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聚?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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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式領導特質(二)

◎呂慶雄

家長式領導特質,第一是人治,第二是社群和諧。第三就是以家族/宗族概念衍生的官僚層級。今時今日,在中國大陸討論地方官員時,不少老百姓口中仍以「父母官」來稱呼這些地方官員。他們以宗族觀點來期望這些地方官員的行為表現,要像家長一樣愛護與照顧居民,要親切地接觸、認識居民,才算是負責任的好官。

孫中山的「天下為公」,可能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思維,而是孔子的世界大同理想。儒家的世界大同,就是天下一家,進而以家族層級來看社會結構,國家層面就君君臣臣的秩序,家就是父父子子各自扮演的角色。由家到國,又由國到家,各階級均有不能逾越的位份。而長幼有序的觀念是沒有界限的,在家到國都需要以這階級秩序來相處,以致可以維持社會和諧。

在公司管治架構,以能力、職級、職權及待遇等掛勾。而在家長式領導的文化下,親族關係可能凌駕於實際能力。因為,社會階層是建構在親族關係之上,因此,在照顧親族、信任親族的原因下,他們就算能力不及其他人,但由於這親族關係,他們得到更多機會或優待。

在這前提下,家長式領導的第四個特色是內聚。優待自家人,善待自家人,招聘時也先從認識的人際網絡中介紹。而身赴遠方,先想到的是親友中有沒有人可以安排接濟,「同聲同氣」的便自然凝聚在一起。相對來說,這些群體的內聚力較強,也在這「圍內」的氣氛下感到較有安全感,表達不同意見更為自然。

在領導與社群關係的研究中,就有所謂「群內」(in-group)與「群外」(out-group)的區分。東西方文化都有不同的小眾基於不同的理由凝聚在一起,問分別在於「排外」程度。

華人教會在這領導文化下有甚麼表現?在選人用人(執事/某些事奉崗位或職位)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會考慮到這人與某某人的關係,若是某某的親友/子女,在接近條件下他們會優先被選上,而大家也樂見這些較為熟悉的面孔參與教會的運作管理。某些資深的會友,只是因為年紀與親族廣大,說話的份量特別大,提出異議者便被視為不尊重長輩。

歷史較長的教會,不論大、中、小型的,都有一定的家族影響。要發展或變革,除了向會眾分享異象與需要外,更重要的是這些家族的支持,獲得這些家族的關鍵人物支持,整個家族便會配合。衝突往往來自「群外」,就是那些在決策過程中沒有機會參與的個人,以及沒有自己家族代表在「群內」的成員。

有眾多熟悉的面孔,凝聚力固然很強,也很有家的感覺,但新人要加入這個「家」,需要較長時間適應及被接納。這也解釋了,為何成功凝聚會眾,有強烈教會一家感覺的,為何新人總是難以融入,因為他們都是「外人」。更嚴重的,是這些「外人」若在外表、談吐,或工作上與這些「家人」有明顯的不同,便會較容易被視為怪怪的。

這些特質,其實是由教會文化傳統而來,也透過領袖被強化。重要的是拿捏到合理的平衡點,既能凝聚,又能開放。

教會與家長式領導(三)

 

延伸閱讀:

鄭伯壎等著,〈家長式領導:三元模式的建構與測量〉,於《本土心理學研究》14期(2000/12/1),頁3-64。

鄭伯壎等著,〈家長式領導與部屬效能:多層次分析觀點〉,於《中華心理學刊》52卷1期(2010/03/01),頁1-23。

家長式領導特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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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約一年前,我寫了一篇〈教會與家長式領導〉,算是淺談家長式領導的文章。經過一年在不同團體的觀察,覺得這論題應得更多的關注。

家長式領導,是否一定不好?我們暫時放下這問題,回到基本—先看看被視為廣泛在華人地區流行,並且屬於中國傳統一部份的家長式領導,具體的領導特質是甚麼。

第一個容易讓人聯想到,也在學者中間較沒有爭議的,是人治。我們理解人治與法治是相對的概念,其實這是今日按西方定義的看法。古代,法治也是人治,甚至極權統治的一部份。家長式領導,顧名思義,領袖就像家長一樣,可以是很自由與關愛,也可以是很獨栽專權。由於以「家長」的看法和決定作準,其他人可參與決策,全因「家長」的允許,因此,人治之說並沒有太大爭議。

