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其言而觀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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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美國柳溪教會(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前主任牧師海波斯(Bill Hybels)的性醜聞擾攘了一年,獨立調查終於在2019年2月完成。事件發生初期,柳溪教會的領導層一面倒支持海波斯,而當對海波斯的個人指控不斷增加,大家對教會領導層處理手法的不滿也不斷升溫。除了海波斯本人提早半年退休、退出「全球領袖高峰會」(Global Leadership Submit)外,兩位教會的繼任牧師也先後離職。最後,教會不得不撤換領導層,改由教會外具公信力的領袖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花了七個月時間完成調查。調查結果除了證明部份指控者可信外,還批評海波斯較為專權的領導風格。

本文嘗試以柳溪教會為例,從「家長式領導」來了解教會的領導文化。

我曾寫「家長式領導特質」的文章,第一是人治,第二是社群和諧。柳溪教會處理針對海波斯的投訴中,正正顯出了這兩點家長式領導的特徵。作為教會的創辦人,領導教會超過四分之一世紀,海波斯的影響力遠達百多個國家,在不少會眾心目中,他是明星級牧師。海波斯並沒有刻意隱藏自己的軟弱,更曾多次在公開場合承認在領導過程中犯過的錯誤,會眾對他的信任不斷增加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按研究跟隨者的學者分析,當跟隨者對領袖的信任不斷增加,便會成為該領袖的忠實「粉絲」,放下個人的選擇權,完全跟隨領袖的決定。就算這些「粉絲」曾對領袖有所懷疑或批評,如今都自動地美化對方的「惡行」,為他找藉口,甚至視而不見。不少時候,「粉絲」對批判他們領袖的人口誅筆伐,若在同一團體,更會要求異議者息事寧人或邊緣化對方,理由是他們破壞團體的團結合一。

不能客觀分辨是非是人治的表現,排拒異見屬社群和諧的表現,兩者在海波斯事件初期都有出現。「家長式領導」既有人治的特徵,也會因人廢言,即不管內容是否正確,只要是這人所說的都不接受。以海波斯事件為例,當指控傳出時,美國一出版社擱置出版他的新書,而多間基督教書店均把他的著作下架。在過程中,我也反思自己支持這些停止合作、書籍下架的決定時,有否因人廢言?海波斯的著作多為經驗的分享,既然他的觀點多由經驗出發,若對他個人行為操守的指控屬實,那麼他的言論是否仍有學習價值?

容我坦白承認,因人廢言並不合聖經教導。耶穌教導門徒要聽法利賽人關於律法的敎導,只是不要效法他們,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太二十三3)。對的道理要聽,不會因說的是假冒為善的人而令對的變成錯。也許,書籍下架是市場決定,海波斯退出全球領袖高峰會也是維護這事工的「市場」而作的決定。人與事似乎難以明確分開,不論在東方與西方,「家長式領導」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地會出現。

可能孔子也一早洞悉人的不可信:「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公冶長第五〉提醒他的門生要看人的行為是否與言論一致。他又明白大部份人都不能把人與事清楚地分開,於是拋下了一句:「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衛靈公二十二〉。

從正面角度看,聖經要求門徒要言行一致,能做出所宣講的信仰,活出基督的道理才是最有力的見證。作領袖的,更要成為跟隨者的榜樣,但若領袖的教導與現實有較大距離,他如何做好領袖,建立較為健康的領導文化?

雖說人與事難以分開,領導團隊卻能把人治的影響減到最低。以柳溪教會為例,海波斯事件影響雖大,但至今所見他們已是把破壞力減到很低。過去兩年跟這教會的弟兄姊妹接觸,感受到他們對神及教會的信心並沒有減少。新的領導班子正面面對問題,重新查證事件,深入了解教會管理與領導問題,然後對外公佈。在一定程度上這些都是根據海波斯過去廿多年教導而來的,由此可見,雖然他個人犯錯,但有些教導卻是值得接受的,因人廢言似乎不太合理。

基督教群體看人比事工更為重要,人治甚至「家長式領導」無可避免地會出現。管理系統、制度與監督機制固然重要,但若沒有合宜的問責文化配合,這些制度也只是徒然。我們不應「以言舉人」、「以言廢人」,而應培育跟隨者正面地彼此「聽其言而觀其行」,為的不是互相監督,而是互相鼓勵不斷學習與警惕,期望有日基督教群體能建立較健康的領導文化。

 

教會與家長式領導(六)

 

壞領袖可以變好嗎?

doll-1820543_1920.png◎呂慶雄

總不能只談領袖如何變壞而不討論變好的方向。Babara Kellerman的研究指出,問題出在跟隨者身上。由壞領袖變回好領袖,領袖個人的觀點需要改變,而身邊的跟隨者也需要調整。

