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四七:是教會大限?是大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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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

「二〇四七」被視為香港一國兩制的大限。1在「反修例運動」過程中,福音證主協會與伯特利神學院柏祺城市轉化中心聯合舉行了焦點小組,訪問多位牧者,以了解他們在牧養上的挑戰。在訪問過程中牧者談到二〇四七的問題,並提出一些值得關注的重點。本文嘗試將這些重點羅列(下文斜體句子直接引自受訪內容)。

醒覺二〇四七的重要性:在現時動盪的局面中,教牧並沒有假報平安2,反而誠實地面對教會的「平行時空」(意思是指教會不知道社會外面發生的事)。他們坦言面對反修例事件,肢體都感到不同程度的懼怕,但也令弟兄姊妹的社關意識增強了。受訪教牧也醒覺香港的局勢已發展到難以回頭的地步,並認為未來廿多年可能會有更多事發生,但自己和信徒都未準備好。雖然有這些重要的醒覺,但訪談內容並未有太多提及「一國兩制」這重要詞彙,反而主要圍繞著教會將面臨的壓迫。

不論年輕人,我也們二〇四七們的教會會是怎樣?二〇四七你扮演著甚麼角色?我們的崇拜會會一開始要先唱國歌?類似情況大家都沒有想像過?

醒覺到政教的複:牧者更深地醒覺現時聖經的教導對回應社會議題存著限制。一方面因牧者面對社會議題,不太知道該如何回應、定位;另一方面他們發現曾流行的WWJD3有自圓其說的本質;第三是社會議題涉及多層並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教會之間的關係。受訪教牧反思到信仰並不只是決志信耶穌、傳福音、做些服務那麼簡單;對信徒來說,看重的不是單單講聖經道理,而是與弱者同行。4教牧也觀察到今次事件凝聚了肢體去參與大時代的神學反思,包括重整福音、使命、教會等含義,拉闊及強化了不同信仰的觀念,以回應社會公義等問題。同時,教牧警覺到「守舊」的教會像站在十字路口,二〇一四年的「佔中」事件已令大批年輕人離開教會,若今天教會仍然一成不變,未能持續牧養弟兄姊妹,使他們能有靈力參與和服侍社會的話,可能連成年人都會離開教會。不少受訪教牧都提到,香港教會須向中國教會學習,如何面對政治壓力、不公義的社會、規管、打壓及敵視。

醒覺到範式的轉變以改教會的牧養第一,受訪牧者深知信徒中有不同的需求,有要參與社關政治的,也有不要參與的,這兩者須互相包容。第二,要打破派別觀念,受訪教牧有按需要,加入不同的社交媒體或群體,並向不同立場的信徒,提供不同的牧養,整體配合像肢體、又像靈裡的分工。第三,他們認為要強調使命多於堂會、追求關係多於模式、建立地區網絡多於宗派。第四,在一個變化中的社會,教會也要不斷更新變化;如面對一九九七,教牧無論選擇去或留,仍堅持牧養更新的使命。面對二〇四七,筆者發現教牧們雖有失望,卻仍努力尋找牧養教會的新方向,這新方向與大衛博殊(David Bosch)所倡導的普世教會(ecumenical church)及宣教神學範式轉變(paradigm shifts)的觀念有很多可溝通之處。5

我仍然覺得教會應該堅守牧養崗位,去牧養這群留低有異象基督徒。專業、有學識、有反思、又願意犧牲。這正正是他們面對自己生命時刻,教會更加需要專注牧養幫助弟兄姊妹靈性成長。

看到撕裂下的祝福:在「很攰」、「很拉緊」、「心力沉重」、「要不停思考」、「好困擾」的壓力下,受訪教牧看到很多亮光。他們看到信徒對信仰較以前認真、看到一群高質素的香港人捨己為人、見到人性在仇恨和險境中展現,也見到人對屬靈事物的醒覺。在眾多教會撕裂的消息中,有牧者體驗到若在真理中站穏,不同政治立場是可以有效地溝通,加深雙方的理解!這些個別牧者的經驗,是否可成為教會和而不同的起點,進而服侍社群、祝福社會,6藉此蒙福、延福及令萬民得福?7

