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與酒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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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樹

 

當年震撼一時,由 Howard Snyder 所著的一本新書 The Problem of Wineskin (中譯《皮袋的難題》),是作者從拉丁美州宣教回到美國後,對西方教會的觀察。此書曾掀起美國教會對教會與處境的一番思想熱潮。Snyder提出在此科技時代 (Technological age),教會的結構 (Church Structure)要改變以回應時代,有如舊酒之於新瓶。他用古時以皮袋為盛酒器皿 “wineskin”,以主耶穌所說之袋裂酒失比喻教會的危機處境。

教會領袖應如何回應此時此地的處境,是一個要經常思考的問題︰是新酒舊瓶、新酒新瓶、舊酒新瓶,還是舊酒舊瓶才是最好的選擇呢?我們或可使用一個近代常用的詞彙——範式/典範 (paradigm)。不少人鼓吹範式轉移 (paradigm shift),實戰中,一個揉合新舊的選擇,即範式揉合心(paradigm merge),似是更佳之選。當然不同的處境可能有不同的選擇,讓我以三個處境例子說明。

一・聖經的宣講。早些日子不少教會採用羅賓遜 (Robinson)及其他的三點式釋經講道,但自1975年以降,由Fred Craddock開啟了新的範式與新一代的講道範式 (例:用move代替point)。雖然不少華人教會仍是採用舊瓶,但亦有傳道人試用新瓶,但郤是極度挣扎,希望能突圍而出。對以上的教會宣講處境,我會建議範式揉合而非改變轉移,因為有人聽慣了「舊酒舊瓶 」而不喜歡太大的變更 (有如國內教會對《和合本》的感覺,連和修本也未能接受,遑論採用其他版本。)添改一點還可接受,但翻天覆地的改頭換面是脫胎換骨之舉,則難以接受與實行。

二・教會的改革。追溯到早年的小組教會或近年的目標為本教會(華理克馬鞍峰),它們所要求的結構性改變對不少教會來說是變動太大,銜接不上。棄舊立新所花的功夫得不償失。若然是小改變或接受吸納一點新思維,以補現況之不足或漏洞是可為的。但若然是革命性的改變,則會製造許多的困難。設計新的形式,單是溝通、解釋、取得認同、接受、支持與推行,已佔了教會不少資源,資源常常短缺的光景下,最後仍是革命失敗,打回原形。

三・新舊的配合。一次教國內同工「教會行政管理」時,不少新一代、第二梯隊的同工都慨歎教會老人當權,他們甚至落在憤怒與無望的情緒中,揚言要待舊領導去世,教會才會有出路與希望。他們對國內教會的傳統亦感不滿,希望能拋棄舊的一套,令我有新舊難合之歎。我掌握到他們的負面感受,亦感到他們的思想存在危機,故縱逆其意,也要說一些不中聽的話。我奉勸他們不要將嬰孩連同洗澡水一併倒下坑渠去。我提到文革的失敗,甚至辛亥革命的失敗[1],能造就國內教會的,是在新舊難合中尋找揉合和融和,而不是推陳立新[2]

新「官」上場總是想推行進步性的改革,這是可敬可佩的,但敦請三思而行,什麼瓶裝什麼酒,範式轉移抑或是範式揉合較好呢?願上主給你聰明。

 

 

[1]           美國史丹福大學名史學教授Mary Wright稱1912革命為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稱之為悲劇,或許西方學者沒有我們的感情包袱,能對此有一個較中肯的評價。

[2]           小僕亦從教會學的角度寫下有關短文,〈簡論教會增長/健康學〉,見於崇基學院教牧事工部副刋第29期 ( 2014年2 月 )

至死忠心的頑固者── 持續得力與建立跟隨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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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最後一種凱勒曼稱之為頑固者(diehards)的跟隨者,正面看是至死忠心,反面看可以是盲從者。這類頑固者結合了參與者與投入者特徵的加強版,他們委身於使命或忠於領袖到一個地步,可以犧牲自己。今日多聞的自殺式攻擊,便是來自這些頑固者。這類跟隨者並不多,且集中在某些極端群體中,如政治上的恐怖組織,或宗教上的異端邪教。