首先針對領袖,我們需要謹記本性難移的真相,人性從本質上變好是不可能的,這也是基督教的人性觀。面對性、金錢與權力的試探,無人可以幸免。的確,靠著主加給我力量可以勝過,但使徒彼得勸免教會領袖,要警醒,因為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走來走去,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前五8)。試探要防,人性也要防。

如何防?Kellerman提得具體,如領袖在位的任期不能太長。在位時間越長,權力可能越穩固,同時也可能越戀棧權位。為了保住權力,只能容許永遠認同你的yes person留在身邊。你可以說古代有諫官制度,確保皇帝可以聽到忠言,但歷史告訴我們,成功的諫官寥寥可數。

此外,領袖要身心靈健康。領袖在甚麼時候最軟弱?孤單、挫敗、無助、疾病等時候容易「諗埋一邊」鑽牛角尖。做運動釋放大量安多酚,情緒得到舒緩,思想回復正面。享受家人朋友的關係,做做無聊但有趣的事,可能增添創意。就算全職事奉有多神聖,暫時放下工作並不是罪,那是平衡。如果相信你是神的僕人,在做神國的事工,在神面前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還是定時定候回到祂跟前,才是防止持續變壞的良方。

自覺與反思(self-reflection)更是領袖不可少的習慣。2500多年前孔夫子便提出一日三省吾身的重要。檢視自己的動機是否保持純正,即近年多說的「初心」。只有個人安靜獨處,反覆思量別人的批評才知道自己有甚麼需要改善。

至於跟隨者,在信徒圈子更要時刻記住,要效忠的對像,最高的是天上的父神。較成熟的跟隨者,特別在我們的城市處境中,都能獨立思考。領袖做得好當然要稱讚,軟弱時則需要被鼓勵,做錯也需要承擔後果。我們的文化重視關係,但往往因為關係而忽略真相,明辨真相後發出的逆耳忠言其實才是忠心跟隨者的表現。我們不能說只需效忠神而不需聽人的話,這兩者並非時常對立的。

而在一些使命團隊中,特別是機構,跟隨者忠於的,是使命而不是人。因為領袖的魅力而加入這些團隊的人固然不少,但要明白人的侷限性,這位魅力領袖也許能吸引你加入,但卻不是你絕對效忠的對象。因為擁戴這位領袖,更要時常保持警覺,愛之深,責之切,為了對方能更上一層樓,異議還是必須要有的。

誰來教導跟隨者?這又回到領袖的責任。好領袖要預備優質的跟隨者,從中尋找及培育下一代領袖。流行的一句話:領袖的基本責任就是建立更多領袖。這些未來領袖從哪裡來?就是現在的跟隨者。做好跟隨者才能有機會做好領袖。

其實,這是領導文化的革新。不只要集中焦點在評價領袖的表現上,這是果,而不是因。有怎樣的領導文化就有怎樣的跟隨者,就有怎樣的領袖。壞領袖的出現,關你事!

是誰打造了壞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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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網上發表文章,只要是狠批名人的便會廣泛流傳,回應的可以是支持或反對這些評論,總之,要引起關注,就是走向兩極。這是社交媒體的生態,在〈提防社交媒體助長成見〉已有提及。

網民(Netizen)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是一群新興的領袖與跟隨者,他們有可能興邦與亡國。由於極端言論在網絡世界較易流傳,網民多數只看乎合自己立場的言論,甚至只看標題不看內容便分享或評論,成見變得更根深蒂固。要吸睛,要增加自己言論的覆蓋範圍,偏向極端的標題會得到更多like

投其所好,為的是增加影響力,成為KOL。在網絡世界影響力的大小,與網民的互動成為相互依存的關係。如此,好與壞領袖,都可以說是由他們的跟隨者造成的。網內世界是這樣,網外世界也相差不遠。

回到Babara Kellerman關於壞領袖的討論。她認為:一個領袖的好與壞,除了他/她的個人特質外,還有跟隨者的影響力。她更強調,人的本質是敗壞的,徹底改變是不可能的,只有透過跟隨的阻力及助力,影響領袖不會偏離正道太遠。

當然,西方學者,以西方的民主文化與制度作基礎,認為良好的跟隨者,必須忠於職守——監察當權者。而造就壞領袖的,就是那些沉默的跟隨者,因為他們放棄了監察權,把公民權力雙手奉上,讓當權者為所欲為。

這觀點應用在西方政治領袖身上,我們容易明白,但在其他團體中又如何?在東方強調群體多於個人權利的文化中,跟隨者能發揮的影響力相對有限。雖說有限,在今日社交媒體結合其他傳統輿論平台,卻可以改變政策施政。為何專制國家要鉗制言論自由,嚴控網上言論?為何要操控選舉提名權?就是因為跟隨者的影響力!

