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慶雄

功與過就如一個錢幣的兩面。郭士立擔任公務員，用薪金來支持傳教工作，使信徒人數快速增長，是功，但也有過。

早期的宣教士要來華甚艱難，他們都需要一些「身份」才能留在中國。跟馬禮遜一樣，郭士立先加入了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當翻譯，後來他也承認曾犯下參與賣鴉片的錯誤。早期香港有些教會的物業，樓上是敬拜神的地方，樓下卻是賣鴉片的煙館！一方面傳福音，另一方面卻容許賣鴉片，前者是功後者是過，可以相抵嗎？

郭士立參與起草〈南京條約〉是身不由己？因為他懂中文，在政府部門當翻譯，這原是無可厚非，但在民族主義高漲之時，本地人會如何看待這些「帝國主義的鷹犬」？

福漢會在四、五年間，信徒增加至接近二千人，而大部份同工也是本地人。換句話說，由信主到成為教會同工不會超過四年。有報告說，他的同工背景複雜、良莠不齊，曾與福漢會合作的差會亦因此與他們割席。此外，巴色差會（崇真會）及巴勉差會（禮賢會）都曾跟郭士立合作，後來卻因為立場不同，難以合作而分道揚鑣。不論是福漢會或中國傳道會，在郭氏離世後便相繼關門，他們都屬一人一時的差會/機構，沒有傳承可言。

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及馮雲山等是在廣州透過梁發認識基督教信仰，據聞馮雲山是受教於福漢會的同工，後主力在廣西發展拜上帝會。不知是否因太平天國的一些要員是透過福漢會的福音工作而信主，又或郭士立的文字報告影響力太大（或是憑信心「作大」？），戴德生就是誤信太平天國是中國的基督教政權，是傳福音的好時機而提早到中國。

戴德生創立內地會之前，得不到中國傳道會屬靈上的支持，也沒有穩定的奉獻，正面說是讓戴德生經歷及學習信心功課，但也可說是因為差會管理不善，令前線傳教士潦倒過活。內地會成了不主動籌募經費的信心差會，與戴德生在中國傳道會的經歷不無關係。

對於教會領袖犯錯，我們必須認清：

不能因為一人一時的過失，徹底否定他/她所作出的貢獻。同樣，也不能因為一人一時的建樹，無視他/她所犯的錯。

作為領袖，既有權力又有影響力，別人對他們的要求必然更高。知名領袖在特定時空必有貢獻，否則也不能用「知名」來形容，但領袖不是神，不能永不言退，而是要知所進退。要知道自己身處何方，最要警惕的又是甚麼，像保羅所言：「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腓四12上），在失敗處要知道出路在神那裡，在成功處也要知道魔鬼在虎視眈眈。也許事工迅速發展之時，也是領袖最危險之時。郭士立的順境，也許是導致他犯錯的原因。

鑑古知今，今日不少教會領袖跌倒，都是發生在他們成功之時、事工快速發展之際，故不可不慎。要記住：功與過，是不能相抵的。

開荒‧傳承‧拓展（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