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教會的成長動力

Image by Gerd Altmann from Pixabay

◎呂慶雄

在自由開放的社會,基督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影響力會否持續下降?相反,小型信徒群體的影響力,是否會在不同領域大幅提升?甚至在一些小區域帶動文化更新?筆者目睹基督教在西方的影響力日漸衰退,而香港似乎有「未老先衰」的趨向,對公共領域的影響力也逐漸下降,因而提出以上疑問。

教會正萎縮的現象

過去半世紀,基督教不斷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衝擊。其中,否定絕對真理和普遍價值,直接衝擊著基督教的核心教義理念。沒有人或組織擁有真理的詮釋權,因此世上沒有真理,更沒有作為真理代言的大台,世上只有相對及主觀的真相。曾自豪地表示,以基督信仰精神立國的地區,基督教也需要從公共領域中退去。去基督教化除了在政府部門、教育體系,甚至教會興辦的服務,也不能自由祈禱和傳福音。隨著絕對真理被否定,基督教堅持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等價值所確立的社會制度,也不斷被衝擊。

教會的發展情況也差不多。歐美的信徒人數減少,教會關門、出售或改建成博物館等。教會在公共領域受重視的程度大不如前。多項研究均顯示,在西方,基督徒人數持續減少1,就算曾經是亞洲第一大宣教士輸出國的南韓,也因教會醜聞與疫情,不管是否信徒,對教會的信任度都正在減少。2

香港的情況更不用多說。從教會更新運動發表2019年教會普查的報告,可知道聚會人數持續遞減,與西方情況類似3。教會是否正在萎縮?若只看數字,答案是明確的,不過,數字只是其中一種指標,信徒群體的影響力,也是另一種重要的衡量標準。

廿一世紀教會發展的可能趨勢

作為社會組織,受到的約制正在增加,如果不調整發展策略和方向,將無力應對環境變化;最後的目標,可能只是維持現狀,而不是發展。不過,我們看到過去二十年,探討教會作為使命群體,却有不少發展。簡單來說可以用「小、散、多」三個字來形容。

規模小、組織散、種類多

上世紀已提出「無牆教會」的概念,期望能回應傳統教會太內聚而忽略使命實踐、太著重活動而忽略屬靈關係,以及決策由上而下,而沒有聆聽年輕人及異議聲音等問題。到了今天,更多的討論是關於教會朝向小教會,甚至微教會方向發展。即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規模會縮小,沒有中央組織、自由發展,信徒群體卻可以變得更靈活、更多元。因此可以用規模小、組織散、事工種類多來形容。

近年,有關教會轉向非建制化的討論漸趨成熟。例如在《有機教會》(Organic Church)就早已提出教會太著重活動及維持組織規模,應轉向以人為本,聚焦使命,以轉化世界為異象4。另外,《簡約教會》(Simple Church)5,以及最新出版的Simply Church6,內容傾向類似家庭教會模式的運作,倡議教會需要回到最簡單的組織,釋放信徒群體的創意與活力,來實踐大使命。

近年,對香港教會影響力較大的,應是 Ekklesia一書。作者開宗明義,針對教會停留在建築物內,定義了教會是「由個人組成、一星期七天廿四小時在全市『挨家挨戶』地運作、能帶來轉化的有機體,而非靜止的組織。」7從這角度看,教會是全天候履行使命,而且是不斷革新變化的群體。除了更全面從不同角度討論教會觀外,還提出了革新是一個需要不斷重啟的過程,免得新生有機的小教會重回成為靜止的建制組織。8

關係與使命主導的群體

上述的著作都具有實踐經驗,綜合而論,有兩個非常突出的共同點:關係主導與使命主導。

首先是關係主導。信徒群體並不是功能組合,而是彼此相愛的有機見證群體。這群體如果只有工作關係,或只是因為要維持組織功能而存在,紛爭內耗是必然的結果。教會本質上是重視關係的群體,人與神、人與人的關係復和,本來就是我們的信仰核心。

理論上,重視關係會表現在重視發展會友恩賜。這恩賜特質並不局限在傳統的事奉崗位,而是按個人召命領受,事奉方向是服侍主內的群體,也可以在職場甚至社區中的見證。發展個人恩賜特質,一方面在事奉神,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喜歡做的事,結果是更主動學習,同時更投入在這群體中。這是一些傳統堂會所忽略的,感覺受重視自然會更投入,過程中自己不單是一顆「小螺絲」,而是神的「祭司」,事奉就是在實踐「信徒皆祭司」的理想。

其次是使命主導。教會要建設的,不是宗派組織或建築物,而是社區。「無牆教會」針對的教會,只是為了維持教會建築,包括座堂、政治及社會影響力,資源時間在於維持事工架構組織、部份會友的想法,甚至教會在營運的商業活動等的現像。而所倡議的,就是進入社區實踐大使命。

