導的架構下，牧者能否擔任主導角色不是經雙方協商出來的，而是要從合作的經驗中慢慢體現出來。故接班人和領導團隊定要花時間在磨合的過程上，讓大家能衷誠合作，不能操之過急。

體制、文化和情境等因素往往增加了傳承過程的複雜性，為能否成功過渡加添了變數。因此傳承是要有計劃地進行的，不能等待問題出現時才處理。

劉忠明

公開還是不公開？這是當你需要為堂會的人事問題作決定時，自然會面對的問題。不管是人事衝突、同工離職的原因或主要崗位繼任者的遴選過程等，在決定要否公開全部或部份的內容時，你總會有不同的考慮因素。

從外招聘新的同工，到底要公開甚麼資料，甚麼不公開？不太爭議的內容包括這新同工與現時堂會內領導團隊成員是否相識、是否有親屬關係、他／她的個人履歷、過往的事奉經驗等等。但若涉及過去傷痛的經歷，如個人病患歷史、家屬曾入獄或欠債等，是否應該開公？甚至這位同工曾離婚，但人事小組認為不是他／她的錯，而且那也是已經過去的事實，加上認為這位快要上任的同工在學歷、經驗及態度等方面上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時，這些背景是否應該在同工到任前向堂會弟兄姊妹公開？

同工個人意願當然要尊重，而堂會的大小也有明顯的影響。然而其中一個考慮的重點是公開這些「私隠」後，堂會對這位同工的看法會怎樣？加分？反對？不信任？還是非流言四起？

更大的問題並不是公開與否的問題，而是公開多少的問題。若教堂會規模較小，人數不多，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頻繁度高，個人的歷史，尤其是傳道同工的，是不可能完全隠藏的。而且，若同工要求弟兄姊妹坦誠開放，讓堂會能成為一個彼此相愛及支持的家，但同工自己卻不開放，就不能做到示範作用，弟兄姊妹的信任不但沒有增加，日子久了還會因為不了解同工的背景而諸多猜疑，流言更多。若有一天聽到甚麼關於這些同工的「秘密」時，加上遇到一些人事的衝突，難免引起部份人懷疑同工誠信有問題，增加解決問題的難度。

另一方便，若新任同工到任前能有充份解釋及介紹，調整會眾對新任同工的期望，在一定程度上能減少他／她到任時適應的時間。因此，公開總比保持神秘好。至於甚麼才是「充份的解釋」則要按不同事件，以及會友在過去與同工相處的經驗來衡量。

另一方面，若是內部提升 ─ 在現有的同工隊伍中委任新的領袖 ─ 個人資料及背景的公開已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遴選的過程，包括人事小組的組成、考慮及不考慮的原則等，都要讓會眾明白和接納。畢竟，一些人事的任命需要會友大會通過，若到時才被會友質疑人事小組的做事方法，就算結論是支持繼任的人選，但產生的過程討論也會帶來傷害。

作為堂會的領導，對透明度的要求比其他機構還要高。像保羅所說，「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堂會領袖雖不一是這台戲的主角，但肯定是世人眼中的焦點。除了自身要好好管理自己外，所屬的群體也要懂得如何配合，幫助自己及他人扮演好這台戲的每一個角色。

呂慶雄

在面對崗位空缺時，組織便要展開傳承的核心工作 ─ 尋找和辨識繼任者。

若已有整全的傳承計劃，在尋找繼任者的時候便較為容易，因為人選大概已在培育過程中冒現出來。除非空缺是突如其來，而內部所培育的人選仍未能夠接任，否則應不難安排繼任者。

反之，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堂會的領導只好在內部有限的人選中找出相對地較理想的人來接任，可以預料這種傳承不是最有效的。另一途徑當然是在外面找尋適當人選，那便會增加配搭和適應的困難。無論如何，在堂會的大目標和需要之下，堂會的領導明瞭那類人較適合接任後，便可以開展物色繼任者。

在這時候，接班人的個人特質和能否和堂會配合便成為辨識的重要考慮。大家也會關注這接班人能否處理現在的情況，以及有沒有帶領堂會成長的能力。不同的傳統和文化，不同的發展階段，也許對接班人有不同的要求，管理好期望是重要的。

在尋找和辨識繼任者的過程中，還要注意遴選的程序。

一般而言，接班人的認受性是重要的，特別在堂會是以會眾為主的體制下，在處理候選人和聘任接班人的過程中，一定的透明度是必需的，不管人選是從哪裡來，有什麼背景，在今天的環境下，會眾都希望有某程度的參與，所謂公平開放的遴選程序和結果是不能或缺。

