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更新與堂會變革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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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傳統出現之初,是變革的成果。今年是宗教改革五百周年,許多的紀念活動都與宗教改革精神有關,甚至有論認為現在是否需要另一次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是劃時代的,包括是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促成,也包括對教會發展的深遠影響,可說是跨越時代的影響。變革是改變傳統,同時也另立傳統,今日有改革的聲音,也許是因為傳統僵化了,未能有效回應時代的需要。

換句話說,停止變革,是停止回應時代的轉變。按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在2014年的調查發現,教會人數沒有明顯的增長,近年更有大宗派表示聚會人數出現負增長。我們不會只憑數字作判斷,但我們自己身處的教會又怎樣?年復年一樣的年題與聚會模式,教會年度計劃只是換了年份與人名便呈上會友大會。甚至講員講了第一句,會眾早已猜到他∕她的結論,把真理宣講平面化、膚淺化,變為「阿媽係女人」的「常識」(但也許今日已不是必然)。教會被批「離地」,於是又急於補課,學習回應政治議題。結果「順得哥情失嫂意」,不同立場者爭論不休。

這是否也是你的堂會面對的情況?變革由人,領袖是帶動變革者。與其被社會議題、會友需要帶動,何不反客為主,思想神在這時代需要你帶動甚麼改變?我們當然可以往外求,多參加研討會、多看專題報告、多與不同專業界別的人仕對話,加上多禱告與默想,尋求神的心意。讀到這裡,你可能會說:我都知道,但我哪有這些時間?每週應付會友的生老病死,以及無盡的會議與行政工作,能回家吃飯已是恩典。

回到根本問題,你是否想惡性循環繼續下去?香港教會整體較為內聚,且是單元文化:粵語、中產、老年化、日漸萎縮。因著種種原因而不願改變,教會可能由「離地」變「超離地」。

變,不一定是大張旗鼓,做好完美計劃才能開始的。若用這種思維,最終只會議而不決,因為各人總有自己的想法與限制。用「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的角度,有了初步想法,先行出一小步,用以人為本的方式進行改革。因此,第一要變的,是領袖的思維,第二就是他們的團隊,改變了人,才改變制度、習慣與傳統。

領袖要先改變,因為領導風格與堂會改革息息相關。一個怎樣的領袖,跟隨的人也會自然篩選:衝刺型領袖留不下追求安穩的人;關愛型領袖吸引著重關係的同工。最重要的是善用不同特質的同工,以團隊協作的方式互補不足。

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代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早已洞悉現實世界最恆常不變的只有變的本質。他說沒有人能踏在同一條河兩次,因為水不斷在流動,前一秒的水已流走,因此就算再踏上同一條河道,水也變了。這看似「常識」,但我們知道卻不去做,是忽略了它的嚴重性。讓我們來起步,先認識及改變自己,從而改變傳統,贏回這一代。

小人物與大歷史: 改教運動給領袖的啟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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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1517年前開始的宗教改革運動,為教會發展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明年將會慶祝宗教改革500周年,今年起已陸續有不少紀念聚會及文章,討論宗教改革的精神,為新教帶來的貢獻等等。本系列三篇文章嘗試從這改教運動的領袖人物—馬丁路德、加爾文、慈運理等「旗手」的故事,討論他們在改變歷史的過程中展現的領導特質,以及給我們今日教會領袖的啟廸。

(三)領袖學堂

500年前的人與事,與今日華人教會有何關係?我們需要從歷史學會一些教訓,少行一些冤枉路,避免重覆犯錯。雖說時代背景不同,但改教者能敏銳時代的呼聲,參與神改變現狀的計劃,今日的基督徒領袖同樣可以。除了認識前人的領導素質,還有一些今日具體可以學習的地方。

博學的領袖

今日各類事工專門化,領袖也需要專業化,但能帶動革命性改變的,則需要博學的領袖。宗教改革的帶領者都是博學之士,加爾文與路德都有律師專業的訓練,慈運理在政治與軍事上有一定涉獵。他們都在語言、哲學等人文學科上都有一定造詣,並不止是專於神學。理論上,今日資訊科技發達,可獲得的資訊只會太多而不缺乏。篩選及學習有用的資訊與學問,能為領袖帶來更準確的判斷。

博學是對領袖有太高要求嗎?也許是。但多年前我從神學院所學的,是要博覽群書才能更深入作信仰反省,以致回應社會及信徒需要時更貼地。巴特一手拿聖經一手拿報紙的圖像我仍很深刻。或學司徒德 (John Stott),多找幾個不同界別的朋友聚聚,聆聽他們界別的情況與需要,也許能省點時間,又能掌握較有深度的資訊。

