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忠明

在職場裡困擾信徒的，除了工作本身，辦公室政治可能是壓力來源的前數名。信徒可能納悶為何辦公室會有政治行為？若不幸地捲入了政治漩渦，怎辦？我們可以獨善其身，置身度外嗎？往往聽到「政治」一詞時，信徒便不期然有點恐懼，特别在香港這個時候，有些人心目中的政治和邪惡可能是差不多等同的東西，在教會不談政治，在辦公室亦然。

政治，是有不同層面的多重意義，一是和政府、政權、政制、國家等有關的宏觀政治，二是辦公室裡稍為局部性的政治。政治一般意指某人或某小撮人利用或製造權力，去尋找特殊利益，當然在家庭和教會內都可能有政治。這些不同層面的政治都有共通點，就是源自權力和利益不平均的分佈。若辦公室裡有人要追求更多的權力和利益，政治行為便會出現。

辦公室政治往往表現在搞小圈子、討好上司、機會主義、弄權卸責、搞陰謀、隱瞞等的行為上，這些行為往往對員工帶來壓力，員工可能有擔憂、焦慮等的情緒反應，工作表現下降，對公司和人不滿意，甚或要離職等。但政治猶如空氣，是在我們身旁永遠存在的東西，猶如人際間的衝突，是揮之不去的。那麽怎樣正面地去面對辦公室政治呢？

首先要明白政治行為只是一種要影響别人及組織的舉動，是否有害便要看其動機和目的。若工會就公司的某些政策決定發動員工意態調查，這行動本身就是政治行為，發起人可能真的以所有員工的福祉為依歸，那麽我們便很少不認同此等事。另若小撮人找同事簽名，一同要求公司改動某些政策，讓某些人得益，這事本身亦是政治行為，那麽我們便可能要看某些人得益是否公義，才能決定應否參與。又假若某高層委員會有了某些決定，結果只有某些受寵的同事得益，又或上司利用所謂彈性，刻意更改某些規章制度，實質是以權謀私，則這些政治行為便是不當。

故此在辦公室裡有政治實不是什麼要特别廻避的事情，我們是不能置身度外的，問題是如何正面使用政治！有時候，公司有不太正確的決定時，我們可能要擔任先知的角色，指出問題，進行游説等行動，尋找公義，這便是政治行為的表現！當然，這要我們有辨識的能力，分辨出什麼才是公義，同時亦要小心，不要被人利用，信徒往往是馴良的一群，是容易拉攏的對象，在政治的漩渦中可能是犧牲品，所以對權力及人在組織中的行為有所理解是有幫助的。

不當政治行為的產生是由於制度不健全、信任度低、權責不清、獎賞機制糢糊等，當然要加上某些追求權力，渴望成功，但道德標準較自私自利的人在才會發生。所以在領導崗位的，怎樣發展健全的制度，減免不必要的競爭，實踐更透明的管理，才是要考慮的問題！信徒怎樣可以促進組織改善管理，讓在辦公室存在的不是自私自利的政治，而是考慮别人及大眾好處的好行為呢？也許這是信徒的召命，讓職場只有正面的政治！

◎呂慶雄

1517年前開始的宗教改革運動，為教會發展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明年將會慶祝宗教改革500周年，今年起已陸續有不少紀念聚會及文章，討論宗教改革的精神，為新教帶來的貢獻等等。本系列三篇文章嘗試從這改教運動的領袖人物—馬丁路德、加爾文、慈運理等「旗手」的故事，討論他們在改變歷史的過程中展現的領導特質，以及給我們今日教會領袖的啟廸。

（三）領袖學堂

500年前的人與事，與今日華人教會有何關係？我們需要從歷史學會一些教訓，少行一些冤枉路，避免重覆犯錯。雖說時代背景不同，但改教者能敏銳時代的呼聲，參與神改變現狀的計劃，今日的基督徒領袖同樣可以。除了認識前人的領導素質，還有一些今日具體可以學習的地方。

博學的領袖

今日各類事工專門化，領袖也需要專業化，但能帶動革命性改變的，則需要博學的領袖。宗教改革的帶領者都是博學之士，加爾文與路德都有律師專業的訓練，慈運理在政治與軍事上有一定涉獵。他們都在語言、哲學等人文學科上都有一定造詣，並不止是專於神學。理論上，今日資訊科技發達，可獲得的資訊只會太多而不缺乏。篩選及學習有用的資訊與學問，能為領袖帶來更準確的判斷。