正面看人治,是重視關係,人情味濃。不少職場人士投訴工作間沒有人情味,因此也不會長期效忠。不少時候作決定的,也是建基於人情而不是道理。而教會更是重視人的地方,有牧者明言不想確立人事制度,因為牧者是屬靈領袖,人事制度並不適合,牧養是難以客觀標準化的工種,難有公平的衡量準則。至於人治的弊端則不用多說,最大的問題是忽略了對人性醜惡面的防範,容讓陋習惡化,甚至出現暴政。

在這人治之下,法令、規條是由「家長」製定,按他/她的心意與需要來執行。在「家長」的心目中,所有的決策都是為大眾福祉。這是第二個特質:社群和諧。「家長」的思維方向,是維護整體利益,有時甚至需要放下個人需要,大我比小我更重要。當然,有些被視為獨栽者,不論是機構/教會或社會層面,在別人眼中也許是為了私利作決定。但實際上,可能是他們心目中「家」較為小。我們的常用語「大家」與「小家」也反映這種世界觀。為眾人著想,我們說是為了「大家」,廣東話說人思想狹隘,只為私利,是「小家」。

家人和睦是一般老伯姓所追求的生活。中國傳統看家為社會的縮影,同時,社會是家的擴大。正面看是追求社會和睦,安居樂業,小康就是理想。但這種「縮影」與「擴大」,正正是把家族倫理與社會倫理混為一談。用一把尺量度兩個不同的領域,問題自然多。為了和諧,個人的聲音與需要被壓下來,異議本來可作改變的動力,也被埋葬。保羅強調教會合一,是多元中的合一。多元之中,異議是必要元素,但華人教會講合一,不少是沒有異議的合一,是單元的合一。

家長式領導,配合植根於儒家文化的華人教會,可謂如魚得水。這裡再多提一點,香港的文化在華人社群中較為獨特,有別於中國內地、台灣、星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華人,日後再補充。

教會與家長式領導(二)

 

延伸閱讀之一,雖然舊了一點,但也算是這範圍的入門:

Silin, Robert H. Leadership and Values: The Organization of Large-scale Taiwanese Enterpris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壞領袖可以變好嗎?

doll-1820543_1920.png◎呂慶雄

總不能只談領袖如何變壞而不討論變好的方向。Babara Kellerman的研究指出,問題出在跟隨者身上。由壞領袖變回好領袖,領袖個人的觀點需要改變,而身邊的跟隨者也需要調整。

首先針對領袖,我們需要謹記本性難移的真相,人性從本質上變好是不可能的,這也是基督教的人性觀。面對性、金錢與權力的試探,無人可以幸免。的確,靠著主加給我力量可以勝過,但使徒彼得勸免教會領袖,要警醒,因為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走來走去,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前五8)。試探要防,人性也要防。

如何防?Kellerman提得具體,如領袖在位的任期不能太長。在位時間越長,權力可能越穩固,同時也可能越戀棧權位。為了保住權力,只能容許永遠認同你的yes person留在身邊。你可以說古代有諫官制度,確保皇帝可以聽到忠言,但歷史告訴我們,成功的諫官寥寥可數。

此外,領袖要身心靈健康。領袖在甚麼時候最軟弱?孤單、挫敗、無助、疾病等時候容易「諗埋一邊」鑽牛角尖。做運動釋放大量安多酚,情緒得到舒緩,思想回復正面。享受家人朋友的關係,做做無聊但有趣的事,可能增添創意。就算全職事奉有多神聖,暫時放下工作並不是罪,那是平衡。如果相信你是神的僕人,在做神國的事工,在神面前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還是定時定候回到祂跟前,才是防止持續變壞的良方。

