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巨人

learn-2128978_1920.jpg◎呂慶雄

真正對人有正面影響力的領袖,並不只是看他/她本人有多的成就,而是他/她的跟隨者能做些甚麼。

柏祺博士(Dr. Ray Bakke)近年漸為華人熟悉(請參看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的網頁可得知他的背景歷史),跟他近距離接觸過的人,無不被他的博學與謙和吸引,對他深表敬佩。

他60年前開始事奉,40年前開始教神學,多年來專注於城市研究,足跡遍及六大洲200多個城市。柏祺博士著作並不算多,已翻譯為中文的包括:《城市人、城市心》(A Theology as Big as the City)(宣道,2001)及《都市裡的基督徒》(The Urban Christian)(中華福音神學院,1991)。這兩本都是城市宣教的必讀課本。

有別於傳統的課堂教學,柏祺博士認為城市才是最佳的神學教育場所,因為在城市,堂會與機構每日都在回應當前的需要,是最佳的事工實踐場所。他會主動邀請具潛質的教會領袖成為他的學生,像主耶穌教導門徒那樣,在走訪城市的過程中,隨時分享自己的觀點,結合教會歷史與聖經解釋,透析城市事工的現象及背後的因由。

當柏祺博士的學生領會他的洞見,又在自己身處的城市實踐時,城市事工便得以發展。而這些城市事工,包括跨種族文化的宣教運動、關懷貧窮與弱勢的整全使命,還有結連當地政、商及不同宗派教會與機構的事工網絡,帶動整個城市的更新。他的影響力是世界級的,但這影響力並不是單憑他一人之力。他雖是「明星級」的講員,卻沒有把自己的理念「倒模」般在世界各地複製,相反,他精挑細選獨特的小眾成為他的學生,透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及學習,鼓勵學生在各自的處境中發揮。結果,深遠的影響力從他的徒子徒孫在世界各地轉化不同的城市中看到。

另一個令我深深敬佩、同樣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是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領導學講師甘陵敦教授(Bobby Clinton)。我有幸在他退休前受教於他,雖然他不是我的論文指導,但能有機會向他學習,對我的研究、教學及事奉均有深遠的影響。

跟柏祺博士不同,甘陵敦教授一生只在一間神學院任教,而著作之多更是不能盡錄。他很會鼓勵學生,也會開放他研究的成果,讓學生自由地在不同文化處境中發揮。他的資源庫除了自己的著作外,還包括不少由他的門生建基於他的理論之上而寫成的著作及論文(詳The Research & Resources of Bobby Clinton網站)。甘陵敦教授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的不多,最經典的應是《領袖的養成》(The Making of a Leader)(天恩,2010),是他整套理論的藍圖所在。

不過,由於甘陵敦教授多年在富勒的世界宣教學院任教(後改名為跨文化研究學院),從富勒畢業、被差往世界不同角落的宣教士,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引用他的基督教領導學理論,因此,就像他的著作一樣,他的學說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在我有限的接觸中,已確知在六大洲的工場都有人在教授他的領導理論,只是華人教會接觸不多而較為陌生。

就長遠影響力而言,兩位都是世界級的巨人。是他們的屬靈生命素質、個人品格與學養,及用國度的視野看今日的事奉造就了他們真正的成就。要學做領袖,可能先要學這種生命素質,而不一定是甚麼技巧。

領袖的影響力

water-waves-2091856_1920.jpg◎呂慶雄

我不用影響力來定義領袖,卻可用來衡量領導成效。領導成效並不是你做了多少,而是多少人與事因為你的領導而改變,而這些改變又帶來多長遠的影響。

基督教圈子有不少名人,上一代的葛培理、斯托得都是具深遠影響力的領袖典範,他們影響了不只一代人。葛培理留下的屬靈遺產是他的著作、透過他佈道信息而改變的數以千萬計信徒。此外,他與斯托得合力推動的福音會議,直接影響當代的宣教運動。他們於1974年發起「洛桑世界宣教大會」,後由斯托得起草了「洛桑公約」,這公約至今仍是世界宣教運動的指導性文件。

而由斯托得成立的「靈風基金」(Langham Foundation),支持世界各地的神學教育,讓「主體世界」(Majority World,前稱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的教會領袖有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多年來因著靈風基金的支持,成功取得博士學位的領袖,在學成後回到自己的家鄉,繼續透過教學、研究與出版,把基督教由西方中心轉移,發展自己國家與地區本色化的神學與教會事工。未來,主體世界能更多元化地發展本土神學,斯托得的影響應記一大功。