政教關係

羅馬天主教的腐敗在一定程度上與政教不分有關,政權與教權互相干涉,互相利用。改教者因此也提到二者應有分別。路德的「兩個國度」觀認為神國子民受神國倫理所支配,不應受到世俗政權干預。但因為人的墮落,世俗政權可以暴易暴,基督徒在屬靈事情以外也應順服地上的掌權者。加爾文則強調教會可為政府提供屬靈的教導與指引,但不應藉此操控政府,可是,他在日內瓦卻利用政府的權力排除異己。就算是早期的清教徒,雖非常看重屬靈的事,但也不忽略作為好鄰舍的生活態度。

教會發展一開始便不依賴政權。反而在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後,權力與物質使教會變得腐敗。不要以為改教者生活在一個以基督教文化為主流的社會,與我們今日作為社會上少數的基督徒有明顯的分別而沒有借鏡的需要,正正相反。他們身處政教不分的時代,卻能清醒地看到不乎合聖經之處,這正是教會領袖對時政的敏銳觸覺。只是政教分離的本質與程度仍有不少討論空間,我們如何面對政教關係可有很多選擇,但卻不是避而不談。

流行思潮

宗教改革其中一個重要成因,是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以往對人類行為以至科學問題的探究,都以宗教理由來解答。人文主義著重理性分析,放下以宗教作為一切問題的答案這大前提,釋放了無數創新思想。改教者的辯論,對維護傳統人仕來說是禁忌。今日,我們需要帶批判性的思維來面對新思潮。選擇接納或拒絕需要勇氣和智慧,但總不是人云亦云,或無視潮流,視之為魔鬼手段。

科技與溝通

印刷術的發明和流行直接導致宗教改革之火在整個歐洲大陸燃起。教育及資訊的傳播再不需要透過貴族與教會來把關,平民百姓都可親自接觸各類思潮。而聖經翻譯也打破了過去一千多年神職人員壟斷神學知識的傳統。影響力的深與廣,與傳播方式緊密相連。我們這資訊時代,誰掌握資訊的發放,誰便作王。就是媒體的力量左右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也讓香港年輕一輩政治素人冒起。

教會呢?似乎在掌握與善用資訊科技,以及伴隨著的溝通模式方面,大為落後。我們需知道,資訊流通可釋放教會發展的動力,「信徒皆祭司」並不是口號,而是可以實際透過動員而推行的平信徒運動。今日教會對資訊科技的掌握,以增強動員力為目標的雙向溝通模式,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小人物大歷史

神掌管歷史,祂會用任何一個人來改變歷史。人的計劃、研究與想像都無法準確預示未來,只有仰望神才可有真正的盼望。今日盡忠與踏實地執行所託,但同時也要環顧四周,觀望甚至參與改變現況,神可能使用微小的人物。

有人說,500年後的今日,我們需要新一輪的宗教改革。歷史不在我們掌握之中,是一種願望也好,預測也好,妄想也好,我們首要的,是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吧。至少,我們不能輕看一個小子,誰曉得下一波的改革浪潮,不會由平信徒中名不見經傳的小子啟動?

延伸閱讀:

李耀坤,《至理至誠:如此加爾文》(香港: 證主,2016)

世界信義宗聯會,《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系列: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香港: 道聲,2016)

李廣生,《一石激起千重浪:改革運動教會歷史簡介》(香港: 道聲,2009)

麥格夫,《宗教改革運動思潮》(香港: 基道,2006)

羅倫培登,《這是我的立場: 改教先導馬丁路德傳記》(香港: 道聲,1987)

小人物與大歷史: 改教運動給領袖的啟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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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1517年前開始的宗教改革運動,為教會發展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明年將會慶祝宗教改革500周年,今年起已陸續有不少紀念聚會及文章,討論宗教改的精神,為新教帶來的獻等等。本系列三篇文章嘗試從這改教運動的領袖人物馬丁路德、加爾文、慈運理等「旗手」的故事,討論他們的改變歷史的過程中看到的領導特質,以及給我們今日的教會領袖的啟廸。

 

(二)大時代的領導風範

啟動宗教改革的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是路德宗或信義宗的創始人。而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與加爾文(Jean Calvin 1509-1564)先後在瑞士領導教會改革,被視為改革宗的創立者。綜合他們在改教運動的角色與表現,他們作為領袖,大致可有下列各項較為明顯的特質。

1.      忠於聖經: 從先驅者到改教運動的領袖,全是看到當時教會一些傳統離開聖經真理甚遠,因而提出不同意見。而他們留給後世的典範,就是忠於聖經真理的教導。不同人總有不同意見,但宗教改革期間不像今日資訊混亂,但忠於聖經,以有志者的同語言或信念提出改正意見,縱不是人人認同,但總體的改革方向是較易推動的。