自覺與反思(self-reflection)更是領袖不可少的習慣。2500多年前孔夫子便提出一日三省吾身的重要。檢視自己的動機是否保持純正,即近年多說的「初心」。只有個人安靜獨處,反覆思量別人的批評才知道自己有甚麼需要改善。

至於跟隨者,在信徒圈子更要時刻記住,要效忠的對像,最高的是天上的父神。較成熟的跟隨者,特別在我們的城市處境中,都能獨立思考。領袖做得好當然要稱讚,軟弱時則需要被鼓勵,做錯也需要承擔後果。我們的文化重視關係,但往往因為關係而忽略真相,明辨真相後發出的逆耳忠言其實才是忠心跟隨者的表現。我們不能說只需效忠神而不需聽人的話,這兩者並非時常對立的。

而在一些使命團隊中,特別是機構,跟隨者忠於的,是使命而不是人。因為領袖的魅力而加入這些團隊的人固然不少,但要明白人的侷限性,這位魅力領袖也許能吸引你加入,但卻不是你絕對效忠的對象。因為擁戴這位領袖,更要時常保持警覺,愛之深,責之切,為了對方能更上一層樓,異議還是必須要有的。

誰來教導跟隨者?這又回到領袖的責任。好領袖要預備優質的跟隨者,從中尋找及培育下一代領袖。流行的一句話:領袖的基本責任就是建立更多領袖。這些未來領袖從哪裡來?就是現在的跟隨者。做好跟隨者才能有機會做好領袖。

其實,這是領導文化的革新。不只要集中焦點在評價領袖的表現上,這是果,而不是因。有怎樣的領導文化就有怎樣的跟隨者,就有怎樣的領袖。壞領袖的出現,關你事!

是誰打造了壞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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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網上發表文章,只要是狠批名人的便會廣泛流傳,回應的可以是支持或反對這些評論,總之,要引起關注,就是走向兩極。這是社交媒體的生態,在〈提防社交媒體助長成見〉已有提及。

網民(Netizen)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是一群新興的領袖與跟隨者,他們有可能興邦與亡國。由於極端言論在網絡世界較易流傳,網民多數只看乎合自己立場的言論,甚至只看標題不看內容便分享或評論,成見變得更根深蒂固。要吸睛,要增加自己言論的覆蓋範圍,偏向極端的標題會得到更多like。

投其所好,為的是增加影響力,成為KOL。在網絡世界影響力的大小,與網民的互動成為相互依存的關係。如此,好與壞領袖,都可以說是由他們的跟隨者造成的。網內世界是這樣,網外世界也相差不遠。

回到Babara Kellerman關於壞領袖的討論。她認為:一個領袖的好與壞,除了他/她的個人特質外,還有跟隨者的影響力。她更強調,人的本質是敗壞的,徹底改變是不可能的,只有透過跟隨的阻力及助力,影響領袖不會偏離正道太遠。

當然,西方學者,以西方的民主文化與制度作基礎,認為良好的跟隨者,必須忠於職守——監察當權者。而造就壞領袖的,就是那些沉默的跟隨者,因為他們放棄了監察權,把公民權力雙手奉上,讓當權者為所欲為。

這觀點應用在西方政治領袖身上,我們容易明白,但在其他團體中又如何?在東方強調群體多於個人權利的文化中,跟隨者能發揮的影響力相對有限。雖說有限,在今日社交媒體結合其他傳統輿論平台,卻可以改變政策施政。為何專制國家要鉗制言論自由,嚴控網上言論?為何要操控選舉提名權?就是因為跟隨者的影響力!

特別在香港現時的社會環境,跟隨者的影響力日漸增加。隨了選票的影響力外,顧客、會員、組員、員工也是跟隨者。直接向在位的反映意見外,他們還會透過社交媒體表達不滿或讚賞,縱然有些小眾的觀點不易被接納,但看看每年七一上街的不同訴求,也輕易看到近乎任何群體或意見,在這裡也可以透過不同的平台發揮影響力。

教會又如何?有別於其他鼓勵異議,為個人利益或社群理念發聲的群體,教會相對沉靜。不少教會的領導模式為「家長式領導」,這不一定是教牧同工的選擇,也許在長執與會友之中也有人大力支持較資深的牧者或信徒領袖應作大小的決定。