我們一方面不太欣賞這類跟隨者,認為極端的行為實在是太危險了。但另一方面,教會的教導卻又非常強調信徒要成為這類跟隨者。我們不是多講犧牲,只願付出不求回報嗎?我們甚至以殉道為榮,強調宣教士及早期教會的使徒便是我們的榜樣。當然,基督教的信仰傳統中,強調效忠的對象是神不是人,加上這些要求都是期望來自神的感動,並不是人為的威逼利誘,產生行為過激的頑固者機會大減。

這些分類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跟隨者現時的狀態。不過,停留在認識這些分類並沒有多大意義。跟隨者只是沒有領導崗位,並不是沒有領導力及影響力。最重要的是認識,動員及提昇他們。

認識:知道跟隨者不止一種,他們或沉默、或支持、或反對,都有他們的理由。

動員:每個人都有動力,只是花在他們願意付出之處。真正的動員,不是要跟隨者做領袖想做的事,而是發現他們動力的來源,引導他們朝向正確目標進發。旁觀者可以站起來成為參與者甚至投入者。

提昇:教會的門徒訓練就是以提昇為目標,不是單純的灌輸知識,也不是跟現有事奉崗位配對,而是讓他們的生命素質得到提昇,透過參與而投入。若是可能,建立容納異議空間的文化,讓投入者的不同意見至少得到被聆聽的機會。

教會或一個以基督信仰為本的團體,是要建立個合一,並有同一目標的群體。同一目標需要異議才能做到精益求精地進步,而因為需要異議,更需要講合一。而明白不同類型的跟隨者有不同的需要,這才能健康地引導異議者合一。

活躍的參與者及投入者── 持續得力與建立跟隨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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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不少領袖樂見組織內擁有更多積極的參與者(participants)。他們是誰?就是那些投入參與組織,支持他們的領袖,而領袖也很相信他們的人。在一些「專業」範疇提供到位的支持,對領袖及機構來說,應如獲至寶。在教會的處境中,他們願意奉獻,牧師邀請不論做甚麼,都投入參與,作領袖的很樂見有更多這類的跟隨者。

這類參與者從何而來?認同機構使命,認為領袖別具魅力這固然是重要原因,參與這機構或教會的年日也有影響。加上,不同類型的領袖吸引不同的跟隨者,在某些人眼中這領袖不外如是,但在另一些人眼中他卻十分值得支持。在教會處境中,初信主的、被教牧同工欣賞的、享受事奉帶來成就感的,都有可能是參與者。

現實中,這類忠誠的參與者人數不會太多,他們可以成為機構發展的動力。但凡事有利也有弊,當他們成為領袖最信任的人時,其他不在這圈子內但卻很想投入其中,在機構發展上有份參與的人,會成為這群人的反對者。這群領袖身邊的「大紅人」彼此「同聲同氣」,當他們享受和諧共處的同時,在沒有明顯異議聲音的環境下,機構或教會在欠缺多元開放的文化下,發展漸趨固步自封,停滯不前。

當我們看到某些機構主管因循守舊,不問緣由把去年的年度計劃照搬到今年,也不評論工作項目計劃能否達標便重覆再做,除了主管領袖的個人態度外,也許整個團隊缺乏異議聲音也是重要原因。

這裡不是要倡議衝突文化,但合宜的異議是改進的動力。面對急速轉變的社會環境,商業機構天天求變,社福機構,甚至教會都需要不斷求變。而大前提是,除了擁有這些能保證團隊穏定的參與者外,也需要提出異議者。

積極活躍的投入者

會提出異議又積極參與的,凱勒曼稱之為投入者(activists)。他們強烈認同機構異象使命,甚至被領袖的個人魅力深深吸引,願意付出更多,不眠不休地負上超出本份的責任。當有人攻擊領袖時,他們可以義無反顧地站出來為領袖辯護。他們投入到一個地步,也可以是忠誠的反對者。只是,不是每一個領袖都接受這類跟隨者。