小教會較能實踐使命主導,優點是以小組形式進行決策,透過同心禱告,各人領受從神而來的感動,以大使命作為決定行動的標準,決策過程簡單,但目標方向清晰。大使命是建立門徒為目標,而第一步就是傳福音。傳福音的形式不限,可以直接在職場或鄰里中分享福音,也可透過社區服侍來表達愛鄰舍的福音實踐。

雙重網絡發展的趨勢

身處在網絡世紀,每天全方位地被互聯網絡資訊包圍。由資訊接收到人際網絡與協作,都在即時通訊軟件中發生。近年已有一些研究指出,社交媒體的普及已影響到教會內的溝通及權力運用模式。以神學教義的教導及教會信息傳播為例,過往只有教牧發放的就是唯一的答案或解釋,他們表達的就是權威,不多被會友質疑。但這種「由上而下」的資訊已失去其權威,被無數網上的文章或影片取代。而更大的問題是,牧者沒有留意到這種變化,還在抱怨會友不受教!9

受到這兩年疫情的影響,教會開始更廣泛地利用社交媒體及網絡教學平台進行牧養工作。除了網上崇拜及各類課程外,最持之以恆的便是網上小組。更重要的是,這些小組在疫情稍為緩和的今天仍在繼續,而且還吸納了一些已離開教會的信徒,維繫了已經移居海外的弟兄姊妹。本來已是小教會的群體更不用說,線上線下可以同步發展。

另一個明顯的趨勢是更多的協作網絡。教會、機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協作由來已久。以往有組成新機構或一些聯盟夥伴方式共同推動事工,而小教會並沒有註冊成為組織,透過人脈關係以及社交媒體,結識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同學習,分享資源。這些網絡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或組織,只因共同使命走在一起。例如要在深水埗區參與基層事工及傳福音工作,便與當區堂會、社福機構,甚至政商界有心人仕組成合作網絡。

疫情下因應社區需要,更加速了這些協作網絡的發展。包括了同一社區的不同教會、專業團體,以及政商界的朋友,當中有信徒與非信徒。由於沒有層級關係,合作上彼此的空間及彈性較大,當然組織也會顯得鬆散,若是短期合作,問題不大。不過,正因為小教會的特色及發展的需要,這類協作網絡是非常普遍的。

傳統教會重拾動力的契機

以上所論,是過去二十年,特別是在北美發展的教會形態,部份已在香港發生,並且快速成長。不論小組數量、合作網絡平台以及事工種類,均以小型群體的形式出現。無疑,這種新形態,滿足了今日部份信徒群體的需要,釋放他們實踐召命的動力與創意。這正正就是傳統教會多年來未能突破的關口。我們不能說這是教會模式的更替,以新模式取代原有的教會模式。反而,兩者可以互補不足,針對不同對象而發展。

傳統教會能與這些小教會並駕齊驅嗎?宣教學者艾德.史蒂澤(Ed Stetzer)今年一月在美國《令日基督教》雜誌也曾提出這問題,他表示疫情使之可能10!的確,以往可能較多留在討論層面,過去兩年我們實際多用了網絡,不管是互聯網絡或是地區合作網絡,都像火一樣不斷燃燒。傳統教會若遇上信徒流失,也許需要在關係與使命上,重新檢視自己為何失去活力。

回到文首的問題,綜合以上所論,基督教會作為社會組織的影響力應會持續下降,但仍有她的重要性。環境改變只是催化劑,重拾使命與動力才是焦點。小型信徒群體滲入不同社區的角落,他們的影響力可能帶來更大的文化更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Christian Population,” Pew Research Center’s Religion & Public Life Project, May 4, 2021, https://www.pewforum.org/2011/12/19/global-christianity-exec/.
  2. Published by Y.T. Yoon and May 12, “South Korea: Problems of Organized Religion 2020,” Statista, May 12,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147995/south-korea-problems-of-organized-religion/.
  3. 胡志偉、劉梓濠編,《2019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0),第7頁。
  4. 高紐爾,《有機教會》(香港:高接觸出版,2012)。原版於2005年面世,自是類似作品在本世紀較早期的出版。作者後來再推出《教會3.0:為教會前途升級》(香港:高接觸, 2016)。是作者整合多年建立有機教會的神學反省。
  5. 湯姆.雷那、艾力.蓋格,《簡約教會》(香港:天道,2009)。
  6. Sim Dendy, Simply Church: Because It’s Not Meant to Be This Complicated (Waverley Abbey Resources, 2021).
  7. 艾德.史福索,《Ekklesia:尋回神轉化世界的器皿》(台北:天恩,2017),第8頁。
  8. Ibid., 306-307頁。
  9. 有兩份分別研究香港及挪威教會與社交媒體應用的論文可參考,分別是: Kendrew Yu, “Adoption of Social Media for Ministry by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DTL diss., Bethel Bible Seminary, 2019). Patrick Muriuki Wangari Kimaru, “Social Media and Church Communication — The role of modern technology in transformation of church interactions: A case study of Christ Embassy Church Norway,”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Oslo, 2019)
  10. Ed Stetzer, “Can You Be Both a Micro Church and a Large Church at the Same Time?,” Christianity Today, accessed July 16, 2021,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edstetzer/2021/january/can-you-be-both-micro-church-and-large-church-at-same-time.html.

