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跑教練與生命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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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用馬拉松來比喻人生旅途並不是甚麼新鮮事。由不能跑,到逐公里突破自己,是個不輕鬆的旅程。每次完成指定目標,信心增加了,又想挑戰下一關。人生的旅程也一樣,難關難過關關過,不論是人際關係、自我成長、信仰歷程、職場生涯等等,過了一關,成長了,又要準備迎戰下一關。過程中,若有前輩提點,甚至有教練同行,可減少走冤枉路與受傷的機會,增加追求更高成就的機會。

今年三月完成了耶路撒冷馬拉松,那是「證主」主辦聖地團40年來的第一次。我構思這聖地團主題,是想透過具體生活場景,思想主耶穌成為肉身與我們的關係。我也湊熱鬧參加了十公里賽事,意想不到的是,在過程中我也體會到「陪跑教練」的幫助與啟發。

多年前我跑過渣馬十公里賽,當年有點雄心想繼續跑,但因膝蓋有微傷而被勸喻以游泳代替跑步。這次適逢其會,不但有跑全馬經驗的好友同行,出發前又得他們適時的指導;另在好友兼「陪跑教練」吳楊成醫生的指導下,我的跑姿改善了、速度與呼吸調整了,在比賽上落斜路的步幅合宜,結果除了膝蓋不再痛外,更輕鬆地完成十公里賽事。

吳醫生說:「現在,所追求的反而是意義。我認為真正的意義在於建立他人,幫助他們成功 。這也是為什麼我自己在教會小組裏推動這一個活動,推動他們去達成他們的理想和目標。不是為自己,就是讓他們成長,讓他們成功, 甚至成就比自己更加出色。

作為領袖,我們的角色就是將我們所經歷過的 經驗心得 和他們分享,同時也在他們 真正的旅途上與他們同行 。雖然路還是要自己跑的,但當知道有人同行的時候,他們就不再擔心了。」

透過他,我再次看到助人成功的具體模式。陪跑就是按著學員的情況一起跑:他快了要拖慢,出錯時要提醒,且要觀察對方的肢體動作,找出適合對方的訓練計劃與進度標準;最重要的是適時給予具體的鼓勵。因教練有親身體驗,明白最難過的關口在哪裡,所提的意見與鼓勵不是憑空想出來的,而是過關的要訣。陪跑教練的目的就是要助人成功,而不是追求自己的成功。

生命師傅就是助人成長、助人成功的陪跑教練,兩者至少有以下四個共通點:

1. 具體的工作與生活智慧:生命師傅的人生智慧是學員所仰慕的,而這些智慧是經年累月留下來的成長本能,師傅有了個人故事,學員才會甘心跟隨學習。

2. 用心觀察學員的進度:不論在事業上、生命素質上出現偏差時,便要指出關鍵問題,並建議可行的改善方法。當然,學員也要甘心順服學習,努力嘗試才能有所獲益。

3. 貼心同行:每個人所走的路有不同,但總有些相似的經驗可作參考。在跑道上要戰勝的是自己的意志,能堅持便有機會完成。生命師傅雖不能代替學員去撰寫他們的人生故事,但同行者的說話與眼神,甚至適時扶一把,都是學員最有力的扶助。

4. 慶祝共享:在終點有人與你慶祝、為你高興,甚至分享成果,是每位參賽者最大的鼓勵。拿了獎牌卻沒有人知、沒有人分享這刻的喜悅,這挫敗感可能比不能完成賽事更大。生命師傅就是那位與學員一起慶祝的人,更藉此鼓勵學員成為別人的生命師傅,以個人的經驗引導更多人,少走冤枉路。

是次經驗最讓我感動的,是吳醫生跑完半馬後見到我起跑不久,便追了六公里來找我,陪我跑後一段。最後一段的上落斜路原來是最辛苦的,未跑過不知這路有多長,跑過的便帶來盼望,具體知道要「捱」多久才到終點。事實上,未到最後三百米是看不到終點的,他的提醒讓我輕鬆到達終點。