與參與者的分別,在於這群投入者並不是順民,而可表現為積極的異見者。對機構異象使命委身到一個地步,可以因為領袖表現持續不理想而推翻他。在國家及社會層面,這類跟隨者後來不是成為當權領袖,便是被打成反對派。不過,教會內也一樣非常突出。若教會內大部份都屬旁觀者或支持者,投入者顯然是極小數。在會友大會站出來為事工激烈抗辯的,很大機會屬於投入者。而不少曾經出現分裂,因爭吵而導致部份人離開,這些離開的人當初都是與領袖關係良好的投入者,只是因為領袖或領導團隊未能達到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又或個人意見得不到接納,最後選擇氣憤地離開。

投入者可以很受領袖們歡迎。能夠在異見中尋求共識,積極為使命目標籌劃,而個人也得到充份的發揮空間,投入者可以是機構發展的重要資產。當然,領袖是否足以駕馭他們,結果會很不同。我們也許需要檢視,過往是否太快把這些「意見多多」的人劃定為反對派、不順服,甚至斷言他們是因靈命不好,所以不跟隨教會的發展方向,沒有好好地聆聽他們的異議,以及引導他們成為積極發展的動力。

 

Categories: 呂慶雄、持續得力、團隊領導

Tags: 呂慶雄、持續得力、團隊領導、跟隨者、凱勒曼、參與者、投入者

 

成就壞領袖的旁觀者── 持續得力與建立跟隨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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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大使命是建立門徒,即培育及動員信徒在信仰上不斷追求成長,成為基督的門徒。門徒的外顯表現並不是多講屬靈詞匯,而是活出見證的生命,以及積極投入教會的服侍。

有時,教會領袖太理所當然地認為熱心愛主的必然是教會內忠心的跟隨者。不錯,熱心愛主的,確實是忠心的跟隨者,但忠心的對象卻不一定是此時此刻聚會的教會。嚴格來說,他們是主耶穌的跟隨者,理應忠於此時聚會的教會群體。但教會的凝聚力又與帶領者的領導形象相關,這亦會影響到會眾的投入程度。

對於跟隨者,學者芭芭拉・凱勒曼(Barbara Kellerman)提出了四種跟隨者[1],這四種跟隨者可見於一個國家,一間機構或一個教會。第一類,比例也是最多的,她稱為旁觀者(bystanders)。旁觀者只觀察,不參與。這不是因為陌生感而不參與,而是積極不參與,即知道發生甚麼事,經過了解後決定保持旁觀者的姿態,保持沉默。香港的處境,我們稱這類人為「沉默的大多數」。

不參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無力感,認為自己未能供獻甚麼,不能帶來改變,於是決定把精力放在其他生活的事上。第二是歸屬感不強,以一種「過客」的心態來看社會或組織,對所發生的事縱有想法,但不認為與自己有密切的關係。而第三個原因是對領袖的看法,包括信任及無奈感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信任代表放手,無奈代表無從著手,與第一點無力感相似。

教會的門徒訓練,就是要動員跟隨者,從旁觀到投入。按觀察,有些教會內的旁觀者佔了接近五成,有些甚至達七成以上,即每周來聚會,間中有奉獻,活動不參加或不投入。我們不要太快下結論,說教會教導不夠以致太多旁觀者出現,或信徒太愛世界,不關心屬靈的事。明白他們不投入的原因,對症下藥也許能改善這種情況。調整事奉崗位門檻,鼓勵更多信徒參與事奉;加強小組牧養及信息傳遞,讓會眾明白教會的發展方向;持開放的態度聆聽意見,讓參與者感到意見受尊重等等,都是改變旁觀者的方法。

按凱勒曼的看法,最壞的跟隨者就是這種旁觀者。為甚麼?她以納稅德國作例子,希特拉的暴行並不是所有人認同,但認同與否都保持沉默,讓他在近乎全無國內反對下,由軍事擴張到屠殺猶太人都順利進行。這群沉默的旁觀者,在領袖犯錯前不提醒,犯錯中不反抗,犯錯後不更正,直接成就了「暴君」的橫行。

凱勒曼的看法是建基於西方的民主社會文化,人民有能力影響執政者的背景下提出。不過,應用在一個組織或教會內,也是很具參考價值的。原來動員信徒投入教會的服侍,不是單單讓教會的功能發展更好,同時也是對領袖的保護,甚至制衡,免得使人腐化的權力侵蝕事奉者單純的心靈。

 

 

[1] 詳見於Barbara Kellerman, Followership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Press, 2008).