特別在香港現時的社會環境,跟隨者的影響力日漸增加。隨了選票的影響力外,顧客、會員、組員、員工也是跟隨者。直接向在位的反映意見外,他們還會透過社交媒體表達不滿或讚賞,縱然有些小眾的觀點不易被接納,但看看每年七一上街的不同訴求,也輕易看到近乎任何群體或意見,在這裡也可以透過不同的平台發揮影響力。

教會又如何?有別於其他鼓勵異議,為個人利益或社群理念發聲的群體,教會相對沉靜。不少教會的領導模式為「家長式領導」,這不一定是教牧同工的選擇,也許在長執與會友之中也有人大力支持較資深的牧者或信徒領袖應作大小的決定。

上世紀,教會內較有知識的主要還是教牧同工,他們做大多數決定,是可以理解的。但時至今日,甚至連神學知識也不是教牧同工的專利,信徒群體作為有影響力的群體,是否可以發揮應有的、更大的影響力?就算是在使徒行傳,我們也看到使徒們也會因應跟隨者/會眾的情況與需要,訂立新制度與做事方法,今日教會會眾,其實也可以參與更多。

跟隨者其中一個重要作用,是阻止領袖因為缺乏監察而變得更壞,同時,也可改變不太壞的領袖,成為更好的領袖。

「何德.何能」的領袖

 

bad leaders.001.jpeg◎呂慶雄

當我們說「何德何能」來推卻某些贊美或崗位時,不論是真心或是找借口,都反映了我們對理想人格的標準——德行與能力兼備。近代西方領導學的研究回到了這基本的要求,好領袖就是要德行與能力兼備,若不乎合這兩個條件,就不會是好領袖。

西方對「壞領導」的獨立研究,最早應是哈佛的Barbara Kellerman。她所寫的Bad Leadership: what it is, how it happens, why it matter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4)一書,研究的進路仍是以偉人理論的做法,但卻是從相反方向探討。傳統是研究領袖的成功因素及過程,讓讀者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好領袖,但Kellerman的做法卻是研究那些領袖如何及為何失敗,再從他們的失敗故事中得出壞領導的特質,讓讀者學習如何避免自己「變壞」。

她所定義的好與壞包括能力(沒有領導效能ineffective)與品格敗壞(即不道德unethical)兩方面,具備其中一項便不是好領袖。在這定義下,大部份領袖都可被歸類為壞領袖,因為世上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Kellerman把壞領導分為七類,我這裡用上她的原則,以跟隨者的認知作出發點,分為五類。

A類是完美領袖,擁有一流的領導能力以及高尚的品格。這類領袖其實並不是人,是神,且是人心中所造的神。把領袖神化,跟隨者對他/她言聽計從,把權力交給他/她,以他/她的說話變成真理。《可蘭經》中的穆罕默德,1930年代在德國人眼中的希特拉,文革時期的毛澤東等,在某特定時空中,都是他們跟隨者眼中的完美領袖。

B類是品格高尚,但辦事能力有限的好人領袖。若沒有工作關係,你會很喜歡與這類人相處。作為下屬,又想擁有工作間的自由,這類上司也不錯。但若你想有所成為,這類好人未必可以提供足夠支持。若你想提昇機構/教會的辦事效率,不要奢望了,那不是他們那杯茶。若發生在教會處境,領導隊團在享受現有良好關係,不願改變,不願面對在轉變的社區需要,無視大使命與大誡命,都可以歸為B類。

C類是擁有卓越的辦事能力,也許表面上是一個友善的領袖,但實際上是偽君子。有時因為這類領袖擁有辦事能,手段並不重要,對準目標,在預期中達成才最重點。這類領袖與他們的跟隨者既成為既得利益者,甚至可以說是利益集團,以「需要」包裝利益,說服自己繼續做無視道德問題。

D類是無能力又無品格的領袖。即時想到的問題,這類人可以做領袖嗎?當然,因為成為壞領袖是一個過程,完全沒有能力與品格的人,若是繼承者,不論在公司層面或國家層面都有不少例子。由好領袖到成為壞領袖的例子更多。

E類是佔中間位置,能力不高,品格不太壞,即平庸。在平庸領袖的領導下,發展中規中矩,不過不失。在平順的日子還可以,但遇上危機,能否順利過度便是一大疑問。

以上分類還需作三點補充:

一,有效能的領導是需要按處境調整自己,同時也會努力追求成熟,因此,作為領袖,是不會停留在某一點而不作改變。不改變會被淘汰,不再有人跟隨。

二,若有分析工具,把領導特質量化,每格還可以細分。如在A的類別中,還可有些較貼近人性的好領袖;而D的分類中,也可以有較貼近四類中間的平凡人。絕對的好與壞在現實中並不多見。