由「佔中」到「反修例」,被訪牧者醒覺到二〇四七的重要性、政教的複雜性、範式的轉變和撕裂下的祝福。他們在壓力中仍舊持守道德感召和屬靈勇氣,並不止於提出問題,更是反省二〇四七,8從中發現要重整、拉闊、強化信仰和神學,堅持使命,培養弟兄姊妹帶著靈力服侍世人。在討論過程中,牧者探索普世教會及範式轉變的一些方向,其實是在建造神學。然而,無論我們喜歡與否,這些神學討論是不能忽略一國兩制的處境的。與西方神學不同,香港能有多少真理空間與政治溝通、有多少政治空間給真理發揮,這正是我們在二〇四七年前可合力開創的。9耶穌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五10)祝福香港教會能以信望愛走下去。

 

 

 

「反修例」與教會牧養情況研究系列(八)

本文同步刊於《時代論壇》(2019.12.13)

 


1.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於一九八二年提出,解決當年香港與領土問題,並承諾五十年不變。然而,「一九九七年主權意義上的領土復歸,並未能解決香港在後殖民地時期政治生活中浮現出來的新舊問題。這些有待回答和解決的問題,構成了一九九七年後至今、甚至直至二〇四七年之前香港管治所面臨和需要處理的主要挑戰。」(閰小駿:《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像》〔香港:三聯,2015〕,頁29。)
2. 參考耶利米書談及貪婪虛謊的先知和祭司,輕忽地醫治上帝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耶六14,八11)
3. WWJD是“What Will Jesus Do”的簡稱。過去曾成為福音派信徒很流行解決問題的方法。
4. 法蘭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的話:「常常傳道,必要時使用語言。」(Preach the Gospel at all times. When necessary, use words.)聖經中如:太五3-11;路十一28;約十三17,十四21、23、24;徒廿35;約壹二3-6,五2-3;啟一3,廿二7;詩一2,一一九60,一二八1;箴廿7等等。無論舊約或新約都充滿這簡單的要求。
5. David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1), p. 385.
6. 信徒間的撕裂很難為主作見證;相反,若持不同政見仍能和平共處、互相祝福,這見證肯定有影響力。「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十三34-35)
7. 叔紀田:《福境重尋:延福萬族的聖經基礎》(香港:大使命中心),2012。
8. 李志輝:〈預備步入深秋,建立受苦心志〉,《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9年11月15日,載於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0265&Pid=104&Version=0&Cid=2243&Charset=big5_hkscs
9. 徐濟時:《一國兩制圓宗局:福音派之處境神學與政教關係》(香港:爾時代,2018),頁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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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牧養:貼身、貼心、貼地

 

bible-1021657_1920.jpg◎採訪及整理:Miranda

本文整理自2017年9月20日舉行的「教牧力領導力發展日」下午所舉行的互動研習坊內容。由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總監陳敏斯博士主講的職場事工再對焦

我向教會推介920教牧力領導力發展日,三位牧者應邀參加;我作為教會新上任的執事又乘工作之便也參與了。下午的研習坊,我們分工參加,而我選上了由陳敏斯博士主講的職場事工。

  1. 模式轉化是職場群體的需要

陳博士以互動形式開始,邀請我們分別從教牧同工、長執及信徒三方面寫下對職場牧養的阻力及動力,發現信徒的忙碌是最大的阻力,而因職場群體佔教會人口大多數,其牧養需要又同時成為了最大的動力。這互動的發現無疑是十多位參加者一個集體投入的結果,很到地亦很重要,從中給予我們對牧養職場群體有一點啟發。堂會牧者要牧養職場群體,首先在模式上要轉化。職場群體是一個有機體,與教會一般的分齡或小組牧養是不同的。因著職場信徒的工作、進修、家庭、教會生活的忙碌,要連結這群職場的信徒是有一定的難度,所以牧者需要在模式上作轉變,不一定要設立各種職場群體的小組,反而思想如何在不加信徒返教會的時間,不加聚會的情況下,也可以牧養他們。陳博士列舉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為例,堂會將職場牧養的元素滲透在整個教會當中,如講壇信息、團契週會等,以不加信徒額外的聚會時間,不加重信徒的擔子及張力的原則下作職場牧養。