但願更多人在人生的旅途上可以輕鬆地到達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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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其言而觀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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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美國柳溪教會(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前主任牧師海波斯(Bill Hybels)的性醜聞擾攘了一年,獨立調查終於在2019年2月完成。事件發生初期,柳溪教會的領導層一面倒支持海波斯,而當對海波斯的個人指控不斷增加,大家對教會領導層處理手法的不滿也不斷升溫。除了海波斯本人提早半年退休、退出「全球領袖高峰會」(Global Leadership Submit)外,兩位教會的繼任牧師也先後離職。最後,教會不得不撤換領導層,改由教會外具公信力的領袖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花了七個月時間完成調查。調查結果除了證明部份指控者可信外,還批評海波斯較為專權的領導風格。

本文嘗試以柳溪教會為例,從「家長式領導」來了解教會的領導文化。

我曾寫「家長式領導特質」的文章,第一是人治,第二是社群和諧。柳溪教會處理針對海波斯的投訴中,正正顯出了這兩點家長式領導的特徵。作為教會的創辦人,領導教會超過四分之一世紀,海波斯的影響力遠達百多個國家,在不少會眾心目中,他是明星級牧師。海波斯並沒有刻意隱藏自己的軟弱,更曾多次在公開場合承認在領導過程中犯過的錯誤,會眾對他的信任不斷增加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按研究跟隨者的學者分析,當跟隨者對領袖的信任不斷增加,便會成為該領袖的忠實「粉絲」,放下個人的選擇權,完全跟隨領袖的決定。就算這些「粉絲」曾對領袖有所懷疑或批評,如今都自動地美化對方的「惡行」,為他找藉口,甚至視而不見。不少時候,「粉絲」對批判他們領袖的人口誅筆伐,若在同一團體,更會要求異議者息事寧人或邊緣化對方,理由是他們破壞團體的團結合一。

不能客觀分辨是非是人治的表現,排拒異見屬社群和諧的表現,兩者在海波斯事件初期都有出現。「家長式領導」既有人治的特徵,也會因人廢言,即不管內容是否正確,只要是這人所說的都不接受。以海波斯事件為例,當指控傳出時,美國一出版社擱置出版他的新書,而多間基督教書店均把他的著作下架。在過程中,我也反思自己支持這些停止合作、書籍下架的決定時,有否因人廢言?海波斯的著作多為經驗的分享,既然他的觀點多由經驗出發,若對他個人行為操守的指控屬實,那麼他的言論是否仍有學習價值?

容我坦白承認,因人廢言並不合聖經教導。耶穌教導門徒要聽法利賽人關於律法的敎導,只是不要效法他們,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太二十三3)。對的道理要聽,不會因說的是假冒為善的人而令對的變成錯。也許,書籍下架是市場決定,海波斯退出全球領袖高峰會也是維護這事工的「市場」而作的決定。人與事似乎難以明確分開,不論在東方與西方,「家長式領導」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地會出現。

可能孔子也一早洞悉人的不可信:「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公冶長第五〉提醒他的門生要看人的行為是否與言論一致。他又明白大部份人都不能把人與事清楚地分開,於是拋下了一句:「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衛靈公二十二〉。

從正面角度看,聖經要求門徒要言行一致,能做出所宣講的信仰,活出基督的道理才是最有力的見證。作領袖的,更要成為跟隨者的榜樣,但若領袖的教導與現實有較大距離,他如何做好領袖,建立較為健康的領導文化?

雖說人與事難以分開,領導團隊卻能把人治的影響減到最低。以柳溪教會為例,海波斯事件影響雖大,但至今所見他們已是把破壞力減到很低。過去兩年跟這教會的弟兄姊妹接觸,感受到他們對神及教會的信心並沒有減少。新的領導班子正面面對問題,重新查證事件,深入了解教會管理與領導問題,然後對外公佈。在一定程度上這些都是根據海波斯過去廿多年教導而來的,由此可見,雖然他個人犯錯,但有些教導卻是值得接受的,因人廢言似乎不太合理。

基督教群體看人比事工更為重要,人治甚至「家長式領導」無可避免地會出現。管理系統、制度與監督機制固然重要,但若沒有合宜的問責文化配合,這些制度也只是徒然。我們不應「以言舉人」、「以言廢人」,而應培育跟隨者正面地彼此「聽其言而觀其行」,為的不是互相監督,而是互相鼓勵不斷學習與警惕,期望有日基督教群體能建立較健康的領導文化。

 

教會與家長式領導(六)

 

改變社會的門徒?

one-against-all-1744083_1920.jpg◎呂慶雄

踏入2019年,單在一月份已有機會在不同神學院教授與領袖及門訓相關的課程,其中有兩個基礎性問題經常出現:

1. 門徒訓練的目的是甚麼?