上世紀,教會內較有知識的主要還是教牧同工,他們做大多數決定,是可以理解的。但時至今日,甚至連神學知識也不是教牧同工的專利,信徒群體作為有影響力的群體,是否可以發揮應有的、更大的影響力?就算是在使徒行傳,我們也看到使徒們也會因應跟隨者/會眾的情況與需要,訂立新制度與做事方法,今日教會會眾,其實也可以參與更多。

跟隨者其中一個重要作用,是阻止領袖因為缺乏監察而變得更壞,同時,也可改變不太壞的領袖,成為更好的領袖。

沒有效能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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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關於沒有效能(ineffective)的領袖,也被Babara Kellerman歸類為壞領袖。意思是,這類擁有領導崗位,但由於能力和心態的限制,在人事管理、工作效益、目標成效等各方面均不及格。

沒有效能的好人,在教會事奉群體也非常普遍。教會群體多不以是否有效能來評價事奉者,他/她在道德與靈命上是否及格是最重要的評價指標。但我們必須明白,就算是道德與靈命都是眾人模範,並不代表他/她辦事能力過人,有時甚至屬於非常沒有效能的一類。只要是好人,辦事不力我們便可多多包容,甚至有說認為,他/她有心便可以了,無須強求。

也許我們太忽略沒有效能的領袖所帶來的破壞力有多大。一個常見的實例:會議效率。

不少曾擔當教會執事的都表示最怕開會,因為那是無盡深淵。周間放工回到教會,拿著飯盒開會到食宵夜還未結束。周末或假期開會更糟,由白天開會到深宵,本來可休息或陪伴家人的假日,卻被神聖的會議取締了。更糟的是,冗長的會議竟然議而不決,長長的討論沒有結論,也沒有下一步的行動,下一次會議又重回起點!有時,甚至因為某些與會者在道德與靈命都是眾人模範,提出的不智決定無人敢提出異議,結果……。

單就沒有效率的會議而言,可以有不少惡果。如:認真工作的動力下降,窒礙創意,會內或外的情緒波動,本來認真事奉的甚至可能變成得過且過,陽奉陰違。當開會未能解決問題,成為只是例行公事,教會若不是不能發展,便是等待強人領導。「中庸之惡」便是其中的可能結果,而眾人參與的空間與動力也隨之減少。

應對這種低效會議文化,會前的準備是不可少的,已有文字報告就需要事前先認真閱讀,會議中就不需要重複。選擇適合的會議主席也相當重要,執事會主席可以不是會議主持人,那些「模範」可以在有關議題才發表議論。懂得應變,適當地「打斷」冗長而虛無的發言需要智勇雙全,在重要議題上延長討論也一樣。若能發現那些沉默的異議者,也可能減少了未來這潛在炸彈爆破的危機。當然,會議外的個人關係,是提升會議效率的重要基礎。

重要的是,好人不一定是好領袖,要視乎他/她的自覺,以及團隊的配搭。

但不得不提,在華人的文化中,如果這位領袖欠缺人脈網絡與公信力,同時在工作表現上沒有效能,多數不會被視為好人。沒有良好的辦事能力,很快會被定型為無心裝載、懶散、不重視工作、沒有責任感等靈命與道德問題。外在能力可有不少培訓空間,但內在問題會較易被視為死症。若能分辨能力與品格,工作崗位配對得宜,許多(壞)領袖都仍有機會成為好領袖,許多不成氣候的年輕人,也有機會成為未來領袖。

「何德.何能」的領袖

 

bad leaders.001.jpeg◎呂慶雄

當我們說「何德何能」來推卻某些贊美或崗位時,不論是真心或是找借口,都反映了我們對理想人格的標準——德行與能力兼備。近代西方領導學的研究回到了這基本的要求,好領袖就是要德行與能力兼備,若不乎合這兩個條件,就不會是好領袖。

