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人和好的領導

◎劉忠明

我們都明白耶穌在馬太福音5:9的教導,衪對門徒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但在今時今日的香港,當大家堅持不同的政見,甚或互相仇視時,我們作為信徒的,怎樣做才是和平之子?

若牧者和信徒領袖被問到信徒該如何面對這環境,這正是牧養的好機會!在太平盛世,有多少信徒願意主動尋求幫助?但除了和他們一起禱告、說些安慰的話語外,若被問到應採取甚麼立場時,如果只回答甚麼都不知道,又或教會內不談政治,那是最愚蠢的答案,信徒希望得到的是一些指引!

若對信徒說大家都有對錯,不會偏幫任何一方,採取中立便是對嗎?難道我們真的可以沒有立場?耶穌是沒有立場的嗎?當祂被問到應否納稅時、當看到聖殿被用作買賣的地方時,衪是有立場的!當彼得被囚禁,他說出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他也是有立場!在選擇吃日本菜或韓國菜時,我們可以無意見,但應否按立某傳道人做牧師,領袖就不能表示中立、沒有意見,所以面對社會事件,特別是大是大非的問題,聖經的原則便是我們的立場,當中沒有中立這回事!

例如在面對不公義的事,我們絕對要站在公義這一邊,不能說不知道,或說要考慮其他因素而接受不公義的事情。濫用暴力是不公義的行為,視而不見也是不公不義,「是就說是」便是對的原則。但在尋求社會公義時,我們也不要忘記作和平之子。使人和好是我們的任務,所以我們在譴責暴力的同時,希望所說所做的能帶來平安。

要表達聖經的立場,可有甚麼行動?「是就說是」只是針對起誓而提出的原則,不代表即使是「對」的話,在任何情況下都可直說,而是要看情況調整說話的方法和技巧!保羅也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林前10:23)那就是說每種行動都有其不足之處,要小心處理。回到被信徒詢問立場這個場景,牧者、領袖雖然不能含混其詞,但也要細察環境和對象才作回應。對自己未能掌握的問題,便不應說中立,而是要表達個人理解仍不足夠,願意和大家一同摸索探討。若直接說出某些看法是會惹怒信徒的話,便要小心表達,領袖不一定要直接說明自己的立場,可叫對方先表達,然後一齊看清問題。若估計對方能接納不同立場的,便可稍微溫和地表達,不然,則可告訴對方你和他的看法不太相同,然後慢慢找時間來看聖經的原則,那麼,一方面可保持關係,另一方面也可以做到牧養。

保羅向腓立比教會的教導,是在各種環境下將生命之道表明出來(參腓2:16),若在交談時信徒看到牧者或領導是認真地回應弟兄姊妹,也不是硬要人接受某種看法,那麼他們才會信服,牧養才到位,弟兄姊妹才可保持和諧!求聖靈保守我們有同一的盼望、同一的意念!

有段禱文這樣説:「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怨恨之中使用你的愛,在憂傷之中傳送你寬恕,在懷疑之中顯出你信實。」我們的責任是消除仇恨,讓信徒理解甚麼是神的國和義,並以聖經的原則來審視各人的行為,我們看不到人的內心,所以也不知道誰是最正確,但我們知道自己不一定對,因此在各有立場的同時,也要接納、尊重跟自己立場不同的人。抱持「寬恕但不縱容,求真但不懷疑」的心態,才能與會眾同行,而惟有這樣,才能帶給別人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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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牧養,可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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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明

以家庭為牧養焦點是否較有效,這難以預測;然而在分齡牧養之外加上家庭的視角來整合事工,應該較為完整。當然,理論和實務都是成敗的關鍵:有了理想,卻沒有好的牧養框架,便不知如何入手;實踐期間不懂克服種種問題都可能引致失敗。嘗試作出改變向來不是件易事。

在分齡之外亦要整全地結合各年齡層,這包括整合個別人士及共有的需要,及牧者希望給他們的教導。在此筆者不是已有答案,而是想跟大家一起去摸索出路。

在聖經中有不少以「家庭為中心概念」的例子,直到現在,以色列人傳統上仍是以家庭為單位。雖然大部分猶太人的宗教熱情已冷卻,但虔誠的猶太人到今天仍是藉著節期,一家人聚集時來教導信仰、回顧神所立的約。新約時代,信仰的焦點是個人,但不失家庭的背景,例如提摩太從母親和外祖母那裡傳承信仰,信徒聚集也是在家中,所以家庭為核心的信仰傳遞並不是新生事物。