2. 靈命培育的目標是甚麼?

簡單又概括的回答:明白救恩,活出使命,以及促進與神的關係,活出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

成為屬靈領袖,第一是要屬靈,領導技巧第二。而要成為屬靈人便要回到門徒訓練與靈命培育這課題,當然,也可把二者歸為同一類來處理。有能力的可能只是有效能的領袖,但若沒有神的靈在其中,成為壞領袖的機會相對地高。而屬靈人可以是一個智者,與神關係密切的人,但若沒有合宜的領導技能訓練,在帶領上出現問題機會相對較高,也有機會成為壞領袖。

今日的領導問題,是把二者分割。屬靈領袖的培育,由門訓與靈命開始,但卻不能止於此。但另一邊廂,一面倒傾向只追求領導與管理技巧,又或視那些在職場有領導經驗的人來帶領教會,忽略了靈命與品格優先的考慮。教會可能只是一間機構,而不是屬靈的有機體。

領䄂的視野需要更新,對領導能力的培育再不能以屬靈屬世來分割,認為屬靈領袖只需學習聖經,其他都是較次要的屬世知識。我們需要由內而外的領導,是憑藉心靈改變帶來價值觀的轉化,從而改變一個人的管理與領導視野。由內而外是一個成長過程,這成長路並不是單程路只有單一方向,反之,是公路網絡的形式,有眾多分支路線與出口。有人如願以償,一條大道達成目標成為討神喜悅的領袖。有人走的可能是迂回小徑,克勝挫敗才到終站。也有人中途脫隊,在領導崗位上跌到從此離開。

如果我們對領袖未能帶領我們改變社會,除了抱怨外,我們何不用心由門訓開始,由內在生命開始建立新一代領袖?今日我們面對家庭、教會及社會問題,感到無奈、氣餒,正常不過。我們追求組織制度的改革是對的,但卻不夠,真正持久的改變,必須由人心開始。

非洲國家盧旺達如何從90年代的種族大屠殺中重建?不是制度,是而人心。大屠殺發生前基督宗教信仰者比例已不少,可惜的是持開山刀者也包括基督教徒,他們把圖西族人一個一個殺掉。大屠殺發生後,教會反思到底他們有甚麼問題?後來的改變,不是整個國家歸信耶穌,而是認真信耶穌。不只是跟隨表面的宗教儀節,而是認真追求屬靈生命素質長進,以神國的真理融入生活,從而帶來行為及社會風氣的改變。

從這角度看,社會風氣的改變,信徒群體不單有責任,還有能力。借用中國內地過去一些對基督教有好感的宗教幹部說話:社會上多一個基督徒就少一個罪犯,多一個人進教會便少一個人進監獄。當然,基督徒用福音改變社會,並不止於單純的道德行為,還有社會公義的層面。

然而,面對社會的改變,若我們只追求制度的改變而忽略人心的轉化,再好的制度也會被個人權力與私慾侵蝕,進而利用制度達成個人目的。不論教會組織,或是社會制度,民主成份越高當然越好,但若只講制度不談人心,腐敗是必然的。

要改變社會,先回到內在生命的建立,即由改變門訓開始。

 

 

 

 

 

你作斷判的標準反映你的價值觀,繼而影響你的行事為人與領導力。由價值觀到領導力,這是由內而外的領導(Leadership from Inside-Out)。

領導思維系列(三)

打破「定格」思維的時間觀

frog-1247177_1920.jpg◎呂慶雄

領袖的視野需要一個不一樣的時間觀。你慣常會如何看時間?若簡單地用「過去」、「現在」與「未來」區分,你會經常想起哪個時段?多是回味過去,想像未來,還是活在當下?回望過去是為了逃避現實?想像未來是因積極樂觀?面對今天只有無奈,還是努力為未來打好根基?