原文刊於《城市心》第24期:https://issuu.com/rbchk/docs/rbc_newsletter_issue24_final

後繼無人下的選項

後繼無人也可以是改革時機。傳統做法是等,過去也教堂會合併,但其實還有其他選項,就回是復「信徒皆祭司」,今日網絡資源豐富,教導與屬靈裝備只是意願問題,基本的關懷牧養在信徒閶也可實踐。
Image by Gerd Altmann from Pixabay

◎呂慶雄

香港教會牧者荒的問題早已預見,部分堂會在過去回應乏力,如今後繼無人,下一步還有何選擇?無奈地看著堂會老化程度日趨嚴重、等待神蹟?還是積極革新或善後?

歷史告訴我們,堂會與機構作為地上的組織,會經歷老化、衰退,甚至在歷史中消失。服侍了一代人,是須要改變了,若跟不上改變而被淘汰也很平常。作為基督身體的教會,本來就不受形式所限,在不同文化處境教會都可用不同形式運作。教會可以現時堂會的形式運作,也可用別的形態存在。

堂會缺乏帶領者,第一個選擇便是結束或合併。我們不應把組織形式過分屬靈化,堂會組織形態的存在不是必然,更不是絕對的。初期教會先出現於會堂後在家庭,在加帕多家甚至是在地底下聚會,更不要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內地信徒在家中聚會,十年文革中都沒有受訓的傳道人帶領,教會仍不斷發展。

結束堂會,會友或要各自尋找聚會地方,或被安排到同宗派或地區不同的堂會聚會,但適應需時,宜及早安排。因為缺乏教牧而合併的堂會,過去數年也有發生。當然,合併的決定要有足夠的諮詢時間,會眾的情緒是重要的考慮。

後繼無人也可以是改革時機。堂會沒有牧人,一般情況下會由資深會友或長執暫代堂主任之職,以期待有朝一日聘得合適的同工,又或是自己的會友正進修神學,期待他/她學成歸來。但更重要的考慮是如何處理即時的牧養需要。大宗派有來自其他堂會的牧者可以幫忙輪流講道或施行聖禮,若沒有這些支援,會友在基督教圈子的人脈關係又或一些福音機構可以提供短暫支援。

不少海外華人教會長期缺乏牧者,以前便是透過不同福音機構製作的影音產品,如講道錄影及專題講座錄音帶等以應燃眉之急。不過,今日環境不同了,網上資源豐富,若要短暫滿足「資訊」上的需要應不會太難。疫情下,在網上聽道、聽聖經教導、專題講座已變得平常。我認識一些信徒領袖,就是在公餘時間透過閱讀書籍、參加短期課程及尋找網上資訊而成長的。

也有一些較為成熟的、甚至已達退休年齡的信徒,可與擁有不同恩賜的信徒分擔關懷牧養的工作,如傳福音、探訪、團契分享、代禱,甚至進入社區服侍,其實這些也不一定要有傳道人帶領。

較難處理的是聖禮方面。宗教改革把天主教的七聖禮只留下洗禮及聖餐禮,今日這兩項聖禮可以如何調整,要留待神學家們討論。至於其他禮儀,是否可以簡化?特別是一些獨立教會,禮儀程序本來就是相當簡單的。

可見的未來,信徒群體的牧養工作,可能更多由信徒領袖來承擔。若是可行,還在位的牧者可以更多賦權,鼓勵信徒自主學習。牧者除了自己肩負教導的工作,也可提供其他網上資源、推薦合乎本身傳統及神學觀的講道與釋經,讓信徒透過網絡得到真理的餵養。至於其他方面的牧養工作,牧者現在就可以與會友一起同工,並鼓勵對方以創意方法進行,或許日後可以帶領相關的事奉。

心態的轉變,是面對後繼無人現實狀況的第一步。

放手.復興

Image by HeungSoon from Pixabay

◎呂慶雄

近來教會圈子熱烈討論的議題之一,是如何面對青少年信徒的流失。其實這問題困擾教會多年,近年加上社會運動與移民潮,教會老化的情況更為嚴重。若沒有新一代接棒,教會的未來會怎樣?

這角度的思考是圍繞自身組織的延續,但從基督教整體發展的角度看,會否有所不同?