在這裡並不是否定分齡的好處,而是除此之外,還有甚麼有效的牧養方法?首先可考慮的,是在分齡聚會和活動之內更新對「家庭」的教導,通常只會在伉儷團契會談到親子或婆媳關係等專題,那都是以「問題」為出發點,而不是整體家庭的教導!在青少、初職團契也少以家庭為討論的重心,極其量只會談及如何組織家庭等。其實家庭的概念較廣闊,如長輩和年輕人的互相牧養,可解決代制間的矛盾。

這一代多是獨生子女或小家庭,甚少有兄弟姊妹,而親族間生養亦不多,所以親屬也很少,「家」的感覺不強。教會卻是由不同年齡的人組成,有年長的也有年輕的「弟兄」和「姊妹」,儼然是一個家庭,若家庭牧養概念可以落實,教會便可有更多「家」的感覺。其實教會可能一直都強調想給人「家的感覺」,然而卻難成氣侯,原因可能只是強調大家是肢體,大家有愛,忽略實質一點的家觀念,可能某些「小組」教會好一點,若能推動整全的家庭牧養,希望有點分別。

此外,可以組織不同年齡合作的活動嗎?今天的青少、兒童崇拜,其實只有青少或兒童做主角,只有導師參與,其他成人在那裡?所以把握這些機會來合作策劃以及內容表達等等便可增強家庭的感覺!

現在的導師制、師徒制等也許要適度改革。不一定要年紀大的做導師,也不一定是由屬靈前輩教導後輩,門徒培育也可以是年青和成年人同行,進行生命交流,這才有家的實感。

除親子旅行外,教會很少以家庭為單位的活動。也許不是不想舉辦,而是參與的家庭有自身的困難,孩子在小學階段仍可以,但中學以後的少年人卻少有出現。想小學生、中學生、成年人、老人家一同參與「家庭」活動,相信要有點創意才可做到!

要做到家庭牧養,首要是要轉化思維;要令數代人可以有機會溝通,不再只在自己的年齡層內成長,真的實踐肢體生活,共建基督的身體!

聽其言而觀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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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美國柳溪教會(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前主任牧師海波斯(Bill Hybels)的性醜聞擾攘了一年,獨立調查終於在2019年2月完成。事件發生初期,柳溪教會的領導層一面倒支持海波斯,而當對海波斯的個人指控不斷增加,大家對教會領導層處理手法的不滿也不斷升溫。除了海波斯本人提早半年退休、退出「全球領袖高峰會」(Global Leadership Submit)外,兩位教會的繼任牧師也先後離職。最後,教會不得不撤換領導層,改由教會外具公信力的領袖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花了七個月時間完成調查。調查結果除了證明部份指控者可信外,還批評海波斯較為專權的領導風格。

本文嘗試以柳溪教會為例,從「家長式領導」來了解教會的領導文化。

我曾寫「家長式領導特質」的文章,第一是人治,第二是社群和諧。柳溪教會處理針對海波斯的投訴中,正正顯出了這兩點家長式領導的特徵。作為教會的創辦人,領導教會超過四分之一世紀,海波斯的影響力遠達百多個國家,在不少會眾心目中,他是明星級牧師。海波斯並沒有刻意隱藏自己的軟弱,更曾多次在公開場合承認在領導過程中犯過的錯誤,會眾對他的信任不斷增加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按研究跟隨者的學者分析,當跟隨者對領袖的信任不斷增加,便會成為該領袖的忠實「粉絲」,放下個人的選擇權,完全跟隨領袖的決定。就算這些「粉絲」曾對領袖有所懷疑或批評,如今都自動地美化對方的「惡行」,為他找藉口,甚至視而不見。不少時候,「粉絲」對批判他們領袖的人口誅筆伐,若在同一團體,更會要求異議者息事寧人或邊緣化對方,理由是他們破壞團體的團結合一。

不能客觀分辨是非是人治的表現,排拒異見屬社群和諧的表現,兩者在海波斯事件初期都有出現。「家長式領導」既有人治的特徵,也會因人廢言,即不管內容是否正確,只要是這人所說的都不接受。以海波斯事件為例,當指控傳出時,美國一出版社擱置出版他的新書,而多間基督教書店均把他的著作下架。在過程中,我也反思自己支持這些停止合作、書籍下架的決定時,有否因人廢言?海波斯的著作多為經驗的分享,既然他的觀點多由經驗出發,若對他個人行為操守的指控屬實,那麼他的言論是否仍有學習價值?