今日,同樣有不少世界級的基督教界名人,把他們的經驗與著作輸出到不同的國家。只是,有些人無視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不允許當地同工作任何文化適應性的修訂。尤有甚者,他們無視當地教會的領袖與傳統,以「插旗」方式把自己的事工模式複製到當地。這種思維與做法,被稱為宣教界的殖民主義,又或文化自義。

現今宣教世界重視建立本地人,以本土方式表達基督教信仰,而在使徒行傳中,也不難發現保羅處處培育當地同工承接福音的棒。可惜,如今不少由當代深具影響力同工創辦的事工後繼乏人,不難發現,這類領袖的影響力大多只停留在他們在生之時。

我們如何衡量領袖的影響力?至少可從四方面來看:

第一:跟隨者表現

第二:所屬組織的影響力

第三:所在社區與或城市的認受

第四:國家甚至國際社會的迴響

有別於時下不少的想法,我沒有從個人能力來評估領袖,這是領導力的本質問題。被定義為領袖的,必須要帶領別人達到目標成效,只談個人特質與能力,對別人沒有產生深遠影響,他/她可能是英雄,卻不是領袖。回看葛培理與斯托得,在上述四方面的影響力都毫無爭議。

我不是做領導的料子!?

despaired-2261021_1920.jpg◎劉忠明
我聽過不少牧者這樣說:「我的呼召是去牧養,而不是去管理;況且我根本不喜歡開會,也不喜歡數字,那些年度計劃只是文件,去年怎樣做明年修改一下便可,不用太認真,環境常變,有時候計劃了的都不可行!所以牧養更重要,聚焦在弟兄姊妹身上更有價值,領導與管理由其他人去做吧!」
你是否認同以上說法?你真的認為自己不是領導的料子?背後有否一些誤解?傑出的領導人物確有一些過人之處,好像聖經中的摩西、尼希米、保羅和彼得等都各有特色;歷史人物如馬丁路德、華盛頓、孫中山,我們也許都難以學效,然而神只找出色的人物做領袖嗎?歷代歷世、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中也有些較平庸的領袖,他們在那個特定的時空對人對組織都有一些貢獻。

今天神呼召的人應該是可以帶動弟兄姊妹去做門徒的人!其實牧養是甚麼一回事?我相信牧養不只是關心、守望弟兄姊妹這麼簡單!而是要和弟兄姊妹同行,一同成長,一起學習做門徒,有扎實的聖經教導固然重要,但鼓勵和糾正他們的生活見證也是該做的事。要做好這些,便要有洞悉人需要的能力,要有處理人際關係的技巧,要有策略、要有計劃,要明白事情的緩急,要懂得資源分配,這便是管理,便是領導!所以牧養和領導是分不開的。

領導就是要影響別人!若你在堂會內不打算影響別人,那麼便不要做領袖好了。做牧者、長執部長以至小組組長的,都是在領導的崗位,即便是在職場或家中,我們或多或少都擔有一些領導之責,因此不是你怎樣看自己,而是祂呼召你去做甚麼!在領導崗位的,便要活出領導的樣式來,還未清楚的,便再次審視吧!

那麼我們可以這樣說:每一個人都可以是領袖,在不同的崗位上都應該發揮某些影響力,讓其他人可以跟從,只是每人的責任大小不一,因此問題是如何掌握領導力!有一點必須澄清的是,不是每個人都可成為偉大的領袖,摩西、保羅等人的思維和行為不是人人都可以學習到的。但至少我們能做的是盡忠,凡事儘量做好一點,不逃避自己的責任,這樣,必然能成為個别崗位上的好領袖!所以,你可能不是傑出領袖的材料,卻可以是一位對得起主、對得起自己和弟兄姊妹的問責領袖!有心接著便要有基本的技巧,這些都不是難以掌握的。

定目標時有所謂SMART的目標,在談領導力時,也許可借用SMART這五個英文字母。SMART代表屬靈的(Spiritual)、留心的(Mindful)、果斷的(Assertive)、有反應的(Responsive)和受教的(Teachable)。「屬靈的」就是以基督教信仰的價值觀來看人和事;「留心的」是對事奉崗位、事工和人有專注;「果斷的」是不逃避問題,願意面對和處理;而「有反應的」是對人對環境敏銳,願意作出適時的改變;最後「受教的」是願意接受教導,有學習改進的決心。

這些不單是思維和技巧,也是品格特質,不是每人每項都要精通,但相信在領導崗位的,若能小心實踐的話,總會吸引人,可以影響到别人,也該可以成為一位得人喜愛的領袖。

做個SMART領袖(一)