三,為何用跟隨者的認知作出發點,而不是領袖的本質?其實不難想像,領袖需要跟隨者,就算你多有能力,品格有多高堂,沒有人知道便沒有人跟隨,沒有跟隨者便沒有影響力,這情況下其實不用討論。而按Kellerman的分析,壞領導(bad leadership)是包括處境與跟隨者的因素,而非針對領袖本人。

若你認為自己不是領袖,但你有沒有為壞領袖的出現,作出供獻?有機會再談。

空降領袖是福還是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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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有一位教會執事說,新來的堂主任又裝修辦公室了,這已是第三次。前兩位堂主任都有不同的理由把教會牧者房間的間隔、同工的座位、嬰兒房、詩班房等先後改動。執事抱怨說,反正不知這位堂主任何時離職,簡單改動就好了,不要太浪費。

有同工認為教牧應與會眾多接近,他的坐位要看到大門。但另一位卻說他需要安靜,房間要遠離禮堂。不同的領袖有不同的要求,於是,教會便隨著同工的轉變而改動。除了裝修,還有教會的使命方向,人事安排等,每隔幾年便會一轉。

公司與機構的情況更嚴重。

不止一次聽到公司或機構的中層主管抱怨,那位新來的領導甚麼也不會做,帶來的只有混亂!也是空降,為何總是帶來不安?空降的原因若不是內部沒有人才,便是需要外來的新思維,期望能帶動改革。若是後者,變是必然的,不安也是可理解的。

空降到一個新的環境,你首要知道的事實你是異類。不同公司或教會也有自己的文化與傳統,而教會也有不少沒有寫明的積習文化,新到任的堂主任不得不察。既是空降,若能先多聆聽,了解現況,再推動改革,那便不用被評為壞領袖。

大展拳腳並不能急於一時,若真的急於改變,上司或董事會便需要足夠的教育,預備新主管。每一個團體都有些「隱藏的領袖」。他們沒有崗位,但卻能一呼百應。在順境時他們不顯眼,但在轉變的過程卻能凝聚群眾。空降的領袖不一定能快速找出這個人,但前任、上司或董事應該有所眉目。

就算這位空降者很有能力與聲譽,但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改革並不是按一個製就會自動進行,而需要強迫人改變習慣。不錯,新思維可以帶來機構改革,但接受需新思維之前,需建立信任。空降者不一定能獲得所有人信任,但能從溝通的過程中找出這些「隱藏的領袖」,改革的路便相對容易。

如果不需要改變,只是補替已離職者的崗位,空降者更應聆聽,上司更應花足夠的時間表機栟或教會的文化、傳統與歷史。空降者帶來震動是必然的,但震動不一定帶來混亂。但不少個案,新人事新作風,總有一批人會離開。

這些年有不少傳承個案,交與接之間,可有更好的方法來減少震動嗎?

主耶穌也是從後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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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學者認為重後領導者的特質包括了僕人及牧人兩種領導風格。我們不能忽視每一種領導風格或特質都有其限制,若對環境與團隊有所誤判,就算是萬人景仰的領袖都會變成壞領袖。從後領導者與前述兩種領導風格一樣,在相對平穩環境中最能發揮其長處。

在耶穌的生平中我們不難發現多種特質與風格,包括從後領導特質。

祂重視團隊,樂見門徒成功。主耶穌雖獨自履行使命,但祂身邊從來都不乏跟隨者。對祂前呼後擁的人數以萬計。祂要表現自己的卓越,吸引更多跟隨者其實很容易,用今日網絡語言,就是做KOL(可理解為:key opinion leader, king of likes, 或網絡紅人都可以)是易如反掌的。

單看五餅二魚神蹟,即日就可以吸收過萬跟隨者(男丁5000,若加上女人和孩子,總人數應該過萬,參太十四13-21)。祂只需要講一句話,這上萬的聽眾的饑餓可以即刻消失,或者再次天降嗎哪,在猶太社群中即時成為熱門話題,跟隨者人數隨時翻幾翻。但祂卻選擇使用門徒,逐一分派餅和魚,讓他們參與在這神蹟之中。路加福音九至十章也提到祂揀選了12門徒,之後又派72人兩個兩個出去實習「街頭佈道」,就算是進入耶路撒冷前,也吩咐門徒為祂找尋所預備的驢駒。

這一切的行動,若用效率與效益的角度看似乎是多此一舉,但祂選擇了做點多餘的行動來建立門徒。以上的例子也可看到祂重視關係,從關係中達成教導目的。如果單從功能看祂的門徒,祂絕對不會選這批魚夫、稅吏、奮銳黨人,還會一早就把猶大趕走。這些無識小民,在與祂同行的三年間無甚建樹。要選,早早就應㨂選系出名門的保羅,甚至花盡唇舌說服尼哥底母來投。