2.      踏實的改革: 改教運動沒有大量的口號,也看不到空泛的異象圖畫,而是一系列的改革建議。改教者推動的,可以說是沒有未來藍圖的運動,只著眼於具體地改革時弊。釋經、教導聖經與翻譯聖經是其中一些很具體又很關鍵的工作。當改教者說教廷如何違背聖經,但普羅大眾根本沒有機會讀聖經,如何証明?今日可以被你的呼喊吸引,但一個運動能持續下去,單是感情反應是不足的,還需要理據來支持。 

3.      道德與良知: 當時教廷的腐敗有目共睹,只是由於普遍百姓沒有知識與能力反抗。但當改教者振臂高呼,除了專業術語,即教義上的改變外,關於道德敗壞的問題,不用引經據典跟隨者都能明白,這便是所提人心之所向。也許不少支持的貴族也有個人利益的盤算,但能吸引大多數人參與的,是道德與良知的底線。而驅動路德擁有力排眾議的勇氣,是他對罪的敏感。由不斷告解也不能釋懷的修士,到領悟因信稱義純屬恩典的過程,他經歷到的是神對罪人的恩慈,因此,針對教廷「結構」上的罪,他更是不會輕言放棄。

4.      建設性批判: 挑錯處並不困難,在錯誤之中不斷提出改正建議,並且在可以控制範圍內落實建議,即今日所說的「執行力」,從正面引導群眾跟隨改革的路線。改教運動的成功,是「破」與「立」的成果。然而,改教者起初並沒有另立新宗教的意圖,是神聖羅馬國皇拒絕接受協商結果,革除改教者教籍,被稱為「抗議派」,而「更正教」(Protestant)一名才因此而出現。

5.      承先啟後: 成功的運動必先經過一段藴釀期,由前人鋪路,後人收成。敏銳前人所作的獻,在別人的基礎上繼續發揮,也留心不是自己一個人可以改變社會,有時需要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帶來徹底的改變。約翰胡司繼承了威克里夫對教廷的批判,以及對聖經的忠誠。馬丁路德繼續了他們的想法,而當他的言論透過出版傳開後,也直接影響在瑞士的慈運理及加爾文。而路德更直接把伊拉斯謨的聖經譯本翻譯為德文。運動的成功,不是一個人的功勞,也不只是一代人的功勞,今日眼前的成敗並不是真正的結論。

6.      個人紀律: 改教運動的各關鍵人物,都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們得到平民所沒有的教育機會外,並且都在嚴格的家庭教育背景下成長。注重紀律的成長環境較容易練成堅毅不屈的性格。面對繁重的工作甚至危難,他們都能處理在教學、寫作、翻譯、辯論等不同方面的需要。路德更有明言:越是忙碌越是要多禱告,已成為不少牧者的學習榜樣。

7.      目標清晰: 改教運動不只是教會變革的問題,還涉及政治、經濟,甚至在軍事層面的決定。如何不被其他目標或需要牽引是一大難處。許多運動的成敗並不是沒有理念而是不能堅持。而不能堅持的原因不一定是因為困難,不少時候是因為目標太多。當然像慈運理參軍並斷送命,就似乎離開了改教運動的核心。事實上,慈運理並沒有留下太多文字記錄,讓他的影響力遠不如路德與加爾文。相比之下,後者在清晰目標驅使下,成就也較顯著。

8.      善用資源: 500年前的科技與資源無法與今日相比,當時最新的科技其實只有印刷術。改革運動的成功,是因為大量出版改革理論的書籍與小冊。因此路德可以知道威克里夫、約翰胡司曾經提出的問題,而加爾文也有機會讀到路德的主張,互相參照。而他們善用當時還未開始流行的本土方言,而不是用官方(拉丁語)更是成功的關鍵。

以上是整合多位領導改革的教會領袖特質的結論。當然,他們不是聖人,不可能沒有犯錯的。如路德支持貴族階層以武力平定農民起義,認為政府平亂是應有之義。而加爾文更與日內瓦政府合力逼害異見人仕,慈運理則先同居後結婚,這都不乎合我們今日對教會領袖的期望,都使他們在歷史留下的汚名。

小人物與大歷史: 改教運動給領袖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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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1517年前開始的宗教改革運動,為教會發展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明年將會慶祝宗教改革500周年,今年起已陸續有不少紀念聚會及文章,討論宗教改革的精神,為新教帶來的貢獻等等。本系列三篇文章嘗試從這改教運動的領袖人物—馬丁路德、加爾文、慈運理等「旗手」的故事,討論他們在改變歷史的過程中展現的領導特質,以及給我們今日教會領袖的啟廸。