 

「何德.何能」的領袖

 

bad leaders.001.jpeg◎呂慶雄

當我們說「何德何能」來推卻某些贊美或崗位時,不論是真心或是找借口,都反映了我們對理想人格的標準——德行與能力兼備。近代西方領導學的研究回到了這基本的要求,好領袖就是要德行與能力兼備,若不乎合這兩個條件,就不會是好領袖。

西方對「壞領導」的獨立研究,最早應是哈佛的Barbara Kellerman。她所寫的Bad Leadership: what it is, how it happens, why it matter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4)一書,研究的進路仍是以偉人理論的做法,但卻是從相反方向探討。傳統是研究領袖的成功因素及過程,讓讀者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好領袖,但Kellerman的做法卻是研究那些領袖如何及為何失敗,再從他們的失敗故事中得出壞領導的特質,讓讀者學習如何避免自己「變壞」。

她所定義的好與壞包括能力(沒有領導效能ineffective)與品格敗壞(即不道德unethical)兩方面,具備其中一項便不是好領袖。在這定義下,大部份領袖都可被歸類為壞領袖,因為世上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Kellerman把壞領導分為七類,我這裡用上她的原則,以跟隨者的認知作出發點,分為五類。

A類是完美領袖,擁有一流的領導能力以及高尚的品格。這類領袖其實並不是人,是神,且是人心中所造的神。把領袖神化,跟隨者對他/她言聽計從,把權力交給他/她,以他/她的說話變成真理。《可蘭經》中的穆罕默德,1930年代在德國人眼中的希特拉,文革時期的毛澤東等,在某特定時空中,都是他們跟隨者眼中的完美領袖。

B類是品格高尚,但辦事能力有限的好人領袖。若沒有工作關係,你會很喜歡與這類人相處。作為下屬,又想擁有工作間的自由,這類上司也不錯。但若你想有所成為,這類好人未必可以提供足夠支持。若你想提昇機構/教會的辦事效率,不要奢望了,那不是他們那杯茶。若發生在教會處境,領導隊團在享受現有良好關係,不願改變,不願面對在轉變的社區需要,無視大使命與大誡命,都可以歸為B類。

C類是擁有卓越的辦事能力,也許表面上是一個友善的領袖,但實際上是偽君子。有時因為這類領袖擁有辦事能,手段並不重要,對準目標,在預期中達成才最重點。這類領袖與他們的跟隨者既成為既得利益者,甚至可以說是利益集團,以「需要」包裝利益,說服自己繼續做無視道德問題。

D類是無能力又無品格的領袖。即時想到的問題,這類人可以做領袖嗎?當然,因為成為壞領袖是一個過程,完全沒有能力與品格的人,若是繼承者,不論在公司層面或國家層面都有不少例子。由好領袖到成為壞領袖的例子更多。

E類是佔中間位置,能力不高,品格不太壞,即平庸。在平庸領袖的領導下,發展中規中矩,不過不失。在平順的日子還可以,但遇上危機,能否順利過度便是一大疑問。

以上分類還需作三點補充:

一,有效能的領導是需要按處境調整自己,同時也會努力追求成熟,因此,作為領袖,是不會停留在某一點而不作改變。不改變會被淘汰,不再有人跟隨。

二,若有分析工具,把領導特質量化,每格還可以細分。如在A的類別中,還可有些較貼近人性的好領袖;而D的分類中,也可以有較貼近四類中間的平凡人。絕對的好與壞在現實中並不多見。

三,為何用跟隨者的認知作出發點,而不是領袖的本質?其實不難想像,領袖需要跟隨者,就算你多有能力,品格有多高堂,沒有人知道便沒有人跟隨,沒有跟隨者便沒有影響力,這情況下其實不用討論。而按Kellerman的分析,壞領導(bad leadership)是包括處境與跟隨者的因素,而非針對領袖本人。

若你認為自己不是領袖,但你有沒有為壞領袖的出現,作出供獻?有機會再談。

好人與壞領袖

 

cemetery-2037273_1920.jpg◎呂慶雄

我不同意單用「影響力」去定義領袖——太簡單,也太闊。但是領袖必需要有影響力,而這影響力並不在於權力與崗位,而在於品格與能力。前者是透過品格影響跟隨者,後者是完成目標任務的必要元素。