容我坦白承認,因人廢言並不合聖經教導。耶穌教導門徒要聽法利賽人關於律法的敎導,只是不要效法他們,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太二十三3)。對的道理要聽,不會因說的是假冒為善的人而令對的變成錯。也許,書籍下架是市場決定,海波斯退出全球領袖高峰會也是維護這事工的「市場」而作的決定。人與事似乎難以明確分開,不論在東方與西方,「家長式領導」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地會出現。

可能孔子也一早洞悉人的不可信:「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公冶長第五〉提醒他的門生要看人的行為是否與言論一致。他又明白大部份人都不能把人與事清楚地分開,於是拋下了一句:「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衛靈公二十二〉。

從正面角度看,聖經要求門徒要言行一致,能做出所宣講的信仰,活出基督的道理才是最有力的見證。作領袖的,更要成為跟隨者的榜樣,但若領袖的教導與現實有較大距離,他如何做好領袖,建立較為健康的領導文化?

雖說人與事難以分開,領導團隊卻能把人治的影響減到最低。以柳溪教會為例,海波斯事件影響雖大,但至今所見他們已是把破壞力減到很低。過去兩年跟這教會的弟兄姊妹接觸,感受到他們對神及教會的信心並沒有減少。新的領導班子正面面對問題,重新查證事件,深入了解教會管理與領導問題,然後對外公佈。在一定程度上這些都是根據海波斯過去廿多年教導而來的,由此可見,雖然他個人犯錯,但有些教導卻是值得接受的,因人廢言似乎不太合理。

基督教群體看人比事工更為重要,人治甚至「家長式領導」無可避免地會出現。管理系統、制度與監督機制固然重要,但若沒有合宜的問責文化配合,這些制度也只是徒然。我們不應「以言舉人」、「以言廢人」,而應培育跟隨者正面地彼此「聽其言而觀其行」,為的不是互相監督,而是互相鼓勵不斷學習與警惕,期望有日基督教群體能建立較健康的領導文化。

 

教會與家長式領導(六)

 

一位65歲領袖的正面榜樣

hands-600497_1920.jpg◎林榮樹

華理克牧師今年初以其65歲生日時刻,與會眾分享「與耶穌為友60年的學習」。

說來慚愧,按年齡小僕比他年紀稍長,他反而成為我與內子學習的對象。他剛65歲,在許多致命的誘惑上(money, power & sex)他都無跌倒的醜聞,他的生命是我們的好榜樣。我不是在吹捧「人」,而是藉弟兄的生命見證叫我們更愛神愛人。他生日的分享是:「若然你不是讓愛神愛人為生命目標的驅動(driven),你就很難立足於牧養,因為困難會叫牧者退卻。」我只能說Amen!

他因《標竿人生》暢銷而致富,他將多年的薪金退還給教會,不再收受薪酬。他生活簡樸,駕駛的仍是一直使用的福特車廠舊車,教會在他65歲生辰時送他一輛福特新車,這看來是很「奢侈」的生日禮物,但他受之無愧。1這深深讓我見到一個牧者不貪財,神會賜福、神會供應。這是極美的彼此相愛,真實地體會「先求神國神義」,神便將需要加給我們的明證。教會與牧者踐行主所吩咐彼此相愛的最大、最新的命令(約十三34-35),彼此慷慨相待、互不計較。2華理克牧師指出,關鍵要素是generosity, integrity, humility。這是很好的提醒!

當年我領隊到馬鞍峰教會「取經」,又曾在香港與華理克牧師相遇,之後又陸續閱讀他的著作,但見此君心胸廣闊、雄才偉略,實具領袖的風範。而他提出的PEACE p l a n實是匪夷所思的宏大救世計劃,令我汗顏。自省雖然在美多年,感染到一點大國風範,但回到香港這個小天地,我漸漸成了一個小男人。我要在65歲之年,繼續學習胸懷普世,作個斯托得牧師所稱為的global Christian(環球信徒),因主的大使命是「多帶多路」的全宇高志。

武則天是我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女皇帝(不是皇后),在65歲左右登基改朝換代,81歲時因內亂被奪去大權,她才體悟人生真理。其看破紅塵和個人野心,又何須等到80歲呢!「登陸」的同工,你還未登陸,還未抵家門,如華理克牧師到65歲才是他事奉的黃金期,他雖身染頑疾,但仍不退不休,繼續為主打拚。共勉!

