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慶雄
1517年前開始的宗教改革運動，為教會發展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明年將會慶祝宗教改革500周年，今年起已陸續有不少紀念聚會及文章，討論宗教改革的精神，為新教帶來的貢獻等等。本系列三篇文章嘗試從這改教運動的領袖人物—馬丁路德、加爾文、慈運理等「旗手」的故事，討論他們的改變歷史的過程中看到的領導特質，以及給我們今日的教會領袖的啟廸。
（二）大時代的領導風範
啟動宗教改革的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是路德宗或信義宗的創始人。而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與加爾文（Jean Calvin 1509-1564）先後在瑞士領導教會改革，被視為改革宗的創立者。綜合他們在改教運動的角色與表現，他們作為領袖，大致可有下列各項較為明顯的特質。
1. 忠於聖經: 從先驅者到改教運動的領袖，全是看到當時教會一些傳統離開聖經真理甚遠，因而提出不同意見。而他們留給後世的典範，就是忠於聖經真理的教導。不同人總有不同意見，但宗教改革期間不像今日資訊混亂，但忠於聖經，以有志者的共同語言或信念提出改正意見，縱不是人人認同，但總體的改革方向是較易推動的。
2. 踏實的改革: 改教運動沒有大量的口號，也看不到空泛的異象圖畫，而是一系列的改革建議。改教者推動的，可以說是沒有未來藍圖的運動，只著眼於具體地改革時弊。釋經、教導聖經與翻譯聖經是其中一些很具體又很關鍵的工作。當改教者說教廷如何違背聖經，但普羅大眾根本沒有機會讀聖經，如何証明？今日可以被你的呼喊吸引，但一個運動能持續下去，單是感情反應是不足的，還需要理據來支持。
3. 道德與良知: 當時教廷的腐敗有目共睹，只是由於普遍百姓沒有知識與能力反抗。但當改教者振臂高呼，除了專業術語，即教義上的改變外，關於道德敗壞的問題，不用引經據典跟隨者都能明白，這便是所提人心之所向。也許不少支持的貴族也有個人利益的盤算，但能吸引大多數人參與的，是道德與良知的底線。而驅動路德擁有力排眾議的勇氣，是他對罪的敏感。由不斷告解也不能釋懷的修士，到領悟因信稱義純屬恩典的過程，他經歷到的是神對罪人的恩慈，因此，針對教廷「結構」上的罪，他更是不會輕言放棄。
4. 建設性批判: 挑錯處並不困難，在錯誤之中不斷提出改正建議，並且在可以控制範圍內落實建議，即今日所說的「執行力」，從正面引導群眾跟隨改革的路線。改教運動的成功，是「破」與「立」的成果。然而，改教者起初並沒有另立新宗教的意圖，是神聖羅馬國皇拒絕接受協商結果，革除改教者教籍，被稱為「抗議派」，而「更正教」(Protestant)一名才因此而出現。
5. 承先啟後: 成功的運動必先經過一段藴釀期，由前人鋪路，後人收成。敏銳前人所作的貢獻，在別人的基礎上繼續發揮，也留心不是自己一個人可以改變社會，有時需要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帶來徹底的改變。約翰胡司繼承了威克里夫對教廷的批判，以及對聖經的忠誠。馬丁路德繼續了他們的想法，而當他的言論透過出版傳開後，也直接影響在瑞士的慈運理及加爾文。而路德更直接把伊拉斯謨的聖經譯本翻譯為德文。運動的成功，不是一個人的功勞，也不只是一代人的功勞，今日眼前的成敗並不是真正的結論。
6. 個人紀律: 改教運動的各關鍵人物，都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們得到平民所沒有的教育機會外，並且都在嚴格的家庭教育背景下成長。注重紀律的成長環境較容易磨練成堅毅不屈的性格。面對繁重的工作甚至危難，他們都能處理在教學、寫作、翻譯、辯論等不同方面的需要。路德更有明言：越是忙碌越是要多禱告，已成為不少牧者的學習榜樣。
7. 目標清晰: 改教運動不只是教會變革的問題，還涉及政治、經濟，甚至在軍事層面的決定。如何不被其他目標或需要牽引是一大難處。許多運動的成敗並不是沒有理念而是不能堅持。而不能堅持的原因不一定是因為困難，不少時候是因為目標太多。當然像慈運理參軍並斷送性命，就似乎離開了改教運動的核心。事實上，慈運理並沒有留下太多文字記錄，讓他的影響力遠不如路德與加爾文。相比之下，後者在清晰目標驅使下，成就也較顯著。
8. 善用資源: 500年前的科技與資源無法與今日相比，當時最新的科技其實只有印刷術。改革運動的成功，是因為大量出版改革理論的書籍與小冊。因此路德可以知道威克里夫、約翰胡司曾經提出的問題，而加爾文也有機會讀到路德的主張，互相參照。而他們善用當時還未開始流行的本土方言，而不是用官方（拉丁語）更是成功的關鍵。
以上是整合多位領導改革的教會領袖特質的結論。當然，他們不是聖人，不可能沒有犯錯的。如路德支持貴族階層以武力平定農民起義，認為政府平亂是應有之義。而加爾文更與日內瓦政府合力逼害異見人仕，慈運理則先同居後結婚，這都不乎合我們今日對教會領袖的期望，都使他們在歷史留下的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