陳喜謙牧師(下稱「謙叔」)的《在這些年間:神復興的作為與學生福音運動》(香港:教新,2015年),提到香港五、六十年代的復興浪潮,由浸信會的學生工作開始,有幾方面的啟發:

(1)復興是神在人身上的作為。復興不是數字上的增加,而是人才的誕生。謙叔的遺作記錄了大量人名,不少是日後對教會、基督教機構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人物,他們的信仰根基在十多歲時已開始打下,二十多歲便起來承擔,甚至開創新的事工。復興與創新,很多時是同步發生的。

(2)復興不只是呼召信徒成為傳道人或宣教士,不少被謙叔「點名」的,後來在職場上都非常成功。在專業上有好的見證之餘,也熱心投入教會事奉。其中「聖保羅七子」事件中的主角(188-197頁),當日因為熱心傳福音而被迫退學,日後有成為醫生與律師的,甚至有以商人身份推動宣教的。因此,復興不止是教會增長,而是人的生命被燃點,在不同領域中活出召命,發光發熱。

(3)教會建制可以是助力,也可以是阻力。教會建制的意思是當時已擁有教會話語權的領袖,有些願意聆聽及支持年輕人,但也有視他們為「異類」的,直接導致一些年輕信徒離開教會。離開的信徒有加入、甚至創立新教會,同時也有人開展新的福音事工。又以學生事工為例,最大阻力的不是政府學校,也不是私校,而是教會學校(203頁)。不過,建制的阻力最終也無法攔阻神親自興起的事工。

從這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教會作為組織有所興衰,但神興起的領袖可以透過有別於現有的事工或組織,把福音使命的棒子延續下去。若組織未能適應新時代的轉變而脫節,年輕一代的離開也許是作新事的機會。

不能忽略的是,謙叔提到五、六十年代復興的歷史場景,是中國經歷接連的政治運動,不少難民湧來香港,社會並不安穩。包括謙叔本人也是從內地來港,離開了原有的社群,孤身一人在港讀書及領受神給他的召命,參與及見證了神如何興起新一代領袖的過程。而類似的故事在歷史中其實不斷發生。

當然,教會仍是要努力革新,不只是為了保留年青一代在教會,更重要的是給予空間讓他們發揮。不少能成功留住年青人的教會,並不是留住一群忠心的跟隨者,而是給予「發揮空間」,讓新一代領袖成長。

正在掙扎無人接棒的教會不妨從神國度的發展出發,重新接觸及祝福已離開的青年人,從實踐個人召命的角度鼓勵他們,也許他們的離開能為神國建立更多人和事。

負責任地離去

Image by David Mark from Pixabay

◎呂慶雄

在這裡討論過不少關於領袖傳承的課題,預計的退休潮再加上近日出現的移民潮,令傳承問題變得更尖銳、更迫在眉捷,需要再從多角度探討。

交棒者無論是退休還是移民,都必須負責任地離去。這最基本是指不要留下「爛攤子」給接棒者,即留下尚未解決的問題,例如債務、人事糾紛、不切實際的承諾等等。

財務

教會的債務問題主要來自購堂、擴堂或建堂後要償還的貸款,一般來說,問題不算很大。近來的移民潮帶走了一些穩定的奉獻,對欠債的教會則會有較大的影響,快將離任的堂主任更需要與接棒人詳細討論日後的財務安排。至於宗教機構,欠債並非罕見,而在人事轉變過程中,原有的支持者有可能會離去,如何幫助接棒者建立新的支持網絡,是離任者的要務。若有幸能留下大量盈餘,又或能設立一些基金或投資原則,都可使奉獻者安心。

人事

通常未解決的人事糾紛才是更大的問題。人事問題可來自一些「老臣子」,他們可以是接棒者的良師(mentor),以他們的經驗與人脈關係輔助新人,但也可能是阻礙新人發揮的人。也有因為交棒者不想面對人事問題,如個人紀律的懲處、要開除表現未達標的員工,而抱著不作為的心態把問題留給接棒者處理。須知道華人向來講面子、重視和諧關係,若「新官」剛上場就立時向老臣子「開刀」,恐怕只會對新團隊的士氣帶來負面影響。

誠信

此外,兌現承諾是建立信任的重要一環,若交棒者尚有大量承諾未兌現,當中甚至有不少是不切實際的話,可能會令接棒者備受質疑。他若否定相關承諾,會被視為推卸責任,若用空泛言詞搪塞過去,結果是連自己的誠信都破壞了。在特別強調「異象」、「應許」的宗教群體中,離任者必須釐清甚麼是個人想望、甚麼是可實現的計劃,甚至是神給予的異象方向;更重要的是要令接棒者及新團隊都真心認同這些異象、方向。

接棒者首要任務也不是定下甚麼鴻圖大計,而是小心審視交棒者留下的人、事、傳統等,哪些要保留、哪些要放棄、哪些要改變。然而即使是再精心安排的交接過程,也難免會有些由好變壞的「攤子」需要處理,要處理得好還要有意識地、清晰地、多方位地與各方人士溝通,釐清大家的期望。

而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交棒者,不能只想著自己離去後做甚麼、可以不做甚麼,而是要多為接棒者設想,要怎樣才可以幫助他/她持續或更好地發揮領導恩賜,延續神交付這教會或機構的使命。