(一)大時代的奠基者

宗教改革開始的標記,是馬丁路德於1517年10月31日於威丁堡教堂門口釘上95條羅馬天主教的錯誤。他本意是想引起學術討論,但卻開啟了教會改革的大門,直接導致基督教新教的出現,以及日後天主教會的內部改革。

當然,一個單純的行動並不會引起翻天覆地的變化,是要背後的歷史洪流驅動。成功的改革者,需敏感歷史洪流的大方向。沒有多少人能創造歷史,即「造時勢」的英雄並不太多,但能順著時勢而「造英雄」的卻較為多見。

改革大潮

14-17世紀正值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潮讓人質疑宗教並不是所有問題理所當然的答案。中世紀的歐洲,皇權與教權結合,獨立思考的空間不多。但凡不合教廷體統(建制)的,都輕易被判為異端並賜死。但文藝復興卻使學者在各文化領域,包括: 文學、音樂、繪畫、建築等,在宗教以外,尋求更多人性與理性方面的思考與答案。

在這「思想解放」的年代,科學的發展與新發現,衝擊著舊有的世界觀。航海家如: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 1450-1506)、麥哲倫(Fernando de Magallanes 1480-1521); 天文學家如: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 1473-1543)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等的新發現,顛覆了當時對世界及宇宙的認知。今日看似理所當然的常識,如: 地球是㘣的,在當時卻是違反教廷的創造觀,是死罪。同時,當古騰堡 (Johannes Gutenberg 1398-1468)發明活字印刷後,宗教改革的書籍與小冊子得以大量分發,直接影響馬丁路德改教運動的成效。

還有,中世紀的歐洲教育並不普及,只有貴族及神職人員才有機會以拉丁語學習科學、哲學及神學等學問。但隨著商業發展,新興的中產階級對教會的在政治與經濟上的不滿卻與日俱增。改教者都不是泛泛之輩,都是語言、哲學、法律或神學的專家。沒有他們的學問,先在建制內敢於指出教會問所在,讓其他政治、教會中人認同,教革運動根本不會成功。

當時最大的關鍵,是政教結盟帶來的腐敗。神聖羅馬帝國內,政治元首由教宗任命,而教會內的聖職,理論上也是由教會任命。但由於擁有任命權的主教買賣聖職,教權與政權之間的關係顯得非常混亂。1409-1415年間,由於權力鬥爭,同一時間出現了三位教宗。同時,教會醜聞不斷,除了馬丁路德反對的購買贖罪卷外,還有神職人員經營酒與賭場,甚至捲入性醜聞等屢見不鮮。

先行者的貢獻

這背景下,先後有威克里夫(John Wyclif 1320-1384)、約翰胡司(Jan Hus 1371-1415)  和丁道爾(William Tyndale 1494-1536)等大聲疾呼要回到聖經的教導。他們在不同時間、不同地區指出教會不合聖經的做法,以及種種的腐敗。同時,正當大部份信眾去到教堂聽那怎樣也不能明白的拉丁語宗教術語,又沒有機會以自己的方法學習聖經時,威克里夫與丁道爾把聖經從拉丁文及希臘文翻譯為英語,讓平民有機會用自己的語言來閱讀聖經。

今日看似理所當然的事,昔日是要冒生命危險來完成的。1415年胡司被天主教會取消教籍之餘,還以異端罪名被折磨,最後在城門口被活活燒死示眾。而威克里夫雖已死多年,但他的屍身也要被掘出焚燒成灰,以警戒其他批評教廷者。然而,酷刑並沒有減少對教會腐敗的指控。從沒有離開天主教會的神學家及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 對批判教會的奢華毫不留情。在一定程度上,他對天主教會的意見與路德相近,只是他一直堅持以言論說服教會內部改革。

另一位對改教運動舉足輕重,但卻從來沒有加入新教的是智者腓特烈(Friedrich the Wise 1463-1525)。作為貴族(選候Elector),他明白也支持路德對教廷的批評,也在教會面前處處維護路德。甚至先後聘請路德和墨蘭頓主持由他在1502年創辦的威丁堡(Wittenberg)大學。這城市也是路德在教堂門口釘95條的所在地,是改教運動的重鎮,也是一系列辯論、教學,甚至出版的總部。而腓特烈也在路德被通緝時假意綁架他,把他秘密地留在華茲堡(Wartburg),以致他可以完成新約聖經的翻譯。

由此可見,馬丁路德的改教運動,是在社會文化環境、神學與哲學理論,以及政治上的支持下才能在1517年爆發,並像野火燎原一樣,快速地波及整個神聖羅馬帝國。這批改教運動的奠基者,都可算是建制內的造反派,沒有前人的犧牲,再有能力的領袖也不能在歷史中佔一席位。今日推動改革者,若未見成效,可不用灰心,也許你是奠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