一個領袖的學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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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樹

 

這是一個著重學位的世界,不少取得博士學位的人對我說,獲得學位之後,得到更多人的尊重及有更多的教學機會。學位重要,但學養更加重要。做領袖做傳道人的,做人處世都需要有學問與學養。有學位固然是好,但若然沒有機會﹝或沒有需要﹞拿更高更多的學位,我們仍可靠自學提昇學問與學養,從而改善自己事奉或工作的效果。那麼,學養如何令我們的工作更加有效呢?

 

有人說得好:一個人可以走遍全世界,卻什麼也看不到,但亦有人只是走到對面馬路,就已看到了全世界!這話雖然有點誇大,卻道出了學問的價值。學問裝備人的觀察力與觀念,有了觀念才可觀察得好,沒有觀念﹝所指的可以是知識與學問﹞,那就無從得見了!

 

中一時讀過《學問與遊歷》一文,文中泛論學問與遊歷的關係與二者的比較。當中提到一個讀書人在斗室中「左圖右史,宇宙之大,古今之奇,心與神會,彷彿見之,所謂不出戶庭,知天下事也」!學問大抵就是這個意思。現今資訊科技發達,一部如紙般薄的電腦,就能提供大量資料知識,叫人很容易便能「知天下事」!

 

知識給予我們觀念的裝備,增加我們的透視與觀察力,叫我們看到的世界更加廣闊。我真羡慕智者或明察秋毫之士,能見落葉而知秋。我們應遵從聖經的教訓,不要作糊塗或愚蠢的人,因為只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萬事萬物!

 

說到這裡,可能你亦如我一樣,受到激勵去追求學問、學識、學養,叫我們能更有效的讀人、事、物,對現實掌握得更準更真更深,作個更加有用的僕人﹝領袖﹞!

 

就以近日佔中雨傘運動為例,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佔路圍總的微妙發展,八十後的年青人及其反權威性,是我們不甚了解的。這令我重新評估自己,認識到我所知的其實極之有限,叫我驚覺在求知的路上,我還有很遙遠的路要走。但望在我有生之年,作好求學的裝備,令我的事奉可以更好一點。共勉!

 

賦權未能成功的原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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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權力與安全感

另一方面,下放權力的過程也涉及個人的安全感。如果領袖的成功定義完全來自業績,安全感並不來自個人召命,而是成功經驗,而這經驗又建立在權力的運用。要放手,就是開放自己,接受別人運用你本有的權力,不去過問。可能出現的不安感包括:擔心對方能否達到我的水平;給予工作的同時,又經常出現在則,指指點點;給予太多太仔細的指示,若對方不完全按我的步驟來進行,便覺得對方能力或品格有問題。

舊約聖經中,大衛乃未作王,仍在掃羅麾下時,因戰功彪炳,婦女們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缺乏安全感的掃羅便對大衛動了殺機。這情況在職場多見,在教會也不罕見。當被受權的對方做得比自己好,若是自我形象健康,應可祝福對方,把更重要的責任交給對方。

 

「代溝」

這裡所說的「代溝」可以是成長於兩個不同年代的領袖間的溝通障礙。上一代可以持守著一些原則、文化,並以傳承這些較為抽象及內在的價值觀為己任,在賦權的過程指導下一代一些堅持。但若這些價值理念成為做法,上一代領袖堅持某些做法與程序,甚至服務、產品不變,新一代便無從發揮。