不退不休可能嗎?

possible-4062883_1920

Image by Gerd Altmann from Pixabay

◎林榮樹

近日,與一位年屆58,但思想成熟、客觀、十分有智慧但又謙卑的弟兄交談,他更是執事會主席。他打算再過數年,便從工作崗位及教會的領導位置退下,好讓新人有機會上場,以新思維、新策略去領導教會。他的想法是一般人的想法,我也十分欣賞他不戀棧權位。

在社會上工作,到了退休年齡,高薪厚職的高層退下來,或可為公司帶來不少好處,但教會與社會不同,何須用同樣的思維呢?況且現代人即便已「登六」,但生理及心理上仍處於不俗的狀態,在工作上有豐富的經驗,在待人接物上有其智慧,人生亦有一定的閱歷,退下工作的火線,不正是有時間好好地去服侍主嗎?

何以要急流勇退呢?

當然,若領袖留在堂會,為的是要進行「雄霸天下」式的管理,要在堂會中指指點點,橫行天下的,就不如真的退下來好了。但若然留下來,可把自己的經驗、想法與新的領袖交流,與他們共同協作,那教會不是出現「雙贏」,能在有限的資源中有更大的作為嗎?

這有跟退休的牧者該否留在堂會一樣:他仍可牧養「老羊」,只是他所做的不再是眾人的焦點,亦不再在勤務上一馬當先,而是在這個屬靈的家,當個提點後進的前輩,令到在牧養領導上有點連續性。當然,這需要接棒的牧者有廣闊的胸襟與謙卑的態度才行。

事主何時有退休的呢?人生的使命何時有退休的呢?事主何時有退休的呢?退下事奉崗位才是教會一大損失呢!

傳承之後

networks-3017395_1920.jpg◎呂慶雄

傳承的問題估計會繼續困擾不少香港的教會或機構(下稱「組織」),其實,不少北美、澳洲等地的基督教組織(特別是那些由香港移民建立的),隨著移民減少,早已面對這問題。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八十高齡的領袖重出江湖並非罕見,堂主任/總幹事長期出缺也很普遍,有些組織更由董事義務擔任總負責人,直到其終老。不少成功交棒的個案,由粵語主導變為普通話或英語主導。在這環境下,要事工能延續,改變似乎是必然的事。

我們強調的是「使命傳承」,而不是把組織永續下去。若組織完成了它的使命,又或領導人沒有意識因時制宜,便可功成身退或惟有關門。即或能成功交棒,很快又要面對下一輪的傳承關口。若已有良好傳統可跟從的,問題當然不會太大。但現時若是經過千辛萬苦才能交棒接棒的,該做些甚麼才能讓下一輪易過點?

我們必須牢記:基督教群體是以關係為先,制度為輔。不論行政系統多完善,若出現重大的人際關係因素,制度、系統都可讓步。那麼組識該行使紀律還是講愛心包容?這老掉牙的問題也許要到新天新地才有肯定的答案。不過,大體上組織都是愛心先行,紀律為輔。

在這樣的環境下談傳承後要建立的,也許就是新一代的文化。傳承不只是崗位的交接,更重要的是初創時的使命如何在新一代手上延續,且要注意權力交接是否暢順、組織文化如何更新。

上任主管若在眾人心目中是個好領袖,他/她留下來的做事風格、制度並不易改動;而原有團隊如何配合也是影響這變動的主因。因此,重整團隊與創新事工便是傳承後必要的工作。

重整團隊可有不少選擇,先是如何處理原有核心班底。聖經中所羅門王的繼任人羅波安,拒絕聽從先王謀臣的看法,卻採用自己班底的建議,最後導致國家分裂(王上十二1-19)。這事反映新領袖與舊團隊的兩個問題:(1)新領袖不聽舊臣子的進言;(2)新手上場危機意識薄弱,隨時引致大災難。

不少外國組織在領袖換班後隨即改朝換代,棄用舊臣子而安插自己人進入管理層。新領袖與新團隊大展拳腳,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換班太快,等同放棄舊有經驗,風險自然較大。較健康的做法是,舊臣子與新領袖協議一個交接期,待新班子漸漸成熟,可讓舊臣子體面地退去,這便是真正的傳承終結。當然,這裡假設了繼任人較年輕,未來至少尚有十至十五年以上的時間領導整個組織。

事工創新也是一個過程。推陳出新並不能一蹴而就,一帆風順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以新的形式與方法來延續古老的使命,有時最難界定的是:甚麼是不能改動的優良傳統?甚麼是不合時宜的陳舊做法?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卻不能忽略計算箇中的風險。羅波安施政,沒有計算或看到的就是人民對多年被奴役累積下來的不滿,改變的契機是停止工程,可是他卻不聽民意,反其道而行。