堂會的領導也十分明白完全的透明是不可能或不實際的，而有時候也知道會眾也不一定明白需要什麼樣的領導，但總不能因此而完全不公開這個過程，有時候因太着重面子和以私隱為由，不太願意讓會眾參與，這只會帶來負面的效果。故此如何平衡大家的關注和完全公開的利害，是堂會領導所面對的挑戰。與此同時，若堂會本來已有矛盾衝突，在遴選的過程中可能會有充滿角力的情況出現，這也是要關注的。

準備工夫做得好一些，尋找和辨識繼任者的過程便較容易進行。整全的傳承計劃是由現在開始！

劉忠明

「牧師離職，我們登招聘廣告吧！」

「新堂主任到任說要裝修，下一次有新堂主任時，又要改？」

「今年候選執事人數不夠，這一代的信徒真的不熱心、不愛教會……」

人事的更替為教會帶來或多或少的煩惱，除了主任傳道的傳承外，所有事奉崗位面對的問題也很接近─到了缺人用人之際才發現沒有人才，怎麼辦？

在我們訪問的堂會中，有部份是有完善事奉人員訓練系統，有部份則有事奉人員訓練計劃，但大都只有培訓課程。系統、計劃和課程三者的分別在於整全的理念和遠象。

培訓課程是指定期或不定期的課程，但不同課程之間並沒有關係，也沒有具體想過開辦這些課程除了提供教學機會外，與人才建立有甚麼關係。如主日學或不定期舉辦的講座或短期訓練，又或參加外會或宗派主辦的課程。這些「散餐」不問結果，開辦了、完成了就當滿足了事工需要，其實對於人才培育並沒有直接的供獻。

事奉人員訓練計劃是指對特定崗位有特定的上課要求。不少參與「目的導向」事工的教會也參考了101到401的模式，引入或設計不同的課程。可以說是滿足了堂會事奉人員培訓的需要。課程設計是為了事工上的需要，因此，課程也很實用，以技巧訓練為主。如三福、小組組長、查經技巧、領詩技巧等等。有了這些技巧再加上定期的查經課程，可謂做到內外兼備的訓練。

這類設計我並不算為系統的人才培育，因為其重點在於事工而不在人。前者重視工作崗位得到滿足，後者看重人的發展。即是說，系統的人才培育，或擁有完善事奉人員訓練系統的堂會，重視的是人的建立。擁有第二類訓練計劃，但計劃的設計並不是以滿足事工需要為單一要求，反而更重視按著不同成長階段而設計的課程或一對一的面談及輔導。

人才培育與一般的訓練最大的分別，在於以人為本還是以工作為本。當然，建立人才是要滿足事工需要，但若我們相信神能用任何人完成祂的旨意，事奉的過程便可以是神造就人的「課程」，那麼培育事奉人員就不單止是技巧的訓練，也不應只是為滿足事工的需要，個別特質、潛能與恩賜的發掘也需要特別留意。

人才培育是長期投資，到了需要尋找接班人時才找人才，嗟怨人才難求，說到底還是沒有為人才作準備。

呂慶雄

傳承的目的當然是為堂會找到合適的人才，繼續發展各項事工。能否找到合適的人才，不單與接班人的個人能力問題有關，也不一定完全是受離任者所建立的文化和體制所左右。堂會在傳承的準備工作和傳承過程的管理亦對是否找到合適人才有重大的影響。

可能有人認為若在位者是因退休而離開，便可以預先計劃；若離任者是由於突發事件離任，便不可能做準備功夫了，對嗎？若已知在位者大概什麼時候退休，提早作出規劃是必然的事，總不能待數個月後在位者離任時才開始尋覓接班人吧！常作準備是一重要的心態，但當退任的時間不在人的掌握之中，人總會因種種原因而離開崗位。若沒有提早的預備，真的需要人接棒時便措手不及。

難道在年青力壯、剛上任時便應開展傳承計劃？理論上「是」！傳承是要包括準備接班人，當然堂會要相信神必供應，但這接班人不是從天掉下來的，而且成功的接棒者也往往是堂會內的人，故在開展任何事工時，便應開始考慮培訓第二、第三梯隊的人選，這不是挺正確的嗎？所以在心態上是要有持續性發展的考慮，這不單是意識的問題，更是堂會培育理念和設計整個培育系統的問題。

今天堂會的培育工作多是沒有系統的，同時側重於聖經和信仰生活上的培訓，少談領導和牧養。長執也是從較熱心的一批人中找出來，因為他們在教會生活了若干時日，便假設他們懂得如何發展和帶領事工；同工方面也如是，事奉了多年而沒有和會眾有大衝突者，便可承擔領導的責任。無可否認，經驗和恩賜固然是重要的，但缺少了意識和領導技巧上的培育，要找到合適的領導人也不是一蹴即至的。