祂看的是這些門徒的未來,教導有時、責備有時。如在凱撒利亞.腓立比一邊說把天國的鑰匙交給彼得,轉頭便對他駡撒旦退去吧(太十六13-28)!目的,是期望他們成長,日後當主耶穌離去後,成為這新興宗教群體的帶領者。

而祂最強激動人心的方法,在於「說服力」(Power of Persuasion)。在客西馬尼園,祂可以差遣十二營天使來抵擋攻擊(太廿六47-56),但祂卻甘心選擇被綁,被帶到祭司與公會前受無理的審判及不義的裁決。祂貫切身教,實踐「愛仇敵」的教訓,在十字架上求父神赦免逼害祂的人(路廿三34)。

從人的社群行為角度分析,視耶穌為領袖,不是因為祂擁有領導崗位,而是關鍵的群眾(critical mass),抱括支持者與反對者。而祂的影響力並不在台上,而是台下。而最大的影響力並不是祂在世那三年發生的,而是死亡、復活、升天後,由門徒執行的任務中表現出來。這便是從後領導,由跟隨者成就偉業的例証。

其實,今日作帶領的,若遇到與你不同,甚至很「激心」的下屬或同事,想想他/她的未來會是怎樣?想想他/她雖與你不同,甚至矛盾,但這不同是否你們可以配搭的地方?讓他/她偉大!可以嗎?

執筆之時,遇上一位多年合作夥伴帶來一些矛盾,很「激心」。想到主耶穌的領導模式,是合時的安慰與鼓勵。是的,可以讓他/她偉大!與我不同,正正就是彼此發揮所長,互相配合的機會。但願對方接受這不同!

從後領導(Leading from Be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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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很多人認為領導力就是善於溝通,說話有氣勢,能鼓動人心。當站在台前振臂高呼時,台下必然反應熱烈,這便是成功的領袖。不錯,能壓場確是其中一種領導特質,但卻不是唯一的。這種期望,停留在上世紀中流行的強人領導 ,若只看重領袖台前的表現,很容易忽略其他導致領袖成功的因素。

上世紀的一代,站到台前作帶領的,與台下跟隨者在學識與能力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距離。因此,一個善於溝通,有領袖魅力的人振臂高呼,台下才知道要往哪裡走。但今日的跟隨者已不再一樣,我們也說這是沒有英雄的年代。

不是只有善於在鎂光燈下表現自己才算擁有領導魅力,能在後台發揮影響力,動員跟隨者迎難而上是另一種領導力。其威力與重要性並不亞於站台上振臂高呼。

哈佛學者Linda Hill早在2010年已提出Leading from Behind的未來領導形態,我暫且用「從後領導」來描述。她指出今日的員工對公司的期望已在轉變,除了薪高糧準福利好外,不少員工重視工作意義與價值多於物質的回報。總有一些人不為五斗米折腰,為夢想與信念甘願清貧。有些員工甚至願意為公司多走一步,期望公司能成為具備社會正面影響力的機構。

在這情況下,領導層需要發掘與釋放員工的潛質及創意,授權他們發揮所長,為公司拓展新的領域。以今日對創新的要求為例,傳統的強人領導並不能釋放跟隨者的創意。試想,公司的領導文化只期望員工做好本份,做個乖乖的跟隨者,所有新鮮主意一律被封殺,這公司只會跟市場脫節。

而從後領導者要有遠像,也能善於觀察及知人善任,能鼓勵甚至授權給表現卓越的員工,給他們更多發揮的空間與機會。從後領導者的魅力並不是來自站在台上發言的風範,而是座在台下給予台上的下屬足夠的肯定與鼓勵,好讓對方不會害怕鋒芒太露或功高蓋主而不敢盡情發揮。

Linda Hill引用了曼德拉在自傳中以牧羊人比喻從後領導者的概念,牧羊人走在羊群後面,看那些羊在白天有沒有走歪,在夜間有沒有進入羊圈,若沒有便予以糾正。

我會用足球賽中被委任當隊長的守門員或後衛作比喻。他們鋒芒不及前鋒,但卻是場中最能洞悉整場比賽的節奏,各隊員的表現,並可以適時作出提點、鼓勵,甚至責備。

最後一提,從後或在後台領導與垂廉聽政、幕後黑手那些背後操控不同,前者有合法的領導地位,但他有權不用,而不是用權盡用。後者沒有崗位之餘,還透過操控台前領袖以達至個人目的。