「代溝」也可以是兩種不同管理文化的衝突。賦權代表較多自由空間,拒絕賦權代表較多由上而下的管理與調控。也許由具有豐富經驗的前輩來帶領,可以帶來即時的效益,但社會不斷在變化,某一處境的成功經驗不一定可以複製到另一處境。有時「新手」可以帶來驚喜的成果。

堅持一些做法不是最大的問題,但堅持自己的做法是唯一而拒絕聆聽,才是最大的問題。前文提過,互動溝通才能帶來賦權的成功。因此,「代溝」為賦權帶來的阻礙,就是不願或不能溝通。

 

資源錯配

為何資源錯配也會導致賦權不成功?我們必須明白,賦權的目的不是減輕工作量。賦權的主要目的是培育及擴充人才,容讓有新的發展可能。因此,賦權便是人才資源投入的一部份。決定賦權的幅度時必須計算可以承受的風險,不能承受損失的風險,所投放的資源便不能太多,賦權也一樣。同時,受權者的權限會受到機構整體發展方向,以及讓單位領導人的性格與安全感影響。授權過多與過小,也會影響賦權的成效。

另一方面,人才錯置也是一種資源錯配。如前文所說,若只是用固有崗位來界定工種與權限,這人的表現不好,辭退似乎是唯一選擇。但員工的表現,有時是工種的配對問題。福音機構常面對一個問題:這位員工是個好人,靈命與事奉心志有口皆碑,但卻與工作表現不相稱,滿足不了該崗位的要求,怎麼辦?商業機構的一般選擇相對簡單:辭退。但這位弟兄或姊妹,經過祈禱,尋求屬靈指引,又有牧師支持,甚至有教會奉獻支持來機構事奉,炒不得,怎麼辦?

一個可行的選擇,是轉換工種。在入職時表示在某方面的工作有經驗與能力,但到職後表現不乎理想。又或給予更大權力作決定時經常犯錯,這可能是人才錯置的結果,他被放在不合宜的工種。這也是一種資源錯配,需要立時作出調整。

 

總結

本文的題目是「未能成功」,而不是失敗。我定義短暫的失敗是「未能成功」,即有成功的一天。今日不少教會與機構都出現人才荒,我們可以埋怨沒有人才可選,但沒有人才背後,是否太害怕失敗所致?賦權是解決人才荒的其中一個有效方法。當然,風險是有的,但卻不像突如其來的天災,當你授權對方新的權力範圍時,風險是可預計的。我相信人才發展,是值得投資的項目,必會帶來長遠的收成。耶穌建立門徒的三年就是透過不斷的授權,結果,他們往後所產生的影響力,改變了整個世界。

賦權未能成功的原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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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一向以來,凡事親力親為是好老闆好上司的特徵。不過,這顯然與著重賦權的今日,有點格格不入。不錯,親力親為是很負責任的表現,但適當的下放權力及工作責任,對整個團隊也是重要的發展。如果落實賦權文化,我們需要考慮未能「放手」的原因。

 

崗位大於角色

 

不論在教會或是公司機構,崗位(post)定義了這人的工作性質與權限。但作領袖,要看的不是崗位,而是角色(role)。前者以工種定義,後者以影響力定義。盡責任,前者是在這崗位的工作範圍內負責,崗位以外的不屬我的權責,我便不聞不問。後者則是我如何最好地發揮角色的影響力,不是不考慮權責範圍,而是不受被定義的權責所規限。有更好的主意和資源,就算不是我的權責範圍,有機會我便會自薦。

 

賦權既是與權力下放有關,過份看重崗位,便以界限作為行動的出發點。我的決定是否在我權限之內?我的工作或想法是否已超出我的崗位範圍?這職位是否可以參與這項目計劃?如若以這思維去作人才發展的決定,是不可能的。這員工只會被現時的崗位限制發揮,若發揮得好可以獲得進升的機會,到了新的崗位才重新學習,即時給人的印象,他不能勝任新崗位的要求,力有不棣。

 

賦權正正就是針對這情況,讓員工在可能的範圍內得到最大的發揮機會,按角色的發揮,重新編配工種。一位接待員可以是出色的銷售員;會計也可以成為人力資源部的主管;球員也可以身兼教練。這都是屢見不鮮的例子。