 

 

注釋

1 福特(Ford)汽車是美國生產的平民汽車。

2比之於香港有大教會的大牧師 ,將會友送的新車據為己有

領袖要迎向甘苦的服侍

thorn-1842081_1920.jpg◎賴淑芬

今天的信徒都喜歡聽祝福的話語:「應許兌現」、「祝福滿溢」、「一切順利、成功」……卻甚少人講及苦難,甚至鼓勵人學習迎向苦難這功課。由於想在苦難神學上學習更多,我看了費蘭度的《迎向甘苦的服侍》,領會到:服侍主的人一定會遇到苦難,但同時會得到不能言喻的喜樂,在受苦─享樂的過程中,學用簇新的眼光去理解苦與樂。作者提醒:喜樂與痛苦可以並存,喜樂使我們有力量去背起十架,是喜樂讓受苦變得有意義。喜樂與苦難是基督教不可或缺的概念,兩者可以,亦必須並存。[1]

過去幾年,主真的在建立我的受苦恩賜,而費蘭度的教導也有助我迎向甘苦的服侍,心中更願意和期待逆境的出現。兩年前,一位牧者為我分析屬靈恩賜,說主可能要發展我的受苦恩賜,我心內明白,但仍大叫不妙。當安靜默念主受苦的生命時,我想起「聖靈親自和我們的靈一同證明我們是神的兒女。既然是兒女,就是後嗣;是神的後嗣,也和基督一同作後嗣。我們既然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榮耀」(羅八16-18,新譯本)。受苦是得榮耀的另一途徑。

基督教輔導學之父保羅.杜尼耶(Paul Tournier)在太太去世後寫了《創造性的痛苦》(Creative Suffering)這本名著,他的立論是:「痛苦與喜樂都是基督教不可或缺的。」他自小痛失家人,在書中他寫道:「……我可以真心地說,我感到十分悲哀,但我是快樂人。」[2] 華里克牧師說過,我們的經驗,無論好壞,都帶著命定。也沒有一個傷痛不是帶著目的,將來不為神所用。因此,我們要用另一個眼光來審視過去不好的經歷,例如孤立、衝突、危機和攻擊等,讓自己能在回顧中轉化,擁抱這些經驗,視之為來自上帝的化了妝的祝福。

華人的教會文化較著重做事(doing),對甚麼是生命(being)有一種陌生感。但受苦卻是主孕育我們生命的必修課,能清理我們事奉的雜質,使我們更像保羅,在任何處境都尊主為大。沒有人會選擇經歷痛苦;沒有人會喜歡回顧痛苦,但它是上帝給我們的禮物!

領袖在服侍中一定會遇上苦難,在困難、痛苦之中,會推你更走近神,經歷祂深刻的愛。事實上,最能夠經歷神的愛和信實,就是在苦難的時刻,包括在肉身、情感、人際關係等的種種軟弱。保羅說主的恩典夠他用,叫神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12:9)。服侍主的人一定會遇到困難,保羅的服侍是充滿困難的典型例子。然而,真正的領袖必定樂意「(與主)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提後2:3)。為基督的緣故忍受苦難是一項特權(羅8:17-18),因為「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4:17),[3] 這也是我經常用來鼓勵自己的經文。無論個人的感覺如何、處境如何,或者眼前的挑戰有多艱難,總相信這是服侍者的常態,持守異象,信主加力,總能跨越,最後親嘗、分享主榮耀的喜悅。以下是我一個真實的經歷。

甘苦後的神蹟

接近十年前,我與隊工到中國跟政府交流,洽談開展困境兒童的工作,特別是申請牌照的事。一行人興致勃勃的出發,卻沒想到到頭來這樣艱辛而徒勞!整個旅程是不斷地喝酒,不斷地被帶去遊山玩水,正事卻沒有一樁談得上。十多年前的內地官場文化,都叫我們很花力氣適應。把酒言歡、先建交才談公事,都是我們之前不了解的潛規矩。

最後一晚是喝酒喝得最辛苦的,回到賓館,大家都不支倒下。記得我在廁所內暈頭轉向、雙腳無力站起來(國內的是蹲廁),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廁所內用盡全身力量來呼求神,幸好沒有衣衫不整地倒下去;另外一位男同工也被酒精弄得身體每個細胞都紅燙。