博學是對領袖有太高要求嗎？也許是。但多年前我從神學院所學的，是要博覽群書才能更深入作信仰反省，以致回應社會及信徒需要時更貼地。巴特一手拿聖經一手拿報紙的圖像我仍很深刻。或學司徒德 (John Stott)，多找幾個不同界別的朋友聚聚，聆聽他們界別的情況與需要，也許能省點時間，又能掌握較有深度的資訊。

政教關係

羅馬天主教的腐敗在一定程度上與政教不分有關，政權與教權互相干涉，互相利用。改教者因此也提到二者應有分別。路德的「兩個國度」觀認為神國子民受神國倫理所支配，不應受到世俗政權干預。但因為人的墮落，世俗政權可以暴易暴，基督徒在屬靈事情以外也應順服地上的掌權者。加爾文則強調教會可為政府提供屬靈的教導與指引，但不應藉此操控政府，可是，他在日內瓦卻利用政府的權力排除異己。就算是早期的清教徒，雖非常看重屬靈的事，但也不忽略作為好鄰舍的生活態度。

教會發展一開始便不依賴政權。反而在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後，權力與物質使教會變得腐敗。不要以為改教者生活在一個以基督教文化為主流的社會，與我們今日作為社會上少數的基督徒有明顯的分別而沒有借鏡的需要，正正相反。他們身處政教不分的時代，卻能清醒地看到不乎合聖經之處，這正是教會領袖對時政的敏銳觸覺。只是政教分離的本質與程度仍有不少討論空間，我們如何面對政教關係可有很多選擇，但卻不是避而不談。

流行思潮

宗教改革其中一個重要成因，是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以往對人類行為以至科學問題的探究，都以宗教理由來解答。人文主義著重理性分析，放下以宗教作為一切問題的答案這大前提，釋放了無數創新思想。改教者的辯論，對維護傳統人仕來說是禁忌。今日，我們需要帶批判性的思維來面對新思潮。選擇接納或拒絕需要勇氣和智慧，但總不是人云亦云，或無視潮流，視之為魔鬼手段。

科技與溝通

印刷術的發明和流行直接導致宗教改革之火在整個歐洲大陸燃起。教育及資訊的傳播再不需要透過貴族與教會來把關，平民百姓都可親自接觸各類思潮。而聖經翻譯也打破了過去一千多年神職人員壟斷神學知識的傳統。影響力的深與廣，與傳播方式緊密相連。我們這資訊時代，誰掌握資訊的發放，誰便作王。就是媒體的力量左右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也讓香港年輕一輩政治素人冒起。

教會呢？似乎在掌握與善用資訊科技，以及伴隨著的溝通模式方面，大為落後。我們需知道，資訊流通可釋放教會發展的動力，「信徒皆祭司」並不是口號，而是可以實際透過動員而推行的平信徒運動。今日教會對資訊科技的掌握，以增強動員力為目標的雙向溝通模式，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小人物大歷史

神掌管歷史，祂會用任何一個人來改變歷史。人的計劃、研究與想像都無法準確預示未來，只有仰望神才可有真正的盼望。今日盡忠與踏實地執行所託，但同時也要環顧四周，觀望甚至參與改變現況，神可能使用微小的人物。

有人說，500年後的今日，我們需要新一輪的宗教改革。歷史不在我們掌握之中，是一種願望也好，預測也好，妄想也好，我們首要的，是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吧。至少，我們不能輕看一個小子，誰曉得下一波的改革浪潮，不會由平信徒中名不見經傳的小子啟動？

延伸閱讀:

李耀坤，《至理至誠：如此加爾文》（香港: 證主，2016)

世界信義宗聯會，《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系列：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香港: 道聲，2016)

李廣生，《一石激起千重浪：改革運動教會歷史簡介》（香港: 道聲，2009)

麥格夫，《宗教改革運動思潮》（香港: 基道，2006)

羅倫培登，《這是我的立場: 改教先導馬丁路德傳記》（香港: 道聲，1987)

◎呂慶雄

1517年前開始的宗教改革運動，為教會發展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明年將會慶祝宗教改革500周年，今年起已陸續有不少紀念聚會及文章，討論宗教改革的精神，為新教帶來的貢獻等等。本系列三篇文章嘗試從這改教運動的領袖人物—馬丁路德、加爾文、慈運理等「旗手」的故事，討論他們的改變歷史的過程中看到的領導特質，以及給我們今日的教會領袖的啟廸。

（二）大時代的領導風範

啟動宗教改革的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是路德宗或信義宗的創始人。而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與加爾文（Jean Calvin 1509-1564）先後在瑞士領導教會改革，被視為改革宗的創立者。綜合他們在改教運動的角色與表現，他們作為領袖，大致可有下列各項較為明顯的特質。