 

架構僵化

 

相關的阻礙,來自架構的僵化。特別當一些已發展至一定規模的機構或教會,部門分工精細,權限清晰界定,前線員工沒有足夠的權限為新協議議價,就算較新較具創意的機會出現,也要回去開十數小時會議,再三考慮不同的風險才作決定,到時,所有機會都已成為過去。

 

除了大型或歷史悠久的機構有這問題,不少宣教機構也有類似的障礙。宣教士有不少守則要遵守,當在前線的宣教士遇到那些沒有在計劃及經驗之內的經驗,需要到總部由資深的前宣教士來決定。相反,一些差會卻有較大的賦權文化,由前線主導。如中國內地會在19世紀發展迅速,其中一個原因是採用「工場主導」的賦權模式,所有決定由前終的「工場督導」(Field Director)決定,不用回到倫敦總部討論。

 

害怕失敗

 

一個機構需要有完善的架構及暢順的運作系統,才能讓擁有不同背景與文化的同工和諧合作。但當這些架構變得僵化欠缺靈活彈性,便不能擁抱新的機會。僵化的原因是害怕失敗,因為賴以成功的經驗組合成了現時的架構,一旦作出大幅的改變,成功是否可以持續?

 

特別是具有一定規模及歷史的機構,就像鐵達尼號郵輪,要轉彎需要及早預備, 較小艇需要更多的時間與空間才能做到。因此,我們會發現一些來自同一集團的品牌,不論形象與售價,都與該集團其他產品不同。除了分散投資,也是分散風險,一個品牌的失敗不會拖累整個集團的形象。

 

不過,換個角度看,若神的心意是建立人,賦權的成與敗,應以人才是否被建立來衡量。從這角度看,今日的不成功,並不代表失敗,或許也是學習過程的一部份。把工作交給新人負責,風險是有的,但也可以是成本的一部份,只要設定合適的範圍,把可能的成功與失敗的結果都計算在內,也許可以為賦權定下界線。

賦權典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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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四・賦權並不能全面清晰界定

賦權代表了下放權力與責任,讓下屬擁有一定空間去學習,發揮和成長。正面的結果,這下屬能發揮所長之餘,還更投入相關工作,不斷追求更新突破。負面的結果,他不單未能達到預期,還可能在關鍵的地方出錯,影響機構的誠信。因此,賦權,還是個冒險旅程。

前文提過賦權是個上下互動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彼此了解對方所長及期望,從而尋找出這個團隊的理想合作模式。因此,這冒險的旅程並沒有一個清晰又能放諸四海皆準的通則,去指定下放權力到甚麼程度或甚麼界線,甚麼可以做,甚麼不可以做,全由這互動的過程決定。這情況下,權力的界線不一定客觀。

某些機構會用可運用的金額大小作決定,其實這也是必須的。例如前線作銷售的,需要有底線可以給予客人多少優惠,又或最高價何以賣多少。與客戶簽約或批出工程合約,可處理的金額大小,代表了權力的上限。這裡所謂的沒有清晰界線,主要針對日常運作的細節而言,賦權的過程並不是放手不管,而是按實際情況調節。以新加入教會的同工作例子,各人的工作有所規範,青年牧者被分派青少年事工,但當一位團友的父親或母親出了意外,需要教會同工前來安慰,青少年自然找他們的導師,這位青年牧者會否因為家長工作不是自己的範圍,而不去探訪?而當這位負責家長工作的同工休假身在外地,其他同工又如何支援?