這是旅程的最後一晚了,我們沒有一個是嗜酒的,大家已勉力奉陪,捱了很多回,勞力是付出了,事工發展之路彷彿遙不可及,教人失望頂透。宴會結束,我們又暈又嘔,在賓館休息了個多小時,才有力氣檢討整個旅程。有位義工表現激憤:「這樣喝酒,喝死人了!我們走!香港也有很多正事要辦!」大家頓時鴉雀無聲,心情低落到極點。

大家身體、情緒都欠佳,我惟有提議一起禱告,沒有神,我已不懂得帶領了。剛閉上眼晴,眼淚便止不住,因為想起了德蘭修女的故事。昔日她決定離開安舒的修道院,照顧街上的貧窮人時,只帶著修院的一片麵包。當她走到門外,看到衣衫襤褸的窮苦人,便把麵包送出了。不久,她餓得暈倒在街上,沒有人理會她,當她醒來,卻不當一回事,繼續在街上服侍。

上帝所要的,就要那些不愛惜自己生命的人,「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太十六25)。當時我腦中出現的這個片段,叫我突然醒悟,大聲向神呼求:「主啊,我們所受的苦又算是甚麼呢?如果這個異象是祢的心意,我們不能放棄!」當我發出矢志不移的呼求後,在場各人都承接著,逐一起來宣告,又高聲讚美主,這是發生在賓館裡一場最敬虔的敬拜。禱告中,主安慰我們說:「天上的批文(牌照)我已為你們預備了。」即是說,我們不要只看眼前的絕路,此刻申請牌照是無比困難,但抓住祂的應許,事便可以成了!果然,主後來給了我們牌照,而且不是一個,是先後三個!

當領袖願意迎向甘苦的服侍,無論困難多大,都擺上代價來順服,上帝會以更大的神蹟來激勵我們!

 

[1] 費蘭度:《迎向甘苦的服侍》,陳俊莉譯(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13年),頁28、29。

[2] Paul Tournier, Creative Suffering (London: SCM Press, 1982), 60.

[3] 麥約翰:《領導真正領袖的二十六項特質》(香港:方舟機構有限公司,2006年),頁137。

兩位巨人

learn-2128978_1920.jpg◎呂慶雄

真正對人有正面影響力的領袖,並不只是看他/她本人有多的成就,而是他/她的跟隨者能做些甚麼。

柏祺博士(Dr. Ray Bakke)近年漸為華人熟悉(請參看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的網頁可得知他的背景歷史),跟他近距離接觸過的人,無不被他的博學與謙和吸引,對他深表敬佩。

他60年前開始事奉,40年前開始教神學,多年來專注於城市研究,足跡遍及六大洲200多個城市。柏祺博士著作並不算多,已翻譯為中文的包括:《城市人、城市心》(A Theology as Big as the City)(宣道,2001)及《都市裡的基督徒》(The Urban Christian)(中華福音神學院,1991)。這兩本都是城市宣教的必讀課本。

有別於傳統的課堂教學,柏祺博士認為城市才是最佳的神學教育場所,因為在城市,堂會與機構每日都在回應當前的需要,是最佳的事工實踐場所。他會主動邀請具潛質的教會領袖成為他的學生,像主耶穌教導門徒那樣,在走訪城市的過程中,隨時分享自己的觀點,結合教會歷史與聖經解釋,透析城市事工的現象及背後的因由。

當柏祺博士的學生領會他的洞見,又在自己身處的城市實踐時,城市事工便得以發展。而這些城市事工,包括跨種族文化的宣教運動、關懷貧窮與弱勢的整全使命,還有結連當地政、商及不同宗派教會與機構的事工網絡,帶動整個城市的更新。他的影響力是世界級的,但這影響力並不是單憑他一人之力。他雖是「明星級」的講員,卻沒有把自己的理念「倒模」般在世界各地複製,相反,他精挑細選獨特的小眾成為他的學生,透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及學習,鼓勵學生在各自的處境中發揮。結果,深遠的影響力從他的徒子徒孫在世界各地轉化不同的城市中看到。

另一個令我深深敬佩、同樣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是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領導學講師甘陵敦教授(Bobby Clinton)。我有幸在他退休前受教於他,雖然他不是我的論文指導,但能有機會向他學習,對我的研究、教學及事奉均有深遠的影響。