有了整全的培育系統，便可透過前線事工領導培育出堂會的領導人才來。

劉忠明

不論是我們曾經訪問的堂會，或是我們個別認識的堂會，人際關係的張力甚至衝突，似乎是很普遍的。當你讀到這一句時是否也即時想起自己教會曾經出現的衝突，最後甚至導致熱心事奉者離開轉會，或同工離職？另外，我們遇過不少堂會的個案是，堂會閉門處理衝突後，為了保護私穏，或怕弟兄姊妹因這些「壞見證」跌倒而選擇不公開事件。如主耶穌所說，「隠瞞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可4：22），處理衝突事件沒有官方版本便會有民間版本，信徒群體間也許會因這些「傳聞」而影響互信與合一。

暫時不深入討論是否需要公開事件，但領袖之間的衝突常有發生是事實，而這些衝突最後造成人才流失也是事實。不論是傳道同工或執事團隊中也擁有一些具備心志、能力與經驗的領袖人才，但卻因著衝突而流失令人非常無奈。衝突的成因及處理，可參考許志超及蕭壽華合著的《相愛又相爭：教會衝突的反思》（證主：2012），本文想強調的是衝突對領袖傳承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西彥說：「不可把所有蛋都放在同一個藍子內」，是分散投資以減低風險的智慧，培育接班人也一樣。沒有衝突是一理想的假設，而盡力避免衝突也是良好的願望，但為了教會未來的發展，甚至再偉大一點說，要把神交託給我們的使命傳承下去，多作準備是必然的。

這些準備是否可以包括讓事工得以延續下去，成為教會事奉者的原則？意思是要多預備不同人才。很多堂會的事奉人手只佔聚會人數的15-20﹪，但亦有堂會能做到70﹪！堂會提供多種不同的事奉崗位，而這些崗位並不只是「用」人，還是培育不同崗位接班人的訓練場所。如此，在不同崗位經過歷煉的事奉者，在心志、能力與經驗上都有望成為領袖人才，為堂會未來提供了「人才庫」。

花這麼多功夫的原因，是我們明白到人的本質是軟弱的，領袖傳承的準備需及早開始之餘，還要預備不一定會成功。作準備不是不相信神的揀選及預備，而是盡上我們應有的責任，作個有預備的管家。

呂慶雄

早期（十九世紀）的領導學探討的是人的問題，即領袖這個人的能力與品格，如何造就他／她的豐功偉業。研究的內容，大都圍繞那些｢偉人｣有多偉大，以及他們如何成為偉人，因此，這時期的領導學理論，叫｢偉人理論｣(Great Man Theory)。

教會是否一直抱著這種追求｢偉人｣領袖的心態？我在不同的領袖訓練場合都會請參加者列出對領袖的期望，之後再問他們是否認識乎合他們要求的人，答案是100%否定，沒有。我們對領袖的期望也成為對接棒者的｢正向｣或｢反向｣期望。意思是，若前任做得好，我們會期望繼任人一樣好。若前任不理想，我們期望繼任人能與之相反。

我認識一間堂會，約五年換一次牧者。教會經過一次人事問題後分裂，人數減半，聚會死氣沉沉。請來了一位剛從神學院畢業的年輕傳道，他並不是活力充沛型，是著重培育靈命的｢教導型｣領袖。堂會人數在數年間倍增，弟兄姊妹得到造就，想到堂會要擴堂及朝向多元化發展。但是，當時的信徒領袖認為這位牧者做事太慢，沒有發展的抱負，教導雖好，但只流於個人得著。

後來，這位牧者離職，請來的是一位擁有佈道恩賜，力求堂會不斷有人數增長的牧者。堂會在他的帶領下，人數又增加了三分之一，並且成功擴堂。可是，這位｢繼任者｣太強調事工發展而忽略人際關係，不少熱心事奉的弟兄姊妹因為跟牧者吵架而離開。當這位｢事工型｣領袖離開時，繼任者是一｢關係型｣領袖，長執期望他能為堂會內的人際關係療傷！

從選擇這四位不同類型的牧者看，這堂會每一位繼任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前任的領袖的｢反向｣影響。當然，每次的同工更換，並不是交棒接棒，而是離任與重新招聘。也許已習慣這種模式，堂會至今也沒有傳承的意識。而長執對繼任者的期望，在不知不覺中都受著剛離任同工的影響。除了直接一棒傳一棒的傳承外，整個群體對領袖的期望，也起著關鍵的作用。這作用除了決定繼任者的個人素質外，還影響領導團隊日後跟他／她的合作。

看罷教會的期望對領袖的影響，教會領袖傳承的問題，也許要從長執訓練開始。

呂慶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