  1. 神學是職場事工的基礎

陳博士提出沒有正確的神學觀,只與信徒講聖經的要求或教導,對信徒來說,這只會令他們更加筋疲力竭,徒增張力。真正的改變不止於教導,而是信徒個人本身接受裝備,學習後與人分享經驗,深化繼而再有轉化。她以英國一間教會 (LICC)為例,這堂會訪問了另外十六間堂會,認為建立合宜的門徒觀及教會觀是全人的使徒培育。當信徒被正確的神學觀裝備起來時,堂會的神學視野 (包括願景、異象、價值觀、DNA) 就會產生,事工由信徒主導,並且能夠彼此牧養。美國紐約有一間的堂會就是這樣裝備信徒,過去25年教會人口增長了5倍,而信徒們有轉化城市的願景。

  1. 貼身地與信徒同行就是職場牧養

20年前,職場事工只會集中於職場佈道,即下文提及的其中一個向度「表達」 ,但這過於狹窄。近年,學者們對於職場牧養下了不少功夫,有四個「信仰與工作結合」 (Integration of Faith & Work) 向度,包括:倫理Ethics (如何在職場作抉擇)、表達Evangelism (傳福音)、經驗Experience (神臨在職場的經驗) 及豐富Enrichment (工作的目的與意義)。工作是困難的,是一個試煉,信徒的靈性如何在工作中培育成長,這正正是信徒能否在職場中活出信仰的關鍵。

陳博士以李適清博士提及的「職場牧養帶動範式轉移」去分享「倫理」。以往牧者對信徒作由上而下的教導;今日牧者與信徒是伙伴 (partnership)。牧者不需要解答或處理信徒所有的問題,反而與信徒同行,貼心地牧養他們。聖經中末底改與以斯帖是一個好例子。以斯帖是職場信徒,而末底改是職場牧者。末底改不會教以斯帖如何取悅皇帝、在後宮如何生存,但他與以斯帖同行,他的耳朵常常貼住以斯帖,在抉擇時給予屬靈的支持及洞見。以往事奉的觀念只在教會,但今天事奉是發生在信徒所有的生活處境。有時候,在某些階段,對信徒來說,做好份工就是事奉。以往教會著重信徒在職場中要持守聖經原則,這是非常重要,但同時令到信徒在職場中常處於捱打的狀態,今天牧者要明白信徒不是不想持守,而是實際處境的張力是困難的。牧者接納信徒在職場中跌倒,明白他們的限制,作出取捨,並與信徒一起祈求神的憐憫。

陳博士分享到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 (HKPES) 每七年進行一個關於基督徒面對職場的調查,最近一次是2017年,調查發現基督徒對工作或其價值觀 (包括選擇工作、重視工作及離開工作的條件) 與非基督徒沒有分別。這正反映信徒並沒有帶著他們所信的進到職場,更可悲是信徒不認為教會的教導與職場有關係,以致變得聖俗二分。李適清博士在堅道浸信會牧養職場群體時,特別重視營會。她從「經驗」的向度牧養信徒,以營會作為一個平台,給予空間讓信徒安靜、經驗神的臨在。有很多職場的問題是不能解決,讓信徒經驗神的同在才是最重要。

當從「豐富」的向度談到職場牧養,陳博士提及另一個調查結果,是由Vocatio Creation於2011年3-5月訪問了500位信徒,發現若一個人有清晰的召命,他對其工作的滿意度、目標、方向及身心健康皆有正面的影響。楊錫鏘醫生曾說「召命」不是一個工作崗位,而是一個素質 (quality)、負擔 (burden)。今日信徒們視工作為「搵食」,著重前途、錢途,然後改變自己切合工作,這是被動式職涯規劃,結果是愁苦、耗盡、整個人生不對勁。面對職場際遇不平,信徒似乎在聖經中找不到出路。楊醫認為創造有三重秩序,包括物質秩序 (份) 、功能秩序 (恩賜) 及道德秩序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人生的無常是這三種秩序的互動,單靠一個秩序不能解釋。今天,牧者要回歸智慧文學,從創造角度引導信徒認識他們的召命和本性,幫助信徒分辨他們為前途、錢途而工作,還是為他們的召命而工作。當信徒找到自己的召命,他就像一架火車尋回自己的軌道,結果是喜樂、越做越起勁、生命有感染力。