 

五・賦權以誠信關係來維持

賦權存在一定風險,一般的風險管理會以法例與守則來把可能出現的風險及其破壞降到最低。這都是重要的,只是,用盡了這些規範,也難保不會出問題。賦權關係需要以這些條文守則作為基礎,加上人性化、合理的彈性處理。而誠信關係,就像強力膠水一樣,把兩個或多個人聯繫起來。賦權關係最重要的不是條文規範,而是彼此信任。

上司為何相信下屬?能力與潛質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他的忠心。下屬為何相信上司?仰慕上司的品格及遠見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相信他會為你著想,就算是責罰也是為了對方成長。如果管理等如埋身監督,領導等如我講一句你跟一句,這行政成本相當高。相反,若誠信是機構文化,不用互相監督也能盡忠職守,這便是賦權的良好土壤。

 

六・賦權是領袖的主要責任

基督教的工作觀,強調的不是個人的成就,而是神旨意透過人的工作成全。而工作本身也是神給人管家的職份,按照神創造的心意管理大地。工作本身只是工具,神看重的是人的成長與成熟。因此,教會、教會機構、堅持以基督教信仰價值來作老闆的領袖,工作完成只是目標之一,同樣重要的目標還需包括受眾是否得益,同工在過程中有沒有適合的發揮空間,以及同工在忙碌交付工作成果之餘,有沒有成長。

領袖作為帶領者,除了帶動團隊達到所擬定的目標外,透過賦權讓同工成長,是他主要的責任。主管擁有權力,若他不願意,下屬無論如何也分享不到半點賴以完成任務的權力。因此,就算有關機構期望建立賦權文化,若單位主管不願意,也無從達成。

 

教會的多元性更要賦權

歌林多前書12章,提到教會就是一個身體有許多肢體的比喻,用以說明教會需要不同的恩賜互相配搭。不同的恩賜配搭是一種賦權的模式。教會內有不同背景的人,教會、經濟生活水平、能力專長、人生經驗等都有不同,而神也針對個人成長及教會需要,給予不同的恩賜。在保羅時期更加上不同文化背景的基督徒,教會可算是很多元化的。正因為教會的多元性,需要不同恩賜與能力的人,分擔不同的工作。保羅講得清楚:

「工作有許多種,卻是同一位神在萬人中運行萬事。聖靈彰顯在各人身上,是要使人得益處。」(林前12:6-7和修)

不同的工作與事奉崗位都指向同一目標:使人得益處。理想的分工模式,是賦權,讓不同文化背景的肢體,在不違反聖經真理的大前提下發揮所長,不同的人應尊重與自己不同的人所擁有的自主性。一個人不能擁有全部恩賜,因此需要別人來配搭服侍。同樣,不論一個人多有能力,也不能做完所有事,需要別人來配搭,才能做好事、做好人。

賦權典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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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賦權(empowerment)是領袖把所擁有的權力下放,讓跟隨者可按個人的經驗、學識來作決定,不用事事請示上級。近年談到賦權,不管是機構或教會,大體上都認同是今日有效管理和領導的必要元素。這是一門透過經驗累積而來的學問。全面了解及推行領導賦權,至少需要注意六方面:

一・賦權是一種文化

賦權可以透過一個程序、項目計劃或活動來推行嗎?不能說不可以,只是效果成疑。因為賦權的過程充滿變數,程序計劃若只是一項項守則,需要上司與下屬跟從,或規定了某些範圍,由哪個職級主管來作最後決定,這是不錯的規範,也是必需的,但人性化的賦權,卻容許更多彈性。

賦權可以是制度,更重要的是文化。賦權文化,相信跟隨者的發揮,可以是超乎想像的。文化是一種共識,包括不同職級之間的信任,尤其上司信任下屬有能力完成目標,下屬也信任上司的支持,不會過問太多細節,並在不太順利的環境下透過增加資源及鼓勵來支持。

二・賦權是一種權力及問責關係

當然,賦權不代表完全放手,上司下放權力,下屬同時也該知道分享了甚麼權力,這權力帶來的責任是甚麼,以及它的界線在甚麼地方。這是一種權力及問責的關係。意思是,要求推動賦權文化,並不只是要求上級分享權力,給予較大發揮空間,還需要清楚要達到的目標是甚麼。領袖的角色是帶領跟隨者完成機構的目標以及個人使命,而賦權就是讓跟隨者在指定的空間發揮所長,用自己的能力達到機構的使命。若能有所發揮,也可算是完成了個人實踐天賦這目標。