1.      忠於聖經: 從先驅者到改教運動的領袖，全是看到當時教會一些傳統離開聖經真理甚遠，因而提出不同意見。而他們留給後世的典範，就是忠於聖經真理的教導。不同人總有不同意見，但宗教改革期間不像今日資訊混亂，但忠於聖經，以有志者的共同語言或信念提出改正意見，縱不是人人認同，但總體的改革方向是較易推動的。

2.      踏實的改革: 改教運動沒有大量的口號，也看不到空泛的異象圖畫，而是一系列的改革建議。改教者推動的，可以說是沒有未來藍圖的運動，只著眼於具體地改革時弊。釋經、教導聖經與翻譯聖經是其中一些很具體又很關鍵的工作。當改教者說教廷如何違背聖經，但普羅大眾根本沒有機會讀聖經，如何証明？今日可以被你的呼喊吸引，但一個運動能持續下去，單是感情反應是不足的，還需要理據來支持。 

3.      道德與良知: 當時教廷的腐敗有目共睹，只是由於普遍百姓沒有知識與能力反抗。但當改教者振臂高呼，除了專業術語，即教義上的改變外，關於道德敗壞的問題，不用引經據典跟隨者都能明白，這便是所提人心之所向。也許不少支持的貴族也有個人利益的盤算，但能吸引大多數人參與的，是道德與良知的底線。而驅動路德擁有力排眾議的勇氣，是他對罪的敏感。由不斷告解也不能釋懷的修士，到領悟因信稱義純屬恩典的過程，他經歷到的是神對罪人的恩慈，因此，針對教廷「結構」上的罪，他更是不會輕言放棄。

4.      建設性批判: 挑錯處並不困難，在錯誤之中不斷提出改正建議，並且在可以控制範圍內落實建議，即今日所說的「執行力」，從正面引導群眾跟隨改革的路線。改教運動的成功，是「破」與「立」的成果。然而，改教者起初並沒有另立新宗教的意圖，是神聖羅馬國皇拒絕接受協商結果，革除改教者教籍，被稱為「抗議派」，而「更正教」(Protestant)一名才因此而出現。

5.      承先啟後: 成功的運動必先經過一段藴釀期，由前人鋪路，後人收成。敏銳前人所作的貢獻，在別人的基礎上繼續發揮，也留心不是自己一個人可以改變社會，有時需要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帶來徹底的改變。約翰胡司繼承了威克里夫對教廷的批判，以及對聖經的忠誠。馬丁路德繼續了他們的想法，而當他的言論透過出版傳開後，也直接影響在瑞士的慈運理及加爾文。而路德更直接把伊拉斯謨的聖經譯本翻譯為德文。運動的成功，不是一個人的功勞，也不只是一代人的功勞，今日眼前的成敗並不是真正的結論。

6.      個人紀律: 改教運動的各關鍵人物，都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們得到平民所沒有的教育機會外，並且都在嚴格的家庭教育背景下成長。注重紀律的成長環境較容易磨練成堅毅不屈的性格。面對繁重的工作甚至危難，他們都能處理在教學、寫作、翻譯、辯論等不同方面的需要。路德更有明言：越是忙碌越是要多禱告，已成為不少牧者的學習榜樣。

7.      目標清晰: 改教運動不只是教會變革的問題，還涉及政治、經濟，甚至在軍事層面的決定。如何不被其他目標或需要牽引是一大難處。許多運動的成敗並不是沒有理念而是不能堅持。而不能堅持的原因不一定是因為困難，不少時候是因為目標太多。當然像慈運理參軍並斷送性命，就似乎離開了改教運動的核心。事實上，慈運理並沒有留下太多文字記錄，讓他的影響力遠不如路德與加爾文。相比之下，後者在清晰目標驅使下，成就也較顯著。

8.      善用資源: 500年前的科技與資源無法與今日相比，當時最新的科技其實只有印刷術。改革運動的成功，是因為大量出版改革理論的書籍與小冊。因此路德可以知道威克里夫、約翰胡司曾經提出的問題，而加爾文也有機會讀到路德的主張，互相參照。而他們善用當時還未開始流行的本土方言，而不是用官方（拉丁語）更是成功的關鍵。

以上是整合多位領導改革的教會領袖特質的結論。當然，他們不是聖人，不可能沒有犯錯的。如路德支持貴族階層以武力平定農民起義，認為政府平亂是應有之義。而加爾文更與日內瓦政府合力逼害異見人仕，慈運理則先同居後結婚，這都不乎合我們今日對教會領袖的期望，都使他們在歷史留下的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