上文提到基督教群體多以關係為先,所以改革也必須注意人際關係的因素。大抵不少組織內的成員都預計了新人事新作風的出現,縱然新領袖要放棄舊有制度文化與人事,如何讓這些舊人舊事能感到被尊重、能體面地離去,是接棒後的大事。

傳承的成與敗:中期小結

wood-8196_1920.jpg

◎呂慶雄

我們在2012年提出近幾年是香港教會的退休潮,這兩年,堂會與機構(以下稱「組織」)陸續針對接班需要作出不同的方案或策略調整。筆者相信,經過這幾年「密集」的人才荒後,組織的領袖應學會交棒與接棒的長期部署,並已從經驗中學習,把這寶貴的功課建立為恆常的人才預備系統。

本文嘗試為這幾年這些「組織」作一小結,稍後再提出未來幾年的需要。

過去六年,成功交棒的組織有幾個共通現象:

組織早已有預備,主管同工正式退休前至少五年已開始具體部署,包括向各持份者表示以五年為限,期間要物識、甄選、訓練接班人,以及先對內,後向外宣佈相關決定及時間表。期間,主管逐步引退,讓接班人一步一步走到台前。若接班人在期間得到團隊其他成員支持,經過適應期便可全面接任。

按這些退下來的主管分享,他們退休前十年已開始部署,留意內部有沒有具備潛質的人才,找到後便開始培訓。他們若沒有「太上皇」、「太后」的不放權心態,便堅決只作一人的教練或顧問,其他人向他/她提及組織的事,他/她一概不回應,只回應接班人的提問。他們也有選擇轉到相關組織服侍的,既能延續事工及其影響力,又不影響接班人的發揮。

傳承不一定因為退休,有些組織想有新發展或突破,而年資長的主管願意配合,主動退下來。在這種情況,傳承的過程往往較為順利,主要原因在於異象方向清晰。退下來的知道個人發展方向,沒有苦毒;接班者也知道有新的挑戰在前面,而舊有的支援並未退減。這種交接是發展性的,能帶來更大動力去克服困難。

有些組織在傳承的過程中並不順利,便從內部提升一位同工,作為過渡性的安排,通常在其職銜前會加上「代」、「暫代」、「署理」等稱謂。這可以是接班的過程之一,也可以是暫時的安排,待他日能找到「真命天子」時便退任。

從外面請來「空降」接棒的也有,但不算多。這種「空降」式的接班,成功率相對地低。較常見的做法,是先請「空降」的接班人作副手,若這副手未能在方向、團隊文化及做事方式等彼此協調,有機會不歡而散。

未能成功傳承的原因也不少:

部分堂主任明白問題所在,但礙於堂會工作太忙或未能與長執取得共識,未有視解決傳承問題為首要工作。又或許,牧者長執心態上仍期望「船到橋頭自然直」,堂主任退休後神會預備繼任人的。

更多組織面對的就是人才荒,特別是十人以下的小機構、百人以下的小堂會,內部找不到合適人選,而外面合適的人才又早被鎖定或不會離開現時的崗位。

不願退的情況也有出現。主管到了一定年紀仍不願退,認為沒此必要,甚至說事奉是一生的事,根本沒有退休這回事。同時,組織內不想主管退的成員也有不少,這些主管可能是組織的創辦人,成員樂於接受他/她的帶領。就算他/她到了七、八十歲,是時候退下來,仍有為數不少的支持者認為他/她至少應擔當「精神領袖」的角色,事無大小都要得他/她肯首,這就不止是精神領袖那麼簡單。

從以上所見,傳承的成敗與組織有否長遠規劃有關,而這規劃需靠主管,即堂主任或機構總幹事提出。也跟組織的文化及團隊成員有關,若主要成員沒有達成共識,傳承問題只會一拖再拖。

陪跑教練與生命師傅

runners-802904_1920.jpg

◎呂慶雄

用馬拉松來比喻人生旅途並不是甚麼新鮮事。由不能跑,到逐公里突破自己,是個不輕鬆的旅程。每次完成指定目標,信心增加了,又想挑戰下一關。人生的旅程也一樣,難關難過關關過,不論是人際關係、自我成長、信仰歷程、職場生涯等等,過了一關,成長了,又要準備迎戰下一關。過程中,若有前輩提點,甚至有教練同行,可減少走冤枉路與受傷的機會,增加追求更高成就的機會。

今年三月完成了耶路撒冷馬拉松,那是「證主」主辦聖地團40年來的第一次。我構思這聖地團主題,是想透過具體生活場景,思想主耶穌成為肉身與我們的關係。我也湊熱鬧參加了十公里賽事,意想不到的是,在過程中我也體會到「陪跑教練」的幫助與啟發。

多年前我跑過渣馬十公里賽,當年有點雄心想繼續跑,但因膝蓋有微傷而被勸喻以游泳代替跑步。這次適逢其會,不但有跑全馬經驗的好友同行,出發前又得他們適時的指導;另在好友兼「陪跑教練」吳楊成醫生的指導下,我的跑姿改善了、速度與呼吸調整了,在比賽上落斜路的步幅合宜,結果除了膝蓋不再痛外,更輕鬆地完成十公里賽事。