西方對「壞領導」的獨立研究,最早應是哈佛的Barbara Kellerman。她所寫的Bad Leadership: what it is, how it happens, why it matter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4)一書,研究的進路仍是以偉人理論的做法,但卻是從相反方向探討。傳統是研究領袖的成功因素及過程,讓讀者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好領袖,但Kellerman的做法卻是研究那些領袖如何及為何失敗,再從他們的失敗故事中得出壞領導的特質,讓讀者學習如何避免自己「變壞」。

她所定義的好與壞包括能力(沒有領導效能ineffective)與品格敗壞(即不道德unethical)兩方面,具備其中一項便不是好領袖。在這定義下,大部份領袖都可被歸類為壞領袖,因為世上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Kellerman把壞領導分為七類,我這裡用上她的原則,以跟隨者的認知作出發點,分為五類。

A類是完美領袖,擁有一流的領導能力以及高尚的品格。這類領袖其實並不是人,是神,且是人心中所造的神。把領袖神化,跟隨者對他/她言聽計從,把權力交給他/她,以他/她的說話變成真理。《可蘭經》中的穆罕默德,1930年代在德國人眼中的希特拉,文革時期的毛澤東等,在某特定時空中,都是他們跟隨者眼中的完美領袖。

B類是品格高尚,但辦事能力有限的好人領袖。若沒有工作關係,你會很喜歡與這類人相處。作為下屬,又想擁有工作間的自由,這類上司也不錯。但若你想有所成為,這類好人未必可以提供足夠支持。若你想提昇機構/教會的辦事效率,不要奢望了,那不是他們那杯茶。若發生在教會處境,領導隊團在享受現有良好關係,不願改變,不願面對在轉變的社區需要,無視大使命與大誡命,都可以歸為B類。

C類是擁有卓越的辦事能力,也許表面上是一個友善的領袖,但實際上是偽君子。有時因為這類領袖擁有辦事能,手段並不重要,對準目標,在預期中達成才最重點。這類領袖與他們的跟隨者既成為既得利益者,甚至可以說是利益集團,以「需要」包裝利益,說服自己繼續做無視道德問題。

D類是無能力又無品格的領袖。即時想到的問題,這類人可以做領袖嗎?當然,因為成為壞領袖是一個過程,完全沒有能力與品格的人,若是繼承者,不論在公司層面或國家層面都有不少例子。由好領袖到成為壞領袖的例子更多。

E類是佔中間位置,能力不高,品格不太壞,即平庸。在平庸領袖的領導下,發展中規中矩,不過不失。在平順的日子還可以,但遇上危機,能否順利過度便是一大疑問。

以上分類還需作三點補充:

一,有效能的領導是需要按處境調整自己,同時也會努力追求成熟,因此,作為領袖,是不會停留在某一點而不作改變。不改變會被淘汰,不再有人跟隨。

二,若有分析工具,把領導特質量化,每格還可以細分。如在A的類別中,還可有些較貼近人性的好領袖;而D的分類中,也可以有較貼近四類中間的平凡人。絕對的好與壞在現實中並不多見。

三,為何用跟隨者的認知作出發點,而不是領袖的本質?其實不難想像,領袖需要跟隨者,就算你多有能力,品格有多高堂,沒有人知道便沒有人跟隨,沒有跟隨者便沒有影響力,這情況下其實不用討論。而按Kellerman的分析,壞領導(bad leadership)是包括處境與跟隨者的因素,而非針對領袖本人。

若你認為自己不是領袖,但你有沒有為壞領袖的出現,作出供獻?有機會再談。

好人與壞領袖

 

cemetery-2037273_1920.jpg◎呂慶雄

我不同意單用「影響力」去定義領袖——太簡單,也太闊。但是領袖必需要有影響力,而這影響力並不在於權力與崗位,而在於品格與能力。前者是透過品格影響跟隨者,後者是完成目標任務的必要元素。

好人,意指道德上的好人對跟隨者有正面的影響力,但卻不一定有領導技能。重要的是他/她能在適合的崗位,對準目標群眾,正面發揮這種道德領袖的魅力。同時也懂得避開自己的「死位」,不斷重覆暴露自己的弱點犯下「低級錯誤」,只會對消了正面的影響力。