辨認自己的成長歷程會讓你更明白神在過去怎樣塑造今天的你。回憶過去,可以是回味、數算恩典,同時也是檢視自己到底擁有甚麼。今日你擁有的領導特質與風格並不是一夜突變而成的,可能在你出生時神已埋下種籽,時機到了便發芽生長。尋找個人成長的軌跡,同時可以是尋找神早已預備的召命。

而領袖能否「完善」(Finishing Well),避免中途跌倒或一跌不起,其中一個重要關鍵是以不一樣的時間觀來看今日發生的事。若現正身處「成功」階段,認為此刻的我便是人生贏家,此刻的經驗可以流傳萬世仍然有效、都會成功,如此思考,不能持續成功的機會便大增。因為人生不同階段都有或大或小的成敗經驗,這些經驗是你走下一里路前需要學習的「功課」,若認為此刻便是最高峰,把目前時間「定格」,能意識到下一個高峰的可能性亦相應減低。

身處低谷的情況也一樣,一般人面對逆境無力前行,多是把當前處境「定格」,認為自己從此只會如此這般地活下去。人生的無奈並不是因為低谷,而是把短暫的低谷視為永恆或終局,把要學的功課視為無意義的苦難。

作領袖的需要有較高的反思與整合能力,才能跳出「定格」。就算「定格」是自然發生的,若令我們停留在過去或現有的經驗,這「定格」很大可能成為阻礙我們前進的牢籠。

所羅門王透過政治婚姻達致四境昇平,以為這就是成功的方式而忘記那是耶和華的蔭庇。政治婚姻成為他的「定格」,結果是引入外邦的神。

先知以利亞停留在巴力一戰的成功,忘了曾遇上的俄巴底如何收藏了100位耶和華的先知,他以為只有自己孤身作戰;也忘記了連饑荒之時,神也能透過烏雅與寡婦供應他所需,結果他竟然求死。

使徒保羅沒有「定格」在迦瑪列門下,或是為猶太公會迫害基督徒的「風光」歲月中,反而願意接受自己親手迫害的基督,還為向外邦人傳福音這使命甘願被打、被囚、被出賣。

近年多次來港的巴勒斯坦人牧師亞歷斯阿瓦德,沒有「定格」在不公的待遇、家族被以色列軍隊傷害的慘痛過去中,他分享的都是復和的信息。其實,不少災難的倖存者也有類似的經歷,換個角度看神的時間表,讓過去的經歷成為領導與影響力的資源。

「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恆安放在世人心裏;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透。」(傳三11,和修本)

過去正面或負面的經驗總會留下痕跡,神會按著被造之物最佳的時間,讓這些經歷轉化成為生命資源,豐富我們的領導力。能否走出「定格」,視乎我們能否洞悉當下的真實經驗與感受,成為我們要學的功課及何時會被轉化為帶領的能力。

就如主耶穌預言彼得會三次否認祂,是要告訴彼得要回頭堅固他的弟兄。多年後,彼得也學會把這出賣主的負面經歷,化成從軟弱中重新站立的功課,繼而轉化成面對逆境的能力。

人不能測透上主的心意,只有憑著聖言、過去的經驗及神直接的啟示才能明白。而我們只有不斷從生活中反思,才能培育不一樣的時間觀,從神的眼光看過去、現在與未來。

你作斷判的標準反映你的價值觀,繼而影響你的行事為人與領導力。由價值觀到領導力,這是由內而外的領導(Leadership from Inside-Out)。

領導思維系列(二)

創意與領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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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慶雄

創意對發展中的城市、工商業和政府都非常重要,具備創造力的人才,能突破現有的框框,帶領工商業、政府進入新里程。

培養創意可從生活中開始,包括從生活中多觀察、多反思、從多角度看同一件事,從而得出更多不同新觀點。正向思維也是重要的,只有批評及悲觀的論調,世界是不會有進步的希望的。當看到的是機會而不是限制,人會為著這些機會多作嘗試,新人新事便由此而來。另外,大膽想像也是創意的來源之一,有人說:想像力比知識重要,因為知識有限,而想像的世界可以無邊無際。有誰想到數十年前科幻小說內的機械人,今日會真的出現在現實世界,且會跟人對話?