吳醫生說:「現在,所追求的反而是意義。我認為真正的意義在於建立他人,幫助他們成功 。這也是為什麼我自己在教會小組裏推動這一個活動,推動他們去達成他們的理想和目標。不是為自己,就是讓他們成長,讓他們成功, 甚至成就比自己更加出色。

作為領袖,我們的角色就是將我們所經歷過的 經驗心得 和他們分享,同時也在他們 真正的旅途上與他們同行 。雖然路還是要自己跑的,但當知道有人同行的時候,他們就不再擔心了。」

透過他,我再次看到助人成功的具體模式。陪跑就是按著學員的情況一起跑:他快了要拖慢,出錯時要提醒,且要觀察對方的肢體動作,找出適合對方的訓練計劃與進度標準;最重要的是適時給予具體的鼓勵。因教練有親身體驗,明白最難過的關口在哪裡,所提的意見與鼓勵不是憑空想出來的,而是過關的要訣。陪跑教練的目的就是要助人成功,而不是追求自己的成功。

生命師傅就是助人成長、助人成功的陪跑教練,兩者至少有以下四個共通點:

1. 具體的工作與生活智慧:生命師傅的人生智慧是學員所仰慕的,而這些智慧是經年累月留下來的成長本能,師傅有了個人故事,學員才會甘心跟隨學習。

2. 用心觀察學員的進度:不論在事業上、生命素質上出現偏差時,便要指出關鍵問題,並建議可行的改善方法。當然,學員也要甘心順服學習,努力嘗試才能有所獲益。

3. 貼心同行:每個人所走的路有不同,但總有些相似的經驗可作參考。在跑道上要戰勝的是自己的意志,能堅持便有機會完成。生命師傅雖不能代替學員去撰寫他們的人生故事,但同行者的說話與眼神,甚至適時扶一把,都是學員最有力的扶助。

4. 慶祝共享:在終點有人與你慶祝、為你高興,甚至分享成果,是每位參賽者最大的鼓勵。拿了獎牌卻沒有人知、沒有人分享這刻的喜悅,這挫敗感可能比不能完成賽事更大。生命師傅就是那位與學員一起慶祝的人,更藉此鼓勵學員成為別人的生命師傅,以個人的經驗引導更多人,少走冤枉路。

是次經驗最讓我感動的,是吳醫生跑完半馬後見到我起跑不久,便追了六公里來找我,陪我跑後一段。最後一段的上落斜路原來是最辛苦的,未跑過不知這路有多長,跑過的便帶來盼望,具體知道要「捱」多久才到終點。事實上,未到最後三百米是看不到終點的,他的提醒讓我輕鬆到達終點。

但願更多人在人生的旅途上可以輕鬆地到達終點。

金齡群體的牧養

teapot-680552_1920.jpg◎劉忠明

不管是學生、初職、伉儷、金齡,還是長者,牧養的目的都是盼望所服侍的群體可以持續成長,在靈裡與神親近,在人際關係上與人和睦,心靈在有需要時得到安慰,在社會上有好見證,發揮信徒的影響力;然而如何落實不離地的牧養,則要從他們的特定情境和需要入手!

金齡群體中有未退休和已退休的,他們的處境有相同之處,也有差異的地方。差異主要來自事業階段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考慮和擔心;相同的,可能是父母兒女的健康不論何時也可出現問題,不分年齡、性別和職業!

對於還未退休的群體來說,他們的掙扎是如何使用剩餘的日子在事業上繼續努力。他們都知道終有一天要離開工作崗位,但何時才是退休的最好時機呢?具體來說,他們要考慮的是經濟和生活的問題,已婚的,還要問夫妻是否應該一齊退休。

在經濟上,應該要有多少錢才可退休呢?這當然沒有甚麼標準,但當沒有收入卻仍有日常生活的支出──要交管理費及水電煤等、要供養父母、交子女的學費;旅遊可以花多少?在醫療保險和投資上如何抉擇?更難決定的還有每月應奉獻多少,沒有了收入怎樣做什一奉獻呢?這些都要有計劃,要有聖經原則和專業知識,牧者不能只對他們說憑信心便可過活。牧者怎樣教導他們作好計劃,同時不要過度憂慮生活所需是牧養的挑戰。而一些經濟上較缺乏的群體,堂會有否適當的機制作出支援?

另外對未來不確定的事會有恐懼,這要有心理上的適應。退休是要拋棄一些固有的生活模式,迎接自我計劃、自我控制的生活模式,這種好像很自由卻沒有規律的生活,不是人人都嚮往的。若沒有值得投身的方向,每日的生活便好像在浪費時間。更有些人總是捨不得工作所給予的安全感和滿足感,要他們放棄亦很困難!