這研習坊給我很多的啟發及反思,最深刻的是:過往堂會對職場群體有很多要求,有時我們的關注點只落在某位肢體有否返教會、參加各樣聚會、在教會參與事奉等?但這只令他們在安息日中百上加斤。在這研習坊中,陳博士重申從職場群體的處境出發,貼身又貼心的聆聽與引導,牧養才能到位。另外,陳博士提到神學基礎的重要,這不是牧者的專利,唯有從聖經及正確的神學觀裝備職場信徒,他們才能有力的面對生命各樣的處境,從捱打的狀態扭轉過來,發揮福音的影響力。

領袖與酒瓶

wine and grapevine

林榮樹

 

當年震撼一時,由 Howard Snyder 所著的一本新書 The Problem of Wineskin (中譯《皮袋的難題》),是作者從拉丁美州宣教回到美國後,對西方教會的觀察。此書曾掀起美國教會對教會與處境的一番思想熱潮。Snyder提出在此科技時代 (Technological age),教會的結構 (Church Structure)要改變以回應時代,有如舊酒之於新瓶。他用古時以皮袋為盛酒器皿 “wineskin”,以主耶穌所說之袋裂酒失比喻教會的危機處境。

教會領袖應如何回應此時此地的處境,是一個要經常思考的問題︰是新酒舊瓶、新酒新瓶、舊酒新瓶,還是舊酒舊瓶才是最好的選擇呢?我們或可使用一個近代常用的詞彙——範式/典範 (paradigm)。不少人鼓吹範式轉移 (paradigm shift),實戰中,一個揉合新舊的選擇,即範式揉合心(paradigm merge),似是更佳之選。當然不同的處境可能有不同的選擇,讓我以三個處境例子說明。

一・聖經的宣講。早些日子不少教會採用羅賓遜 (Robinson)及其他的三點式釋經講道,但自1975年以降,由Fred Craddock開啟了新的範式與新一代的講道範式 (例:用move代替point)。雖然不少華人教會仍是採用舊瓶,但亦有傳道人試用新瓶,但郤是極度挣扎,希望能突圍而出。對以上的教會宣講處境,我會建議範式揉合而非改變轉移,因為有人聽慣了「舊酒舊瓶 」而不喜歡太大的變更 (有如國內教會對《和合本》的感覺,連和修本也未能接受,遑論採用其他版本。)添改一點還可接受,但翻天覆地的改頭換面是脫胎換骨之舉,則難以接受與實行。

二・教會的改革。追溯到早年的小組教會或近年的目標為本教會(華理克馬鞍峰),它們所要求的結構性改變對不少教會來說是變動太大,銜接不上。棄舊立新所花的功夫得不償失。若然是小改變或接受吸納一點新思維,以補現況之不足或漏洞是可為的。但若然是革命性的改變,則會製造許多的困難。設計新的形式,單是溝通、解釋、取得認同、接受、支持與推行,已佔了教會不少資源,資源常常短缺的光景下,最後仍是革命失敗,打回原形。

三・新舊的配合。一次教國內同工「教會行政管理」時,不少新一代、第二梯隊的同工都慨歎教會老人當權,他們甚至落在憤怒與無望的情緒中,揚言要待舊領導去世,教會才會有出路與希望。他們對國內教會的傳統亦感不滿,希望能拋棄舊的一套,令我有新舊難合之歎。我掌握到他們的負面感受,亦感到他們的思想存在危機,故縱逆其意,也要說一些不中聽的話。我奉勸他們不要將嬰孩連同洗澡水一併倒下坑渠去。我提到文革的失敗,甚至辛亥革命的失敗[1],能造就國內教會的,是在新舊難合中尋找揉合和融和,而不是推陳立新[2]

新「官」上場總是想推行進步性的改革,這是可敬可佩的,但敦請三思而行,什麼瓶裝什麼酒,範式轉移抑或是範式揉合較好呢?願上主給你聰明。

 

 

[1]           美國史丹福大學名史學教授Mary Wright稱1912革命為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稱之為悲劇,或許西方學者沒有我們的感情包袱,能對此有一個較中肯的評價。

[2]           小僕亦從教會學的角度寫下有關短文,〈簡論教會增長/健康學〉,見於崇基學院教牧事工部副刋第29期 ( 2014年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