例如,一個不懂主持會議的好人,為了尊重與聆聽不同意見,也顧及了不同意見者的感受,結果便是議而不決。又例如,在處理出現紀律問題的個案時,總是給與犯錯者機會,導致其他同事需要不斷「補鑊」,又或導至工作氣氛散漫,結果是因一人的關係而破壞了團隊。品格上是好人,但作為帶領者卻未能完成任務,也未能在過程中建立團隊,結果是好人成為了壞領袖。

做好人但不是好領袖的例子並不難找。提升不得民心但有年資的員工,結果怨聲載道。努力做好人而怯於說不,結果犧牲的是個人健康與家庭時間。不斷代表機構/教會答應外面邀請的工作機會或需要,員工工作量與壓力不斷增加。明明要趕年度計劃與報告,但忙於應付別人的「緊急」要求,最後未能在限時完成。

是否似曾相識?這些都常見於公司、機構與教會。有時,我們會聽到教會的回應:我們是做人的工作,一些個人的犧牲是在所難免的。真的在所難免?

如果明知自己的個性或習慣是這樣,是否可以考慮以團隊配搭的方式,互補不足?一隊足球隊需要有前鋒也需要守門員,以人為本(people oriented)的領袖也需要以事為本(task oriented) 的配搭,二人同心互補才能做好,又有效益。

一間公司需要異象領袖(vision leader),同時也需要大管家。教會也一樣,有好人牧師也需要高效能行政總監,驅動教會的發展。否則,再好的人,也會被接二連三的「低級錯誤」打倒。十件好事的正面影響力,可能比不上一件壞事的破壞力。

空降領袖是福還是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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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有一位教會執事說,新來的堂主任又裝修辦公室了,這已是第三次。前兩位堂主任都有不同的理由把教會牧者房間的間隔、同工的座位、嬰兒房、詩班房等先後改動。執事抱怨說,反正不知這位堂主任何時離職,簡單改動就好了,不要太浪費。

有同工認為教牧應與會眾多接近,他的坐位要看到大門。但另一位卻說他需要安靜,房間要遠離禮堂。不同的領袖有不同的要求,於是,教會便隨著同工的轉變而改動。除了裝修,還有教會的使命方向,人事安排等,每隔幾年便會一轉。

公司與機構的情況更嚴重。

不止一次聽到公司或機構的中層主管抱怨,那位新來的領導甚麼也不會做,帶來的只有混亂!也是空降,為何總是帶來不安?空降的原因若不是內部沒有人才,便是需要外來的新思維,期望能帶動改革。若是後者,變是必然的,不安也是可理解的。

空降到一個新的環境,你首要知道的事實—你是異類。不同公司或教會也有自己的文化與傳統,而教會也有不少沒有寫明的積習文化,新到任的堂主任不得不察。既是空降,若能先多聆聽,了解現況,再推動改革,那便不用被評為壞領袖。

大展拳腳並不能急於一時,若真的急於改變,上司或董事會便需要足夠的教育,預備新主管。每一個團體都有些「隱藏的領袖」。他們沒有崗位,但卻能一呼百應。在順境時他們不顯眼,但在轉變的過程卻能凝聚群眾。空降的領袖不一定能快速找出這個人,但前任、上司或董事應該有所眉目。

就算這位空降者很有能力與聲譽,但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改革並不是按一個製就會自動進行,而需要強迫人改變習慣。不錯,新思維可以帶來機構改革,但接受需新思維之前,需建立信任。空降者不一定能獲得所有人信任,但能從溝通的過程中找出這些「隱藏的領袖」,改革的路便相對容易。

如果不需要改變,只是補替已離職者的崗位,空降者更應聆聽,上司更應花足夠的時間表機栟或教會的文化、傳統與歷史。空降者帶來震動是必然的,但震動不一定帶來混亂。但不少個案,新人事新作風,總有一批人會離開。

這些年有不少傳承個案,交與接之間,可有更好的方法來減少震動嗎?

