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慶雄

我不用影響力來定義領袖，卻可用來衡量領導成效。領導成效並不是你做了多少，而是多少人與事因為你的領導而改變，而這些改變又帶來多長遠的影響。

基督教圈子有不少名人，上一代的葛培理、斯托得都是具深遠影響力的領袖典範，他們影響了不只一代人。葛培理留下的屬靈遺產是他的著作、透過他佈道信息而改變的數以千萬計信徒。此外，他與斯托得合力推動的福音會議，直接影響當代的宣教運動。他們於1974年發起「洛桑世界宣教大會」，後由斯托得起草了「洛桑公約」，這公約至今仍是世界宣教運動的指導性文件。

而由斯托得成立的「靈風基金」（Langham Foundation），支持世界各地的神學教育，讓「主體世界」（Majority World，前稱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的教會領袖有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多年來因著靈風基金的支持，成功取得博士學位的領袖，在學成後回到自己的家鄉，繼續透過教學、研究與出版，把基督教由西方中心轉移，發展自己國家與地區本色化的神學與教會事工。未來，主體世界能更多元化地發展本土神學，斯托得的影響應記一大功。

今日，同樣有不少世界級的基督教界名人，把他們的經驗與著作輸出到不同的國家。只是，有些人無視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不允許當地同工作任何文化適應性的修訂。尤有甚者，他們無視當地教會的領袖與傳統，以「插旗」方式把自己的事工模式複製到當地。這種思維與做法，被稱為宣教界的殖民主義，又或文化自義。

現今宣教世界重視建立本地人，以本土方式表達基督教信仰，而在使徒行傳中，也不難發現保羅處處培育當地同工承接福音的棒。可惜，如今不少由當代深具影響力同工創辦的事工後繼乏人，不難發現，這類領袖的影響力大多只停留在他們在生之時。

我們如何衡量領袖的影響力？至少可從四方面來看：

第一：跟隨者表現

第二：所屬組織的影響力

第三：所在社區與或城市的認受

第四：國家甚至國際社會的迴響

有別於時下不少的想法，我沒有從個人能力來評估領袖，這是領導力的本質問題。被定義為領袖的，必須要帶領別人達到目標成效，只談個人特質與能力，對別人沒有產生深遠影響，他/她可能是英雄，卻不是領袖。回看葛培理與斯托得，在上述四方面的影響力都毫無爭議。