想像與實踐
不過,想像與現實脫軌只會是空談。有想像力的人,一日可以有千百個新主意,但要透過討論、多作實驗,才能篩選出幾個可實踐的主意。

由想像到做到,可能是很漫長的過程,但只要有好奇心、問對問題,終會闖出新路。表面上看來彷似很矛盾,既要有想像與創意,但又要可實踐;這也許是領導與藝術創作的分別。因為帶領機構發展要兼顧的事情較多,缺乏執行力,跟隨者也不會投放心力與你一起拚。

帶領者能勇於嘗試,是機構甚至教會能發展出不一樣路向的原因,此外經驗是重要的一環。我們固然不可停留在成功的經驗,那只會阻礙創新,要同時反思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才有機會整合出一些切合現實的可能出路。

不少發明是把一些生活常見的事物連繫一起。最近就在網上看到有人把滑梯與樓梯結合,成為鍛練肌肉的設施。跑上樓梯是很好的鍛練,但落樓梯卻有損膝蓋,於是有人想到把滑梯拼在樓梯旁,便可以無損膝蓋去鍛練肌肉。這發明是具創意的,是否有市場則作別論。事實上,類似的創意表達在市場上到處可見,但在教會呢?

教會又如何?

創意培育在教育界、工商界也有不少討論,只是教會卻鮮有注重。當我們宣稱神是創造主,創意是神的形象之一,理論上我們應可大膽作出新的嘗試。可惜也許因為我們太形而上、太多包袱、太多理論、太多理所當然而不敢嘗試。有時不要說「自創」,就連由別人創新並已實驗的事工,我們也不敢踏出第一步嘗試。華人教會面對創新,第一個反應多是置之不理,事不關己。若有人推薦考慮便先看其不足之處,又以「傳統」的眼鏡來審視其「正統性」。

若涉及教義,我們當然不能妥協,但在事工形式、表達手法方面,是否可以鬆一鬆手?禮儀教會的禮儀程序需有框架,但也可以很創新,日本就有信義宗教會的牧者,穿著禮袍、留長頭髮彈唱改編較為搖滾的詩歌。在旅遊網站又有介紹一黑人教會的音樂,每周末引來一車又一車的遊客前來參觀,教會可以視遊客為騷擾而拒諸門外,但這教會卻視為機會,把敬拜做得更專業,實行每周佈道。

創新可以由接納新思維、新人新事開始。領導其實好需要創意。

 

你作斷判的標準反映你的價值觀,繼而影響你的行事為人與領導力。由價值觀到領導力,這是由內而外的領導(Leadership from Inside-Out)。

領導思維系列(一)

兩位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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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對人有正面影響力的領袖,並不只是看他/她本人有多的成就,而是他/她的跟隨者能做些甚麼。

柏祺博士(Dr. Ray Bakke)近年漸為華人熟悉(請參看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的網頁可得知他的背景歷史),跟他近距離接觸過的人,無不被他的博學與謙和吸引,對他深表敬佩。

他60年前開始事奉,40年前開始教神學,多年來專注於城市研究,足跡遍及六大洲200多個城市。柏祺博士著作並不算多,已翻譯為中文的包括:《城市人、城市心》(A Theology as Big as the City)(宣道,2001)及《都市裡的基督徒》(The Urban Christian)(中華福音神學院,1991)。這兩本都是城市宣教的必讀課本。

有別於傳統的課堂教學,柏祺博士認為城市才是最佳的神學教育場所,因為在城市,堂會與機構每日都在回應當前的需要,是最佳的事工實踐場所。他會主動邀請具潛質的教會領袖成為他的學生,像主耶穌教導門徒那樣,在走訪城市的過程中,隨時分享自己的觀點,結合教會歷史與聖經解釋,透析城市事工的現象及背後的因由。

當柏祺博士的學生領會他的洞見,又在自己身處的城市實踐時,城市事工便得以發展。而這些城市事工,包括跨種族文化的宣教運動、關懷貧窮與弱勢的整全使命,還有結連當地政、商及不同宗派教會與機構的事工網絡,帶動整個城市的更新。他的影響力是世界級的,但這影響力並不是單憑他一人之力。他雖是「明星級」的講員,卻沒有把自己的理念「倒模」般在世界各地複製,相反,他精挑細選獨特的小眾成為他的學生,透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及學習,鼓勵學生在各自的處境中發揮。結果,深遠的影響力從他的徒子徒孫在世界各地轉化不同的城市中看到。