應用到教會中,我們可稱之為「牧人領導」(Shepherd Leadership),日後再談。

延伸閱讀:HBR: Leading from Behind

執行力不是必勝要訣

◎呂慶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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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討論過動員力,本文嘗試再用情景領導的理論討論執行力。執行力是願景的保母,沒有執行力,願景永遠都是沒有長大的孩子,不會成長。執行力是實現理想的工具,把願景具體化,訂定可量度的標,並配以合理的資源及時間表來實現。若是經理人,執行力強肯定是成功的要訣。但作為領袖,執行力太強卻不一定會帶來領袖的成功。

情景領導的另一重點,是換了環境,同一位領袖若未能適應環境轉變,不改變領導風格,最後只會失敗收場。環境的轉變可以是外部的,即社會環境轉變,如天災人禍或經濟與政治氣候轉變,而隨之而來的是內部環境的變革。領袖需要針對性地帶來內部變革以適應新環境,在這過程中,要了解跟隨者的需要:他們的期望如何?在轉變過程中他們能否適應?在跟隨者中有甚麼潛在的人才或機遇未被重用?

環境轉變也可以是領袖個人的選擇,如升職、轉職。在原有的崗位有好表現,得到上司的賞識獲得新的機會,由管理五位員工到五十位,由負責一個部門變五個部門,所需要的技能是不一樣的。因此,成長中的領袖需要放下原有思維(unlearn)及工作習慣,重新學習(relearn)新的技能與心態,應對新環境的挑戰及回應跟隨者新舊的期望。適應轉變的意思,是能夠在「領袖環境跟隨者」三者的互動關係中,找到新的出路。

上周討論以曾俊華為例,這次用林鄭月娥(林鄭)。

若林鄭認為民望在特首選戰中是重要的考慮,期間她所表現的差勁公關,正反映了她忽略或不重視環境改變的客觀事實。在政府部門作主管,她只要聽命於上司,指揮下屬完成任務便是成功。公眾形象不是不重要,只要你私生活沒有太大問題,而你的辦事能力「正常」,公眾並不會花時間找你錯處,更不會「小事化大」地狠批。自然,受歡迎程度也不會太低。

一旦當你要面對公眾,環境改變了,你的行為與態度便需要改變。高明的公關技巧是懂得回應這新環境的要求,至少要明白媒體運作模式與要求,懂得善用媒體與公眾溝通。不過,也許林鄭比你和我更透切明白,她的老闆不是香港普羅市民,因此最重要的目標是北京及相關的選委,公關戰相對變不重要。還有另一個可能原因,是她對自己的判斷太有信心,不考慮徵詢或沒有聽從公關要員的意見一意孤行。以原有的態度與方法應對已不再一樣的公眾視角,結果就是大家所見的一幕又一幕𤓓爆場面。

執行力強的人注重目標與細節,需要很強的主觀意志,才能解構複雜的難題。排除萬難達成目標的經驗是兩刃的利劍,會助你成功也會成為絆腳石。若你太依賴過去成功的經驗,便會變得過份自信而抗拒新主意。環境改變但你不改變,專業的下屬便會說你是外行人領導外行人。也是上次提及的高能力有主見的跟隨者,只會全心全意為願意賦權的領袖賣命。對凡事親力親為的老細,他們不會有發揮的空間,也不會把自己的真本事拿出來。

林鄭被稱為「好打得」,因為她的執行力強。不論支持或反對她的人都會認同這些對她的描述:勤快做事,親力親為,甚至為了完成任務,不惜越界做事。從她的言行看,她表現出來的是一個很強的管理者,甚至管得非常仔細,務求達到她心目中的標準才會罷休,是相信魔鬼在細節裡的工作導向(task oriented)型主管。

不過,執行力強與弱是好是壞,還要看環境與跟隨者。若是要當上香港特區之首,執行力太強反而成為最大的弱點。原因有很多,這裡只提一點:真正的領袖不是自己執行及完成任務,而是激勵及引領下屬完成任務。出色的經理人都是執行力強的人,但要成為出色領袖,必先改變。詳參上圖Warren Bennis整理出來的經理人與領袖的對比,不難發現,從選戰中看到的林鄭,是出色的經理人而不是領袖。若不放下(unlearn),之後重新學習(relearn),她仍只會是經理人!

延伸閱讀:值得一讀《誰是Carrie? 前下屬、對手和支持者眼中的林鄭月娥

動員力:貼地、親和、賦權

◎呂慶雄

JT 170325.jpeg香港特首選舉落幕,本來我們這些無票小民不會太關心這早知結果的「假」選舉,但因著曾俊華的出場,讓我們看到這是過去二十年最精彩的選戰。我嘗試用「情景領導」(Situational Leadership)的角度看曾俊華的動員力。

甚麼是情景領導?