跟柏祺博士不同,甘陵敦教授一生只在一間神學院任教,而著作之多更是不能盡錄。他很會鼓勵學生,也會開放他研究的成果,讓學生自由地在不同文化處境中發揮。他的資源庫除了自己的著作外,還包括不少由他的門生建基於他的理論之上而寫成的著作及論文(詳The Research & Resources of Bobby Clinton網站)。甘陵敦教授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的不多,最經典的應是《領袖的養成》(The Making of a Leader)(天恩,2010),是他整套理論的藍圖所在。

不過,由於甘陵敦教授多年在富勒的世界宣教學院任教(後改名為跨文化研究學院),從富勒畢業、被差往世界不同角落的宣教士,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引用他的基督教領導學理論,因此,就像他的著作一樣,他的學說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在我有限的接觸中,已確知在六大洲的工場都有人在教授他的領導理論,只是華人教會接觸不多而較為陌生。

就長遠影響力而言,兩位都是世界級的巨人。是他們的屬靈生命素質、個人品格與學養,及用國度的視野看今日的事奉造就了他們真正的成就。要學做領袖,可能先要學這種生命素質,而不一定是甚麼技巧。

領導出了問題,怎辦?

 

question-mark-2901648_1920.png◎劉忠明

教會會出亂子,領袖也不是聖人,所以教會中人有問題並不叫人意外。關鍵是如何處理,甚至回到最基本,該怎樣預防。

教會發生的問題,當然有程度和性質上的差異。個人犯的錯誤,可以關乎錢財、道德、決策錯誤等;有些牽涉法律,有些只是處事不太明智。這些錯誤也可能是集體犯的,如串謀欺騙、隠瞞事實等。

在此也要弄清楚幾件事情,錯誤不一定是犯罪,也不一定是犯法。例如執事會討論採購時,某人忘記了申報利益,這是錯誤,卻未必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除非是故意隱瞞欺騙,令教會有損失,那麼便是犯法,在信仰上亦犯了欺哄的罪。又例如在招聘或解僱員工的過程中,有違反平等機會及勞工法例之嫌,這是錯誤和犯了法,卻不一定是不公不義甚或犯罪。無論如何,教會領導層要承擔錯誤決策的責任!

家醜不可外揚的心態在上一代人中根深蒂固,所以若發生了甚麼事情,都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手法來處理。這種處事方法有可取之處,卻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這樣處理。舉例說,若一位弟兄在團契活動中斂財,用了數十元公款來買一些物品,留下了部分自用,不論是故意還是無心之失,大概都可用愛心挽回這原則,警告及勸誡這人。但若是牧師、傳道或長執犯了此等錯誤,因著他們是領袖,也許要用不同方法處理。若銀碼不大,教會可依既定政策來執行紀律,但同樣要以挽回的心態來處理。假若銀碼巨大,又或有弟兄姊妹受到傷害,則由執法機關來處理可能更為妥當。無論如何,若是觸犯了法律,教會不能不考慮將事情交由執法機關處理,至於教會內部如何處理,則是另一回事。

那麼,界線在哪裡劃分呢?相信這不容易訂下來,不能說過了多少數額便報警等等。保羅雖然提醒哥林多教會不要在不義的人面前訴訟,但他是指隨意欺壓別人的控訴,不一定是關乎公義和道德的事情,他也沒有否定法律程序,否則也不會上訴到羅馬。所以教會或弟兄姊妹永遠有依循法律途徑去爭取公平判決的權利,問題是甚麼是恰當的時候和必要的手段。有權利不一定要行使,有時候以愛心來挽回有悔意的弟兄也許比控告弟兄更為公義。

今天教會出現甚麼問題?其中一樣是不願面對事實,找藉口來替領袖或犯錯的人開脫責任,結果令受害者更痛苦、公義不能伸張,這可能比原先的錯誤更不公義。而在過程中,被指控的和受害的一定各有人支持,有些是明白事理的,有些則只是感情上的支援,若領袖未能有智慧地處理這種分歧,只是吩咐大家不要討論,以愛心包容等等,對解決問題毫無幫助。

所以當教會真的發生問題,特別是領袖犯了錯誤,教會便要無懼地面對,於合乎法理情下積極處理,不能避而不談,也不能單單報警了事。教會有責任維持正義,亦有使命去使人離開罪惡,回到神的愛中,總不能礙於面子而不去深究,草草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