好人,意指道德上的好人對跟隨者有正面的影響力,但卻不一定有領導技能。重要的是他/她能在適合的崗位,對準目標群眾,正面發揮這種道德領袖的魅力。同時也懂得避開自己的「死位」,不斷重覆暴露自己的弱點犯下「低級錯誤」,只會對消了正面的影響力。

例如,一個不懂主持會議的好人,為了尊重與聆聽不同意見,也顧及了不同意見者的感受,結果便是議而不決。又例如,在處理出現紀律問題的個案時,總是給與犯錯者機會,導致其他同事需要不斷「補鑊」,又或導至工作氣氛散漫,結果是因一人的關係而破壞了團隊。品格上是好人,但作為帶領者卻未能完成任務,也未能在過程中建立團隊,結果是好人成為了壞領袖。

做好人但不是好領袖的例子並不難找。提升不得民心但有年資的員工,結果怨聲載道。努力做好人而怯於說不,結果犧牲的是個人健康與家庭時間。不斷代表機構/教會答應外面邀請的工作機會或需要,員工工作量與壓力不斷增加。明明要趕年度計劃與報告,但忙於應付別人的「緊急」要求,最後未能在限時完成。

是否似曾相識?這些都常見於公司、機構與教會。有時,我們會聽到教會的回應:我們是做人的工作,一些個人的犧牲是在所難免的。真的在所難免?

如果明知自己的個性或習慣是這樣,是否可以考慮以團隊配搭的方式,互補不足?一隊足球隊需要有前鋒也需要守門員,以人為本(people oriented)的領袖也需要以事為本(task oriented) 的配搭,二人同心互補才能做好,又有效益。

一間公司需要異象領袖(vision leader),同時也需要大管家。教會也一樣,有好人牧師也需要高效能行政總監,驅動教會的發展。否則,再好的人,也會被接二連三的「低級錯誤」打倒。十件好事的正面影響力,可能比不上一件壞事的破壞力。

卑微中的偉大

 

DCF 1.0

DCF 1.0

呂慶雄

 

2015年十二月的《國家地理雜誌》以馬利亞為人類歷史中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作主題,內文詳述她如何影響不同民族天主教徒的生活與風俗,甚至與馬利亞相關的神蹟如何繼續影響天主教的信眾。如以影響力來定義一個領袖,馬利亞可能是當今最具影響力的領袖。

當然,更正教(Protestant)對馬利亞的詮釋有所不同,還是回到新約聖經,看看這位又卑微又偉大又有影響力的女性,影響力為何超過二千年仍歷久不衰。

馬利亞留下的榜樣,除了以上各種尊崇她的行為外,還有她的卑微。據估計,第一世紀的婚盟,約在少女初成長後便會進行。換句話說,馬利亞接到天使報喜訊時,她可能只有13歲。不論誰在任何年紀,聽到這影響你一生一世的震撼消息,不知所措是合理的反應,甚至如摩西在曠野遇上神呼召時,反抗情緒也是合情合理的。不過,馬利亞的反應卻異常的平靜,也許這就是她之所以偉大的原因之一。

最近讀到去年「全球領袖高峰會」(Global Leadership Submit)其中一位講員凱恩(Susan Cain)的著作,Quiet(中譯:《安靜:內向性格的競爭力》)。她提出一些性格較內歛的人可以成為深具影響力的領袖。

我想馬利亞就是這一類,福音書的作者時常提到馬利亞把所見所聞,縱然不明白,但「反覆思考」(路1:29、2:19)及「存在心裏」(路2:19、51)。 而她回應聖靈感孕的禱文,便反映了她心存謙卑,並會以神的大圖畫來看自己今日遭遇。她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上帝我的救主為樂;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1:46-48)

又在她對這位神的描述(路1:52-23),反映她對這位神不是無知,而是非常清楚,與耶穌對自己使命的描述(路4:18-19),又與馬利亞的相呼應--神站在貧窮人及受壓逼者的一方。安靜、順服,原來不是因為無知,更不是奴性,反而是深知自己被召所為何事。

聖誕其實是呼召的日子。馬利亞被召成為耶穌的母親,她卑微但偉大,腹中的孩子成就了人類救贖歷史,而她也由一個籍籍無名的村女,成為歷史最具影響力的女性。更不用說那山城拿撒勒與伯利恆,也一夜成名!這與神對領袖的呼召一樣,祂揀選卑微的,讓他們成就偉大奇事!

又到聖誕,與其被無窮盡的活動沖刷,以至我們變得過度節日活躍,不如停下來,回看這原是教人安靜、領命的日子。真正影響力不在於你有多少功績,而在於靜思過後,你是否行在召命的焦點,從那一點開始影響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