另一個令我深深敬佩、同樣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是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領導學講師甘陵敦教授(Bobby Clinton)。我有幸在他退休前受教於他,雖然他不是我的論文指導,但能有機會向他學習,對我的研究、教學及事奉均有深遠的影響。

跟柏祺博士不同,甘陵敦教授一生只在一間神學院任教,而著作之多更是不能盡錄。他很會鼓勵學生,也會開放他研究的成果,讓學生自由地在不同文化處境中發揮。他的資源庫除了自己的著作外,還包括不少由他的門生建基於他的理論之上而寫成的著作及論文(詳The Research & Resources of Bobby Clinton網站)。甘陵敦教授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的不多,最經典的應是《領袖的養成》(The Making of a Leader)(天恩,2010),是他整套理論的藍圖所在。

不過,由於甘陵敦教授多年在富勒的世界宣教學院任教(後改名為跨文化研究學院),從富勒畢業、被差往世界不同角落的宣教士,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引用他的基督教領導學理論,因此,就像他的著作一樣,他的學說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在我有限的接觸中,已確知在六大洲的工場都有人在教授他的領導理論,只是華人教會接觸不多而較為陌生。

就長遠影響力而言,兩位都是世界級的巨人。是他們的屬靈生命素質、個人品格與學養,及用國度的視野看今日的事奉造就了他們真正的成就。要學做領袖,可能先要學這種生命素質,而不一定是甚麼技巧。

領袖的影響力

water-waves-2091856_1920.jpg◎呂慶雄

我不用影響力來定義領袖,卻可用來衡量領導成效。領導成效並不是你做了多少,而是多少人與事因為你的領導而改變,而這些改變又帶來多長遠的影響。

基督教圈子有不少名人,上一代的葛培理、斯托得都是具深遠影響力的領袖典範,他們影響了不只一代人。葛培理留下的屬靈遺產是他的著作、透過他佈道信息而改變的數以千萬計信徒。此外,他與斯托得合力推動的福音會議,直接影響當代的宣教運動。他們於1974年發起「洛桑世界宣教大會」,後由斯托得起草了「洛桑公約」,這公約至今仍是世界宣教運動的指導性文件。

而由斯托得成立的「靈風基金」(Langham Foundation),支持世界各地的神學教育,讓「主體世界」(Majority World,前稱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的教會領袖有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多年來因著靈風基金的支持,成功取得博士學位的領袖,在學成後回到自己的家鄉,繼續透過教學、研究與出版,把基督教由西方中心轉移,發展自己國家與地區本色化的神學與教會事工。未來,主體世界能更多元化地發展本土神學,斯托得的影響應記一大功。

今日,同樣有不少世界級的基督教界名人,把他們的經驗與著作輸出到不同的國家。只是,有些人無視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不允許當地同工作任何文化適應性的修訂。尤有甚者,他們無視當地教會的領袖與傳統,以「插旗」方式把自己的事工模式複製到當地。這種思維與做法,被稱為宣教界的殖民主義,又或文化自義。

現今宣教世界重視建立本地人,以本土方式表達基督教信仰,而在使徒行傳中,也不難發現保羅處處培育當地同工承接福音的棒。可惜,如今不少由當代深具影響力同工創辦的事工後繼乏人,不難發現,這類領袖的影響力大多只停留在他們在生之時。

我們如何衡量領袖的影響力?至少可從四方面來看:

第一:跟隨者表現

第二:所屬組織的影響力

第三:所在社區與或城市的認受

第四:國家甚至國際社會的迴響

有別於時下不少的想法,我沒有從個人能力來評估領袖,這是領導力的本質問題。被定義為領袖的,必須要帶領別人達到目標成效,只談個人特質與能力,對別人沒有產生深遠影響,他/她可能是英雄,卻不是領袖。回看葛培理與斯托得,在上述四方面的影響力都毫無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