在面對退休時,這群體對經濟、生活,甚至對自己的身體健康也難掌握,好像一個人生階段快將完結,仍未知下一步通向哪裡。牧養的目的便是為他們提供各式各樣的支援,以減少他們的憂慮,加強對主的倚靠,此外,也要幫助他們作出各種合神心意的具體決定和改變!

其實神在創造時並沒有給予亞當在工作上有退休的機會,他一直要做耕種和看守的服侍,只是工作地點由伊甸園轉到其他地方,直到死亡。所以今天所謂的退休,只不過是由某種全時間的職業轉到另一工作崗位和內容,減少為了生活糊口而投入的時間、體力、腦力,進入希望是更有意義的生活新階段。退休是要作出一種生活模式的改變,基本上不過是生活轉型!牧養便是和這群體同行,和他們一同尋求可以繼續「耕種和看守」的服侍方向,回應神對他們的召命。

除了和這群體同行,紓解他們面對轉變的困惑和不安之外,還要協助他們面對正在做的工作。這事業生涯的末段並不一定是落日的餘暉,亦可以是燦爛的完結。有影響力的信徒可以留下甚麼遺產禮物(legacy)給公司和同事?這不一定是甚麼豐功偉績,值得緬懷的大行動,可能只是良好的做事習慣、培訓好接班人,又或是曾經在工作地方開查經班、祈禱會,甚或對同事小小的恩惠和關懷等。這些都是金齡群體特有的見證機會,不是初職人士可以做到的。亞當整個人生都是看守大地,金齡群體各自在不同的崗位可以做甚麼呢?

無論如何,神是希望我們有意義、有果效地在這世界做門徒,直至見祂面。這是年青、成年時要有的態度,到金齡時更不可鬆懈,堂會裡的牧養亦要以培育門徒為主調,要思想金齡門徒的特質,不能抽空地說牧養!

功與過如何相抵?(下)


◎呂慶雄

功與過就如一個錢幣的兩面。郭士立擔任公務員,用薪金來支持傳教工作,使信徒人數快速增長,是功,但也有過。

早期的宣教士要來華甚艱難,他們都需要一些「身份」才能留在中國。跟馬禮遜一樣,郭士立先加入了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當翻譯,後來他也承認曾犯下參與賣鴉片的錯誤。早期香港有些教會的物業,樓上是敬拜神的地方,樓下卻是賣鴉片的煙館!一方面傳福音,另一方面卻容許賣鴉片,前者是功後者是過,可以相抵嗎?

郭士立參與起草〈南京條約〉是身不由己?因為他懂中文,在政府部門當翻譯,這原是無可厚非,但在民族主義高漲之時,本地人會如何看待這些「帝國主義的鷹犬」?

福漢會在四、五年間,信徒增加至接近二千人,而大部份同工也是本地人。換句話說,由信主到成為教會同工不會超過四年。有報告說,他的同工背景複雜、良莠不齊,曾與福漢會合作的差會亦因此與他們割席。此外,巴色差會(崇真會)及巴勉差會(禮賢會)都曾跟郭士立合作,後來卻因為立場不同,難以合作而分道揚鑣。不論是福漢會或中國傳道會,在郭氏離世後便相繼關門,他們都屬一人一時的差會/機構,沒有傳承可言。

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及馮雲山等是在廣州透過梁發認識基督教信仰,據聞馮雲山是受教於福漢會的同工,後主力在廣西發展拜上帝會。不知是否因太平天國的一些要員是透過福漢會的福音工作而信主,又或郭士立的文字報告影響力太大(或是憑信心「作大」?),戴德生就是誤信太平天國是中國的基督教政權,是傳福音的好時機而提早到中國。

戴德生創立內地會之前,得不到中國傳道會屬靈上的支持,也沒有穩定的奉獻,正面說是讓戴德生經歷及學習信心功課,但也可說是因為差會管理不善,令前線傳教士潦倒過活。內地會成了不主動籌募經費的信心差會,與戴德生在中國傳道會的經歷不無關係。

對於教會領袖犯錯,我們必須認清:

不能因為一人一時的過失,徹底否定他/她所作出的貢獻。同樣,也不能因為一人一時的建樹,無視他/她所犯的錯。

作為領袖,既有權力又有影響力,別人對他們的要求必然更高。知名領袖在特定時空必有貢獻,否則也不能用「知名」來形容,但領袖不是神,不能永不言退,而是要知所進退。要知道自己身處何方,最要警惕的又是甚麼,像保羅所言:「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腓四12上),在失敗處要知道出路在神那裡,在成功處也要知道魔鬼在虎視眈眈。也許事工迅速發展之時,也是領袖最危險之時。郭士立的順境,也許是導致他犯錯的原因。

鑑古知今,今日不少教會領袖跌倒,都是發生在他們成功之時、事工快速發展之際,故不可不慎。要記住:功與過,是不能相抵的。

 

開荒‧傳承‧拓展(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