在領導學的課題中,情景領導並不是甚麼新的理論,早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已開始討論「領袖、跟隨者與環境」三者的互動關係。由這理論開始,領導學的研究也離開了認為領袖只需要單靠個人魅力與能力便能完成目標的迷思。這理論及後發展至成為對「轉化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及跟隨者研究(Followership)的基礎。

簡單來說,作為帶領者並不存在於一個獨立的空間,要成功必先了解環境,所謂審時度世(貼地),之後懂得以跟隨者的視覺與他們互動(親和),推動他們完成使命目標(賦權)。領導的成效在於領袖的決策,也在於跟隨者在執行政策時是否到位。這理論所強調的,是領袖需要按著情景的變化,以不同的領導模式與跟隨者互動,才能有效地動員跟隨者。如跟隨者很忠心,但能力不高,領袖便需要主導整個過程。但若跟隨者有能力也有主見,領袖便要放手賦權(empowerment),容讓他們發揮,否則他們會因為沒有發揮空間而離開。

對環境的解讀

曾俊華及其團隊對是次特首選舉及香港民情的解讀是甚麼?從他們的口號:「信任、團結、希望」看,也不難發現,整個宣傳戰是針對部份(大部份?)人厭倦無休止的政治鬥爭,以及社會上彌漫的負面情緒,包括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以及不斷增加的移民意慾等。以曾本人從外國回歸香港的選擇,不斷重覆強調要留在香港、信任香港的堅持,而他的競選網頁以「香港Good Show」作主題,所選用的照片、落區的活動、「拍住上」的支持影片,全都很貼地、也很本地地圍繞這主題。你可以說是他們的公關水平高,這是肯定的,但同時也代表了準確解讀時局。

除了時局,還有對媒體生態的掌握。曾的團隊善用社交媒體,比對去年立法會選舉,他們更上一層樓。他的facebook page及網站不斷湧現:團結、希望、年青人等的影像。同時,他們經常出現一些金句,而這些金句又是尖銳地回應對手弱點的,如:「撕裂2.0」 、「用錢都買不到的團隊」、「除了work hard之外 ,仲要work smart」等等。帶點諷刺之餘也易記、易傳,適合網媒生態。他們選擇了跟以往不同的方法來回應時局,嚴肅的政綱可能與社交媒體合不來,於是選擇動之以情,取代以往只講艱澀難懂的道理。

他們所倡議的與去年立法會選舉時中間派的立場接近,但水平卻高很多。除了資源、個人能力之外,便是團隊的不同。

「薯粉」是誰

跟隨者可包括曾俊華的核心團隊及義工團隊,支持他的無票市民與及後的不同政治光譜的「薯粉」。既以「信任、團結、希望」為口號,曾俊華的團隊便包括具創意的年輕人、豐富行政經驗的前公務員、前記者及傳媒人。相對於傳統只請知名人仕站台的策略,曾的團隊所突出的,正是他的親和力,能與不同背景人仕合作。

而在「拍住上」的影片中也突顯他與這些支持者的個人關係,表達了他們為何選擇支持他。過了投票日才放上網的「拍住上」片斷,更是與他共事18年的司機,他的分享更顯出了曾俊華與其他高官不同之處。到了後期,因為認同曾俊華理念與形象(不一定是政綱)的人增多,也有自發組織的義工隊伍,公眾形象可謂鶴立雞群。

除了領跑的民望外,從facebook 專頁的讚好看,曾俊華也非常成功,到了三月廿八日,他的數字(289k)超過了長毛梁國雄(225k),更不用與林鄭(40k)、胡官(65k)、葉劉(84k)比,但他只用了兩個多月便達到這成績!

最後我們看到曾並不是「講」團結,而是具體地呈現他能凝聚不同政治光譜的人仕加入成為支持者。這足以反映他的團隊有能力做出所想要的結果。

領袖的個人特質

關於他其他的個人特質,坊間很多討論,這裡只分享一點,就是健康的自我形象。曾俊華最初給人的印象是不善辭令、hea、離地中產的建制派。形象上成功洗底(其實也沒有洗去建制派的形象,只是刻意不突出),是幕後一班功臣的功勞。單從這點可以看到他知人善任、信任他的團隊,並且自我形象健康。

為何說是自我形象健康?能在短期內接受自己的弱點並成功改變,並不是容易的事。當你是一個領袖人物,你就算不認為自己完美,也不易接受別人指出你不完美,更不要說改變。由不出席第一場公開辯論,到最後一場贏得漂亮,就是這願意改進的成果。

結語

派錢代表沒有真正的動員力。情景領導的理論要旨,是領袖能針對實際處境需要,成功凝聚與安置不同特質的跟隨者,動員他們發揮所長,最後才能完成目標。

不過,曾俊華的團隊最終的目標是甚麼?如要成功當選特首,似乎他們的策略並不乎合「中國式選舉」的文化,這點日後有機會再論。若以改變香港選舉文化,他們是成功的,希望泛民日後不會仍只停留在空喊口號。只可昔,香港的特首選舉不是看民望,也不是看政綱,更不是看領導力,這是非常遺憾與畸形的。

但是,回看這次特首選舉,有很多政治與非政治團體可以學習的功課。單是曾俊華團隊所成就的動員果效便足以讓機構、大型活動主辦者及教會學習。不要再自說自話,要貼地、親和、賦權!