而問責關係,就是以能否達到目標,作來為評核的準則。成功需要鼓勵甚或獎賞,失敗需要檢討甚至懲罰。

三・賦權是上下互動的成果

要讓賦權真正產生作用,即各人都能發揮所長,帶動機構發展而不需長期依賴在位領袖,所需的是上下積極互動。說是問責關係,賦權卻不能單憑條文字句來檢討成敗得失。成與敗可以是最終結果,但也可以是個過程,這要視乎彼此的共識是以甚麼標準來量度。

一個擁有賦權文化的機構,不會利用結果和成與敗來追究責任,排除異己。反之,正是因為賦權的過程有足夠且持續的溝通,能預計不會成功的可能,隨時調整,或讓有能力的人參與,或調整目標,免得後果無法收拾。這是一個靈活互動的過程。

主耶穌是賦權高手

繼續談賦權之前,我們先看看主耶穌,祂是建立跟隨者的典範。若從今日看賦權的角度,主耶穌確是賦權高手。以祂差派門徒為例,在頒布大使命(太28:18-20)之前,祂先派他們實習,兩個兩個出去傳福音。而且,先在猶太人中間工作。以馬可福音的記載(可6:7-13)看,祂先組織他們的隊工(兩個兩個出去),給予權力(賜給他們權柄制伏汚靈),又吩咐他們要注意的細節(不要帶甚麼、如何面對拒絕等)。又按路加福音(路10:17-20)的記載,當門徒出去實習回來後,他們還有分享及檢討,耶穌在那時還指出最重要的目標,是「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這裡,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主耶穌除了經常給予遠象以外,還給他們逐些體驗實踐遠象的過程。過程中也有檢討得與失,適時的調校方向,讓他們最終成為翻天覆地的教會領袖。今日的領袖也需要檢視自己是否學像耶穌,把權力分給同工,讓他們從中經歷成長。

 

從「人際溝通分析」看教會的從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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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樹

 

「人際溝通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來自上世紀六十年代,是一套由柏恩(Eric Berne)開創,用來分析人際交往的學問。柏恩建基於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對「自我狀態」(ego states,即id、ego、superego) 的討論,得到靈感,衍生出PAC (Parent,Adult,Child)三個人際交往心理上的「自我」(ego)光景或狀態(State)。另一「人際溝通分析」大師哈禮斯(Thomas Harris)更發展出 “I am ok ,You are ok ”的觀念來[1]。每個人一天中在不同時候,有不同的心理自我光景,上司一般在工作環境會以成人(Adult)狀態出現,因他工作上是領袖的身份(角色)。與下屬相處時可能心理身份(角色)是父母(Parent),視下屬如孩子(Child),或者下屬以此心理身份形態與上司相處,心理上自視為小孩,而亦有上司令成人員工以此看待自己。

但當領袖見醫生時,他亦可能以孩子(Child)的心理身分出現。柏恩引述他在見一位律師時,那個成人(Adult)律師會演成小孩(Child)一樣出現的,因他穿上了求助者的弱小身份(角色)的自我形態(ego states: I am not ok)。

雖然有時上司以P對C的形態對下屬,但若然要下屬能成熟、自信地自處及充分發揮工作的能力,最理想是以「成人– 成人」(Adult-Adult)的模式相待,予以下屬尊重,以成人待之。若把成人(Adult)變成小孩(Child),他會以不成熟不負責的形態表現自己,又甚至因被貶或矮化為小孩子而憤怒。而當上司以強者(父母,Parent)自居,把同事看為弱者時(小孩,Child),員工更會被扭曲為弱小的一群。其實他們皆可以拿出自己成人成熟的一面來,表現為材優幹濟的好員工,但奈何被上司矮化成小人國的國民呢!這真是令人可惜。

柏恩的理論極有助領袖判斷如何對待下屬,用來分析二者之間的交往及自我身份的心理。聖經說在心志上作大人(Adult)就是成熟。

 

 

[1] Thomas A. Harris, I’m Ok, You’re Ok (London: Arrow Book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