撕裂與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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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成見、仇恨到復和(二)

◎呂慶雄

非洲盧旺達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做成了不可磨滅的傷痕,這傷痕包括人與人、民族與民族,甚至自我的割裂。100日目睹100萬同族,即圖西族人被屠殺,我們根本難以想像,有生還者接受輔導一段時間後,才能憶述耳聞目睹的一切。

整條村落只剩下自己一人,過去曾相熟的胡圖族朋友拿著刀來追殺自己,看到為了保護自己而犧牲的父母兄弟。還有胡圖族的「屠夫」,在事後懊悔的,不能原諒自己的都有。甚至有論認為心理創傷的後果,帶來從來沒有的癌症病者。

若一早想到後果便不會行惡。大屠殺後不少宣志願及宣教機構前往盧旺達,希望能幫上一點忙,其中一些復和的成功案例讓我們看到第一步不是「講道理」,而是擁抱。

討論政見立場、種族分岐,或責任誰屬不是不重要,但處理人與人、民族與民族間的撕裂並非由此入手。回到人性的根本需要——關係,才是出路。有不少圖西族的幸存者故事都相當感人,如近年出版了她的故事Left to Tell: Discovering God Amidst the Rwandan Holocaust (Carlsbad: Hay House, 2006) 的 Immaculée Ilibagiza,除了故事還是信仰反思。2017年美國枊溪教會的全球領袖高峰會便請了她來分享,也是因為她的分享我才開始閱讀盧旺達的大屠殺相關著作。

我們很容易一面倒傾向同情被屠殺的圖西族,這當然。但與此同時,還有其他不應忽略的故事,特別是與胡圖族有關的。

Deborah Niyakabirka 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翁Deborah是個基督徒,但她到底是胡圖族還是圖西族,她自己也不大清楚。因為在兩族和平共存的年代,他父母沒有告訴她是甚麼族,只知在內戰爆發後,胡圖族人認定是圖西族引發的,並在各類媒體發表對圖西族的仇恨,鼓吹報復。她的弟弟因為鼻子較高被介定為圖西族,他因而被殺,她的弟婦不是圖西族但也不能幸免。

1996年在大屠殺後他們一家回來,說現在是圖西族人統治,他們會安全。但在1997年三月的某一天,當他們在家中禱告時,有一位士兵來,說要見她第七個兒子,並把這孩子帶到外面問話。後來他們聽到鎗聲,這位回西族的士兵認為這孩子是胡圖族,於是把他殺了。此時,Deborah對圖西族恨之刺骨,但在兒子的安息禮上,來安慰及幫忙的都是圖西族人!

她感到非常疑惑,到底她屬哪一族?誰是她的朋友?誰是她的敵人?她連續向神禱告五天,問神:我心裡何時才可獲得真正的平安?但神沒有回應她。回想到聖經關於饒恕的教訓,她無法接受,於是便停止禱告。後來她在夢中看到一幅圖畫,有一房屋外牆寫著:通往天國的道路需經過敵人的房屋(The path to heaven passes through your enemy’s house)。

她想到那「敵人的房屋」是否就是殺她兒子的士兵?三個月後,有三位軍人前來她的住所,其中一位就是那「兇手」,她立時叫她的子女藏起來,可能這次來是要殺他們全家。當她打開門時,這「兇手」說:我有話要跟你說。Deborah便跑入睡房,向神呼求,難道今天便要饒恕這「兇手」?她回到客廳,這「兇手」把身上的配鎗交給他的同伴,請他們先出去。之後,他脆下來說,不錯,是我殺了你的兒子,我今天來是請求你的寬恕。

故事並未完結,這位母親擁抱了這位士兵,得悉他沒有父母並後悔自己的行為後,Deborah獲得真正的平安並待他如親子一樣。她憶述他父親留下的一句話:我把愛留給你當作遺產,這愛是沒有彊界的。而Deborah雖然沒有接受多少教育,但她著力連結本來彼此為仇的胡圖族及圖西族人,成為復和事工的重要一員,以沒有彊界的愛去愛這兩族本來是敵人的鄰舍。事實上,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

以上資料來自:

John Steward. From Genocide To Generosity: Hatreds Heal on Rwanda’s Hills. Cumbria: Langham Global Library, 2015.