延伸閱讀:《關係式領導》(香港:證主,2012)

黑白分明還是灰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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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跟隨者期望領袖有清晰的界線,有清晰的指示,不要含糊。跟隨者只有在清晰的界線下,才能擁有自信及自由發揮的空間。世上沒有絕對的自由,所有空間都是有所限制的,只是這些限制是否合理,界線是否明確。但是,若界線定得太死,便被視為沒有彈性,缺乏隨機應變的能力,也阻礙了創新。

 

這是一個銀幣的兩面,到底要不要界線?誰可決定這些界線?在甚麼情況下可改變這些界線?今日常提到的「無牆教會」,就是對應著教會因著各種原因,定下過多界線,失去回應這時代的能力,因此而「拆牆」。領袖按著其他人所不知道的原則,改變遊戲規則,把原有的界線挪開,其他人便說他「搬龍門」。立心不良的不用說,但若是好人有好的想法,但最後卻被人看為建立圍牆,「搬龍門」,怎辦?

 

其中一個方案是,擴大「灰色地帶」。說:我們要有界線,但需要具備彈性,如果是倫理道德問題就是不能挪移的底線,但做事的方法好壞,卻可以因時因環境而變。但問題卻出在,做事的方法也涉及道德操守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用「灰色地帶」來合理化我們的「踩界」決定?

 

以香港食環署的小販管理隊執法為例,何時向無牌擺賣的街頭小販執行拘控?按規條,不執法是失職。但也有另一套沒有明言的做法(共識?),是按情況決定。讓負責員工有空間自行判斷,也許是按小販對當時行人做成的安全威脅,或以阻街的程度作決定,這是彈性空間,也可以是灰色地帶。當我們了解到領展旗下的商場大幅加租,甚至只租給大財團名下的連鎖店鋪,我們如何教導下一代要按規矩而行?無牌小販沒有跟規矩而非法擺賣,但按規矩他們則無法經營。這刻,若要合理化在樓下街頭賣雞旦仔給小朋友吃,便以「灰色地帶」來把這混合經濟與社會公義的問題簡化,來說服自己甚至小朋友做這「不合法」行為。就算是平時奉公守法的你,也總不會為了合乎規矩而多花車費到「合法」的店鋪比雙倍價錢買雞旦仔吧!

 

當你擁有解釋權時,「灰色地帶」是挺有用的。作為領袖,問題就出在當你擁有解釋權時,你怎樣運用。界線清晰的其中一個定義,是領袖、執行者及接受服務的,都清楚標準在甚麼地方,在哪些原則或情況下,可以對明文的規定作不同的詮釋。基督徒的世界觀,是黑白分明的,但在實踐的過程需要靈活應用不同原則。純良像鴿子意思就是單純地以黑與白去看這世界,而靈巧像蛇就是靈活應變。箴言提醒我們:

 

因為智慧要進入你的心,知識要使你充滿喜樂。

明智的決定必會保護你,聰明也必會保守你平安。

智慧要救你擺脫惡人,擺脫言語乖謬的人。

(新普及譯本, 箴言 2:10-12)

 

要作明智判斷,需要由心出發,讓屬神的智慧說話。這三節經文提到我們作決定需要智慧、知識、明智和聰明。按原文,這四個詞包括從神而來的睿智(智慧)、被訓練出來的能力(知識)、策劃與管理能力(明智)和理解能力(聰明)。明智的判斷,是來自神所賜的智慧,以及人努力的結果。明智在和合本譯作謀略,而原文可應用於正面及負面的意思。若沒有神的智慧,人的謀略只會成就人的私慾。因此,四者之中,又以屬神的智慧最為重要。

 

領袖提出的灰色地帶能否被接納,要視乎跟隨者對他的認識。這領袖是否擁有屬神的智慧?他的謀略是為自己還是按神的心意而行?智慧幫助我們除去惡念,以單純的心作判斷。以傳統東方智慧,是「明心見性」,不過這個心,是以神的智慧來定下界線。之後,便是以神給我們的裝備與經驗作好溝通與策略計劃。

 

領導箴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