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與過如何相抵?(下)


◎呂慶雄

功與過就如一個錢幣的兩面。郭士立擔任公務員,用薪金來支持傳教工作,使信徒人數快速增長,是功,但也有過。

早期的宣教士要來華甚艱難,他們都需要一些「身份」才能留在中國。跟馬禮遜一樣,郭士立先加入了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當翻譯,後來他也承認曾犯下參與賣鴉片的錯誤。早期香港有些教會的物業,樓上是敬拜神的地方,樓下卻是賣鴉片的煙館!一方面傳福音,另一方面卻容許賣鴉片,前者是功後者是過,可以相抵嗎?

郭士立參與起草〈南京條約〉是身不由己?因為他懂中文,在政府部門當翻譯,這原是無可厚非,但在民族主義高漲之時,本地人會如何看待這些「帝國主義的鷹犬」?

福漢會在四、五年間,信徒增加至接近二千人,而大部份同工也是本地人。換句話說,由信主到成為教會同工不會超過四年。有報告說,他的同工背景複雜、良莠不齊,曾與福漢會合作的差會亦因此與他們割席。此外,巴色差會(崇真會)及巴勉差會(禮賢會)都曾跟郭士立合作,後來卻因為立場不同,難以合作而分道揚鑣。不論是福漢會或中國傳道會,在郭氏離世後便相繼關門,他們都屬一人一時的差會/機構,沒有傳承可言。

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及馮雲山等是在廣州透過梁發認識基督教信仰,據聞馮雲山是受教於福漢會的同工,後主力在廣西發展拜上帝會。不知是否因太平天國的一些要員是透過福漢會的福音工作而信主,又或郭士立的文字報告影響力太大(或是憑信心「作大」?),戴德生就是誤信太平天國是中國的基督教政權,是傳福音的好時機而提早到中國。

戴德生創立內地會之前,得不到中國傳道會屬靈上的支持,也沒有穩定的奉獻,正面說是讓戴德生經歷及學習信心功課,但也可說是因為差會管理不善,令前線傳教士潦倒過活。內地會成了不主動籌募經費的信心差會,與戴德生在中國傳道會的經歷不無關係。

對於教會領袖犯錯,我們必須認清:

不能因為一人一時的過失,徹底否定他/她所作出的貢獻。同樣,也不能因為一人一時的建樹,無視他/她所犯的錯。

作為領袖,既有權力又有影響力,別人對他們的要求必然更高。知名領袖在特定時空必有貢獻,否則也不能用「知名」來形容,但領袖不是神,不能永不言退,而是要知所進退。要知道自己身處何方,最要警惕的又是甚麼,像保羅所言:「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腓四12上),在失敗處要知道出路在神那裡,在成功處也要知道魔鬼在虎視眈眈。也許事工迅速發展之時,也是領袖最危險之時。郭士立的順境,也許是導致他犯錯的原因。

鑑古知今,今日不少教會領袖跌倒,都是發生在他們成功之時、事工快速發展之際,故不可不慎。要記住:功與過,是不能相抵的。

 

開荒‧傳承‧拓展(四)

廣告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標誌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