「通往天國的道路需經過敵人的房屋」是否也就是饒恕70個7次的道理?真正的饒恕不是講理論、憑想像,而是人與人真實的接觸,透過擁抱而彼此接納,而真正的平安只可以重真正的饒恕中獲得。處境雖然不同,但透過這些事例可以反思:

盧旺達的復和事工,是以社群為基礎,並不只是一對一的輔導治療。回看今日香港,我們的社群網絡關係如何?

針對民族間的仇恨,在中東和盧旺達,都是從家庭入手。而切入點先是情緒治療而不是「講道理」,這給我們又有何啟發?

宗教信仰起著關鍵的作用。縱然教會也有做得不對的地方,但人的改變並不是靠「講道理」,更多時候是神聖的介入。今日教會處理衝突,有否反其道而行,多「講道理」少靠神?

由成見、仇恨到復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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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成見是對於某些人與事已有的既定看法,這些看法不一定沒有根據,而是既定了就不改。成見是把人與事「定格」,過去是這樣,今日也這樣,未來必定是這樣!對方一次做錯,第二次又錯,就永遠都錯,永遠都不能改正。我們至少在思想上判了對方永刑,永不昭生。

對一個人,一個派別或一件事情有了負面成見,有利對方的消息盡量不提,看了也帶著批判的眼光來量度,甚至其他本來不相干的事都算到對方頭上,成見於是變了偏見。這種對立,由個人到社群、教派、民族……不斷延伸,歷史可以做証。

之前提過以巴之間的衝突,今次分享非洲國家盧旺達的故事,看他們如何從民族仇恨中化解成見。今次先分享大屠殺的出現,下次再分享成見如何化解。

盧旺達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genocide)於1994年4月開始,約在100日之內,接近一百萬的圖西族(Tusi)人被胡圖族(Hutus)人殺害。軍隊及帶著民族仇恨的人拿著名單到各城各鄉找出被界定為圖西族的人,為了省錢,他們少用子彈,主要用開山刀來進行殺戮。

現在不少分析認為這些大屠殺的根源與殖民地時代的管治政策分不開。盧旺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由德國統治,戰後到六十年代獨立前則由比利時統治。不管是德國或比利時,為了方便統治,他們提升了膚色較淺、身材較高大、收入較多但人口較少的圖西族人的社會地位,成為政府要員,並可以接受較多教育。而比利時政府把他們的種族記錄標明在身份証上,導至日後可憑名單殺人。事實上,後來有人種學者認為兩族之間的不同其實很少,他們是來自同一種族的機會較大。

由兩族的界定開始,互相仇恨與逼害之事一直有發生。獨立後胡圖族人因人口較多,很快便得到政權,於是「有仇報仇」的心態影響了當政者的施政。加上由胡圖族控制的媒體在推波助瀾,到了九十年代由胡圖族的極端份子當政,大屠殺便發生。

更值得關注的是教會的角色。在殖民地時期天主教與更正教徒佔了全國人口九成以上,但部份教派支持種族優越的理論,認為圖西族人較優勝。而大屠殺的第一及第二地點都是天主教堂。有報告指出有圖西族向神父求救但神父卻視而不見,他們視種族較人命更重要。與天主教會一樣,部份更正教會也對大屠殺視而不見,保持沉默。當然,也有報導指出有神父及教牧同工冒著生命危險保護數以千計的圖西族人。而天主教會於2016年發聲明為當時的錯誤道歉。

大屠殺的發生是個複雜的問題,成因眾多。但值得教會領袖深思的是:

  1. 我們在深化成見還是持守真理?
  2. 與政權靠得太近,是為教會爭取更多空間還是失去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失去先知的角色與功能?
  3. 教會的沉默是「政教分離」或是幫兇?

 

 

 

以上資料來自:

  1. John Steward. From Genocide To Generosity: Hatreds Heal on Rwanda’s Hills. Cumbria: Langham Global Library, 2015.
  2. A Review of Christianity and Genocide in Rwa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